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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楊力州

歷史告訴我們,想改變,就要學會憤怒,在《我們的那時此刻》這本書,透過電影回顧台灣五十年歷史,重新去看台灣的電影及它背後的時代意義。看見我們不一樣的過去,一樣的未來。

創作,尤其是電影創作,都應該要跟社會對話。

多年來,台灣社會一直鼓勵我們往前跑、往前看,可是我們已經失去了一種能力,就是「停下腳步,回頭看看我們的歷史」。不只是我這個世代,我發現很多年輕人,都不懂得善用歷史,去找到未來的可能性。

這麼多年我一直在做紀錄片,心裡非常明白,現在所拍的當下,在未來都會轉變成歷史,我們都是在不停的當下,詮釋未來看待的歷史。在我製作《我們的那時此刻》紀錄片時,覺得很興奮,因為我有機會回到歷史中,重新去看台灣的電影及它背後的時代。

圖片取自《我們的那時此刻》

在這部紀錄片中,我用五個時代回溯台灣的庶民史:

六○年代加工出口區女工瘋瓊瑤──《我是一片雲》
七○年代中美日斷交政宣片熱燒──《英烈千秋》
八○年代解嚴前後開始反省回顧──《搭錯車》
九○年代劫機走私賭博紙醉金迷──《熱帶魚》
千禧年後迎向國際──《雙瞳》

歷史告訴我們,改變當代電影的巨大力量都是青年。不論是侯孝賢導演,或更早的李行導演,在三十歲前後,就是當代具影響力且非常年輕的電影導演、電影從業者。

年輕創作者有個重要特質,就是懂得憤怒。我所謂的憤怒不是翻桌打人,而是思考過的「憤怒」,對於所有該鼓勵或反對的事也好,他們透過思考,懂得憤怒。憤怒是一種動力來源,因為有憤怒,所以想改變。

「改變的力量」或「改變」這個詞,它是進行式,可是我們好像沒有認真思考之前,是怎樣一股動力驅使一個人想要改變。憤怒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為有憤怒,才會想改變,有憤怒才會想追求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社會、更好的國家、更好的制度、或更好的人們被照顧……等等。一個世代如果不懂得憤怒,我覺得是因為它不會思索了。

歷史是一個訓練思索很棒的平台。

《我們的那時此刻》裡,戴立忍導演也提到,楊德昌導演在上電影課時,常會丟出一個社會事件,要班上每個人提出看法,最後他會回饋另一種角度與想法。

雪山隧道剛通車時,我也會問班上學生,這個工程讓你們想到什麼?學生都馬上拿起手機 google,靠 google 大神來決定回答老師什麼答案,「老師,雪山隧道開挖困難,歷時多少年多少天……」。不能說這是錯誤的答案,可是隱隱約約會覺得哪裡不對,其實是沒有思索。

當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坐在角落的年輕女孩,在大家給我制式答案之後,有點不好意思地舉起手來,她說,「老師,我想到以前要去宜蘭時,走九彎十八拐的北宜公路,那個在最頂端賣茶葉蛋的人,在雪山隧道通了,北宜公路車流變少之後,他要去哪裡呀?」這就是思索。我們太少這種從另外一個角度,從庶民角度的思索了。

女工時代,我是一片雲

戴立忍
第一個十年,除了戒嚴時期政令宣導片外,那時也是健康寫實電影興起的時期,像李行導演的《養鴨人家》、《蚵女》,再來就是瓊瑤愛情「三廳電影」。這時期的電影看到了對未來的夢想以及愛情。

三廳電影時代,在瓊瑤電影裡獲得的安慰,對艱困時代有其特定意義。

一開始我很好奇,到底是誰在看這些電影?

在找資料的過程中,發現這個時期正好是台灣從農業社會轉型進入工業社會,非常多女性從農村到城市邊陲工作,像高雄楠梓加工出口區、台中潭子加工出口區等等,這些女工有很高的比例是長女,那個時代,長女必須犧牲自己,讓弟弟妹妹讀書,或者讓原生家庭的經濟改善。

這些女工從禮拜一到禮拜六都在工廠,只有趁假日晚上到電影院看著「二秦二林」電影,秦祥林、秦漢、林青霞、林鳳嬌,不管誰配誰,她們都可以在電影裡面得到滿足,然後繼續過著枯燥乏味的生活。

