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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阿勒克西.德.托克維爾

為何法國人先要改革,後要自由

人們很早就開始動搖政府這座古老的大廈,它已經搖搖欲墜,但還沒有涉及自由的問題。伏爾泰幾乎不去想它。在英國生活的三年讓他看到了自由,卻沒能使他愛上自由。英國自由傳播的懷疑論哲學令他欣喜,其政治法律卻很難打動他,他發現英國的政治法律缺點比優點多。他關於英國的信劄已成為傑作,而議會是他在其中談得最少的。其實他相當羨慕英國人的學術自由,但卻不怎麼關心他們的政治自由,好像沒有政治自由,學術自由也可以永存似的。

哲學家在治國問題上,幾乎沒有擺脫那些非常普遍且非常抽象的思想;政治經濟學家雖然離不開理論,但更接近事實。一些人講述可以想像的事,另一些人則指出需要做的事。大革命要徹底廢除的所有制度都成為他們攻擊的目標,沒有一種制度能搏得他們的好感。

此外,從他們的著作中已經能看到我們十分熟悉的那種民主的革命性格。他們不僅憎恨某些特權,對於區分階級簡直是深惡痛絕;他們崇尚平等,即使是受奴役也要平等;妨礙他們實施計畫的事物都必須掃除;契約很難得到他們的尊重,他們不看重私人權力,或者更確切地說,在他們看來早就不該有私人權力,只有公益事業。

政治經濟學家對舊事物不屑一顧。「數世紀以來,國家一直受某些錯誤原則的統治,好像一切都是偶然造成的。」勒特羅納說。他們從此一觀念出發,所有在法國歷史中已牢牢紮根的古老制度,只要有一點令他們不滿、有損其計畫,都成為他們要求廢除的對象。

在自由制度的觀念在他們腦海出現之前,政治經濟學家就已具有大革命進行的所有社會和行政改革思想。他們積極宣導食品自由貿易以及工商業自由放任政策,但是嚴格意義上的政治自由,他們並不關心,甚至當政治自由偶爾在他們的想像中出現時,他們的第一反應是加以排斥。

大多數人一開始就對評議會、地方附屬權力,以及不同時代在所有民族中建立的、旨在制衡中央權力的所有平衡力量持敵對態度。魁奈[1]說:「在政府中設立平衡力量的制度是個有害的想法。」魁奈的一位友人也說:「人們設想平衡力量制度所依據的那些哲學思想都是虛幻的。」

他們為反對濫用權力而發明的唯一保障機構就是公共教育,因為按照魁奈所說:「國民受到啟蒙,專制制度就不可能產生。」他的另一位弟子也說:「濫用權力導致的惡果令人震驚,人們於是發明了無數毫無用處的方法,卻忽略了唯一真正有效的途徑,便是把司法本質和自然秩序放進長期普遍的公共教育中。」他們試圖以這種文學性的、混亂難解的話,來取代所有政治保障。

法國的政治自由久遭摧毀,政治自由的條件和效果如何,人們幾乎再也想不起。再說,遺留下的那些不成形的殘跡、以及似乎是用來代替政治自由的種種制度,都使政治自由變得令人懷疑,並使人們經常對它產生偏見。那時還有三級會議,但大部分形式陳舊,思想還停留在中世紀。非但無助,反而阻礙社會進步。最高法院是唯一負責代理各種政治團體的機構,不但無法阻止政府作惡,還常常妨礙政府行善。

借助這些舊的手段來實現他們設想的大革命,在政治經濟學家看來是不可行的。讓已經成為革命主宰的平民來實現他們的種種計畫,此想法同樣讓他們不滿意,因為很難讓全體人民接納並追隨一個如此龐大、各部分關係如此緊密的改革體系。他們覺得利用國王的政府來實施自己的計畫更容易,也更合適。

