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我們還沒有面對的勇氣，那事件便是永遠徘徊不去的幽靈

文／胡發雲

一九八四年，我的職業寫作生活開始的時候，便動了寫《迷冬》念頭—那時，離文革爆發已近二十年—當年那一群夥伴以及周邊的各色人等，一直刺激著我的創作衝動，我想寫出一個我所見所聞所思所想的真實的文革。
　　
春寒料峭，乍暖還寒，前景充滿了各種不確定性。《迷冬》寫了五六萬字的時候，我決定停下來。我知道，我還沒有把握住那個波譎雲詭的時代，我還沒有清除多年來盤踞在我腦子裡的那些連自己都沒有發現的魔障，我還被眼下這樣的所謂「新時期」、「大變革」困擾著。換一句話說，我還有著期待。
　　
直到一九八九。我終於明白了，這個時代，從本質上來說，沒有改變。
我決定，回過頭去重新審視我和我的祖國這數十年的風雨歷程。

我慶幸在八十年代沒有將《迷冬》太過草率地寫下去。一個沒有弄懂「文革前史」和「文革後史」的人，是不可能弄懂文革的。我開始重讀文革，閱讀大量的史料，拜訪很多當事人，和那些對文革有獨立思考的友人探討。努力以局外人的身份，重返文革現場。以一種更加超然的眼光看它。
　　
一九九四年我走進了通往世界的互聯網，那時，封網技術還沒有今天這樣完備而強大，我看見了幽微的歷史深處，許許多多的碎片，漸漸拼接出一幅幅真實的歷史原圖。

那些個在文革中受盡磨難甚至死去的人，很多也曾用同樣的方式折磨過別人、並讓別人死去。那些控訴四人幫剝奪了他們受教育權利的紅衛兵小將，當年曾率先提出廢除高考，那些被譽為祖國鋼鐵長城的軍人，曾是文革中權傾一時生殺予奪的人，無數的冤案都出自於他們之手。而無數進入新時代的幹部，恰恰是文革時期被提拔起來的，並留下過種種劣跡。至於那些文革初期，對那些毫無反抗意圖更無反抗能力的「階級敵人」進行過戲謔般虐殺的人們，早已掩埋好了自己那一段歷史，進入「第三梯隊」準備接班了。當然，更多的是普普通通的民眾，他們豪情萬丈投身文革，傷痕累累走出浩劫，懵懵懂懂中就這麼丟失了十多年歲月也丟失了日後的前程，等待著一次又一次被邊緣化的命運。

一九九五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文革研究專家徐友漁先生，向我約寫一篇自己在文革中親身經歷的文章。在那之前幾年，徐友漁先生由哲學家萌萌介紹，曾來武漢與我做過關於文革的長談。於是，我給他寫了一萬多字的紀實散文《紅魯藝》—這就是《迷冬》的前身。當時，文革已成敏感領域。幾經磨難，那部名為《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在一九九六年文革三十週年之際終於得以出版。

《紅魯藝》讓我找到了書寫文革的「葵花寶典」—那就是真實。只有在真實的前提下，我們的反思與否定才是有意義的。
接下來的數年中，我寫了一系列文革題材的中篇小說：《處決》、《隱匿者》、《媒鳥5》、《死於合唱》、《葛麻的1976——1978》……儘管每一部的發表都困難重重，但那時文學多少還有一些空間。再往後，便一年年蕭瑟，以至於被《關於建國以來黨內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否定過的東西，也登堂入室了。到了薄熙來主政重慶，就乾脆把文革那一套冠以「唱紅打黑」之名搬上了社會舞臺，一時間紅旗飄飄，紅歌濤濤，恍若文革重現。文革後漸漸彌合的社會又開始撕裂。多年來積累的社會問題，變成一股股怨氣戾氣火氣，在尋找一個可以噴發的火山口。野心家們也想將它們調配成一劑新時代義和團的神藥，以對抗那個日益逼近世界文明。

我知道，該寫《迷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