我去戶政事務所調查,那個年代,在戶政系統登錄最多的名字叫婉君,因為有瓊瑤的《婉君表妹》!我們的父親或母親,他們把對愛情的嚮往,投射到下一代。天啊!一個電影裡男女主角的名字,竟然影響著你的人生以及下一代。

中美斷交,召喚八百壯士

面臨外交打擊,整個國家社會必須唱出愛國主旋律,鞏固民心。

第二個十年,台灣退出聯合國,跟美國日本一竿子國家斷交,一連串外交打擊,風雨飄搖。這時國家必須唱出另一種愛國主旋律,來鞏固民心。

那幾年金馬獎得獎影片,全部都是政宣片,得獎理由是因為主題正確。現在聽起來荒謬,可是當時真的如此。小時候看《筧橋英烈傳》,電影演到自殺、軍機衝向對方船艦時,我會哭耶!我就想,這些電影在當時會影響哪些人?

會不會有人看了這些電影去從軍?我問了當教官的人,他們說,對,他們真的是因此從軍。

當時中美斷交,他們衝回家看到家裡有袋雞蛋,二話不說,拿了就出去丟雞蛋,回來時,媽媽要煮飯,「啊!我的雞蛋呢?」、『媽,我拿去砸美國人!』就在這樣的時代氛圍裡,他們決定從軍報國。

拍攝現場,我請他們再看一次《英烈千秋》、《梅花》,仍是熱淚盈眶。他們已退伍多年,如今還是如此熱血地看待自己的生命及這塊土地。

解嚴前後,誰搭錯車

每個世代都有自己的主題曲,第三個世代對我而言就是《搭錯車》。第三個十年,是台灣解嚴前後非常瘋狂的年代。

電影裡,開始提到「土地正義」,國家或政府怎麼去強拆民宅;開始看到這些老兵,奉獻自己的人生,卻變成被時代辜負的人。

導演虞勘平說,《搭錯車》就是搭錯國民政府的車來到台灣,因為主角在中國大陸有田有地,來到這裡住在違章建築裡,什麼都不是。然後就這樣一路到解嚴前後,更多的本土意識抬頭,更多的政治命題跑出來。第三個十年是非常瘋狂的時代,卻也是思索撞擊奔放的年代。

貪婪之島,台灣也瘋狂

《熱帶魚》綁票案,訴說了整個台灣深陷在追求金錢的脈絡裡。
第四個十年,這時的台灣從被稱為福爾摩沙,轉變成貪婪之島。當時股市破萬點,社會風靡大家樂。九○年代,台灣以前質樸蕩然無存,充斥金錢遊戲,陸海空都陷入瘋狂。「空」,當時劫機一大堆,只要開飛機過來,就黃金三千兩;「陸」,到處是綁票案;「海」,就是走私。

九○年代根本沒人拍電影了,大家都去炒股票!陳玉勳導演拍了一部《熱帶魚》就在講綁票案。電影描述台灣深陷在追求金錢的氛圍裡,但還是保有一點點人性的純樸跟可愛,在令人沮喪的九○年代,找到一點點希望。

走向國際,更多樣的多元

當好萊塢投資的《臥虎藏龍》,在全世界得到那麼多票房跟藝術成就時,給了台灣電影走向國際的思考。而《雙瞳》這部片,也是由好萊塢投資的電影開拍,更為當時低迷已久的台灣電影環境,帶來新的視野。
第五個十年,我們必須走向國際。這個主張可以套用在任何產業、甚至文化上。回頭看這四十年,台灣電影迎向國際的藍海策略,我們準備好了嗎?又是否可以在這裡得到更多的機會跟驕傲?

在那個國片最慘的年代,不論票房好壞,蔡明亮也好,侯孝賢也好,楊德昌也好,都能在全世界的影展上展現台灣的文化力量。而現在,我們雖然出現一部部破億的電影,但在國際影展上卻愈來愈喪失文化的發言權。

第五十屆金馬獎最佳影片頒給了一部非常小成本的新加坡電影《爸媽不在家》。這是一個嚴峻的提醒:我們在某種追求的當下,不是不知不覺也打壓了另一種可能。而台灣最棒的不就是多元嗎?

不管是沉重悲傷的故事,或是嚴肅的議題,我希望台灣未來會選擇一種語法──幽默。當我們用幽默去講一個荒謬的政治議題時,你會發現這裡面就不再只有仇恨,還有理解或諒解。

當你用幽默去講一件悲傷的事,悲傷的層次就豐富起來,它就不是只有眼淚而已,它有希望,它有機會。

※ 本文摘自《我們的那時此刻》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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