這個新政權不是脫胎於中世紀制度,也沒有中世紀制度的痕跡。儘管它有種種錯誤,政治經濟學家卻在其中發現了某些好的傾向。和他們一樣,新政權也出於天性,對地位的平等和法規的統一表示讚賞,也對所有出自封建制度或趨向貴族制度的舊政權深惡痛絕。像這樣組織良好、強而有力的政府機器,在歐洲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對政治經濟學家來說,在法國遇到這樣的政府簡直是天賜良機。如果那時也像今天這樣時興讓上帝干預一切的話,他們一定會說這是天意。勒特羅納說:「法國的形勢比英國好太多了,在法國,瞬間就可以完成改變整個國家狀況的改革,而在英國,這樣的改革總會受到黨派的阻礙。」

因此,關鍵不在於消滅這個專制政權,而是要使之徹底改變。梅西埃.德.拉.里維埃[2]說:「國家應當按照基本秩序的法則進行統治,如果是這樣的話,它應該擁有無限權力。」還有人說:「國家必須認清自己的職責,然後就可以讓它擁有充分的自由。」從魁奈到修道院院長博多,你會發現他們都是同一類人。

所謂的民主專制是一種特殊的專制形式,中世紀時仍聞所未聞,但到了政治經濟學家這裡已經習以為常。社會不再畫分等級,不再有階級的標記,不再有固定不變的地位。人民皆由差不多相似且完全平等的個體組成,這個混雜的群體被認為是唯一合法的主宰,但所有能使他們領導甚至監督其政府的權力卻都被剝奪了。他們之上有一個不可取代的代理人,此人能以人民的名義做任何事情,無需徵得其同意。監督這個代理人的是無形的公眾理性,對他做出裁決的則是革命,而不是法律。他在法律上是一個從屬的代理人,實際上卻是個主宰。

闊別巴黎已久的伏爾泰以為公眾精神還停留在他離開時的樣子,然而卻不是這麼回事。法國人不再只是希望政府進行改革,他們開始想親自處理事務。顯然,已做好全面準備的那場偉大革命即將爆發,不僅得到人們的擁戴,還由人民親自發動。

我認為,從這一刻起,這場將使無論舊制度好壞皆統統滅亡的徹底革命,已不可避免。還沒有做好充分準備的人民,既要實現全面改革,同時又不摧毀一切,這是不可能的。專制君主倒是可以成為危害較小的改革。對我來說,當我注意到這場革命在摧毀眾多與自由相矛盾的制度、觀念、習俗的同時,卻也廢除了自由賴以存在的許多其他東西時,我始終認為,如果革命由一個專制君主來完成,而不是以人民主權之名由人民親自發動,我們或許更有可能成為一個自由的國家。

當法國人對政治自由的愛好重新被喚起時,他們已經設想出不少有關政府的觀念。這些觀念不僅與自由制度格格不入,而且幾乎是勢不兩立的。

在他們的理想社會中,只承認人民;除了公務員,沒有其他貴族階級。一個擁有無限權力的政府領導著國家、保護個人。他們既想成為自由人,又不願拋開這個觀念,只是試圖將此觀念與自由的觀念相調和。於是,他們試圖將一個無界線的中央集權和一個有裁決權的立法團體合在一起:官僚行政和選民政府。作為整體的國民擁有所有權力,作為個體的公民則被限制在最狹隘的附屬地位中;對國民,人們要求其具有自由人民的經驗和美德,對公民,則要求他具有忠誠的僕役品質。

我知道,當人民沒有好的管理者,自然而然就萌發自治的願望。但這種對自由的愛只是根源於專制制度引發的某些特殊而短暫的弊端,向來不會持久,必將與引發它的偶然事件一起消失。人們看來好像是熱愛自由,其實往往只是痛恨主宰。為自由而生的民族,其所憎恨的,正是依賴的痛苦。

古往今來,某些人如痴如醉地眷戀自由,是因為自由的誘惑力,及自由本身的魅力,與自由帶來的利益沒有關係。這是在上帝和法律的唯一統治下,能無拘無束地說話、行動、呼吸的快樂。誰在自由中尋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東西,誰就只配受奴役。

註釋

[1]魁奈(François Quesnay, 1694-1774):法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奠基人之一,重農學派創始人和重要代表。

[2]編注:梅西埃.德.拉.里維埃(Pierre-Paul Lemercier de La Rivière de Saint-Médard, 1719-1801),法國重農主義者。

※ 本文摘自《舊制度與大革命》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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