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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湯舒雯

我希望讓人喜歡。我想讓所有人都有所期待。我想滿足大家。我最大限度準備,我要一個富於期待的開頭,眾弦俱寂,二管雙簧,三把小號,長笛短笛各一,鑼鈸扶正待響,指揮的手勢正於虛空拈起,又一架飛機從巴爾的摩機場通知塔台要起飛,一個樂團的編制已待命,絨簾將揭,樂聲待響,一個故事要被說出,一個時代隆重將開場。
──陳栢青,〈巨嬰時代〉

我認識陳栢青時他已經成名。第一次見面時,他劈頭就問我:「你為什麼還不出書?」我的回答是:「你又為什麼還不出書?」這個話題有如自殺攻擊,後來在我們的各種對話中地縛靈般盤桓不去,一再重演,難以投胎,就這樣貫串了我們的交情。

可是這麼多年了我還是不清楚栢青究竟為什麼不出書。他是那個寫得最快的人。三天兩萬字、十天八萬字,他說寫就寫,而且在寫得快的人裡面,他寫得最好。所以他是那個在文學獎最盛的年代裡,最無役不與、無戰不勝,獎金累計據說已突破七位數的人;他也是那個不管提到「七年級」或「八○後」的台灣作家都不可能被跳過的人。他左手寫散文,右手寫小說,左手還分紀實與虛構、右手還分雅與俗,他什麼主題都可以寫、什麼身份都可以在文學中扮演。他那麼花心,閱讀量之大品味之駁雜,豔冠群雄,幾已到了暴食的地步;然而他又那麼專情,他的人生至此、放眼望去,似乎只在乎「寫」這件事。即使是推理小說的導讀、金馬影展的手冊、文學雜誌的匿名評論……只要是文字,只要是關於「寫」,他就有經驗,他都能勝任。或許正因如此,當同輩文藝青年多半還殷殷複述前輩「獻身於文學」的文字煉金/姿態術心智圖時,他已經是那個只談論技巧與方法、操作與表演,企圖透過拆解鐘錶內裡,去抵達時間之謎的那個人:對他而言,鐘錶不是時間的附庸,鐘錶就是時間;文字技藝不是文學的附庸,文字技藝就是文學。

「而別人的故事,那一切。關於書寫。關於體驗。我都已經知道了。」

「……那些都已經發生過了。被電視演過了。被遊戲玩過了。被我寫過了。我這一生都在演,都在寫。誰都寫這個,誰都可以看這個。不看也無所謂。不寫也無所謂。不是你寫也無所謂。一切只是細節變化的問題。一切只是順序排列的問題。」

有時候他談得太多了,也會引起我的厭煩。就這一點而言,即使是這樣相熟的朋友,我們彼此都一清二楚,如果要在同一個光譜上定位各自的品味審美或文學理念,我和栢青一定相隔遙遠,只能分踞光譜的兩端(但這種分類學的概念本身就深受栢青影響,不啻是我們友誼的見證)。然而我油然而生的厭煩亦可能充滿問題(problematic),時常需要自我提醒:或許不是栢青談得太多,而是過往台灣純文學作家或文壇都對這些方法論談得「太少」了:我們仍然喜歡聽作家談論「靈啟」勝過「模擬練習」,喜歡看見作家展現他們的「天賦」,勝過展現他們的「經營」。我們將文學或文字藝術供上神壇,使其神秘化或宗教化,在一個已經沒有神的年代,我們就太害怕作家成為一個「匠」。

「我這一生也不過如此,不停的扮演,扮演不會扮演,扮生裝懵,乃至有那麼一刻,我自己都困惑了,困惑於我知道我不知道。或我其實不知道我知道……」

我想以栢青的聰明才智,這些他都明白,可是即使他自認再會扮演,似乎也無法成功扮演一個符合古典理想的那種寫作者。他太著迷於文字作為一種「物質」和「遊戲」本身所能帶來的愉悅;排列遊戲,捉迷藏遊戲,說謊遊戲……一個詞牽引另一個詞,上一個意象帶出下一個意象,無盡的引譬連喻,眼花繚亂目不暇給;太多,太用力。然而這不是他的文學,這是他真正說話的方式。他就是我們的時代。他愛笑愛鬧愛漂亮,人裝瘋賣傻,說話真真假假,面對討厭的人,還表現得特別討好,我站在旁邊看,稱他這個叫作自我人格毀滅傾向。喜歡說色色的笑話,就像他寫的那些色色的故事;喜歡誇大,特別喜歡誇大自己的衰小。喜歡在面對人的時候,表現地瑟瑟得意,然而我始終還站在旁邊看;總是這種時候,我知道他心裡其實正瑟瑟發抖。他誰也傷害不了。

「說到底,我希望所有人都喜歡我。誰不希望如此呢?……我經常超過自己能接受的限度去做別人希望我做的事情,嘴巴上說沒關係,其實牙齒尖緊緊抵在一起,心裡有一種無法穿透的痛。……輕描淡寫裡都是血痕,越是不經意,其實很在意,最驕傲,最卑微。」

「真希望誰都喜歡我。」
「我只是想要愛啊。我說,在我身體裡,有一頭愛的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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