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終於不用政府許可就能出國!古巴女子口中的「革命」來了嗎?
文/魯多.曼德斯
古巴從一九五八年開始就由共產主義獨裁統治,微弱的反對勢力分崩離析,毫無組織,對統治權力完全構不成威脅。當菲德爾把權力轉讓給弟弟的時候,邁阿密反對卡斯楚的流亡政府非常開心,認為轉移過程應該會十分短暫,專家們不是都表示勞爾年紀太大,絕對撐不了太久嗎?而且媒體還說他是一個「酒鬼,沒有能力統治國家」。
將近八年後,勞爾仍然在位,老當益壯,凶猛如常,八十七歲的菲德爾聰明地將自己擺上國父的位置,不屑日常爭端。那些自封的專家們認為「勞爾主義」將是個延續社會主義的轉型期,結果勞爾一上台就揮起大鐮刀,砍了馬克思主義的頭,這個永遠的第二把交椅展開自己的革命:錢的革命。在他的權杖大力驅使下,自由化在二○一○年初起飛,古巴在檯面上仍然是紅色產物,五十年的共產主義隔離政策沒辦法一下子抹消,尤其舊團隊依然在位。哈瓦那政權在許多媒體眼中雖然是個老人政權,不過事實正在變化,勞爾身邊出現年輕部長掌握國事,而國家的第二號掌權人米格爾.迪亞斯.卡內爾(Miguel Diaz Canel)只有五十三歲。
轉型很緩慢,二○○八年到二○一○年間的變化幾乎感覺不出來,新總統透過一連串內政調整,首先允許同胞入住原先只接受觀光客的飯店,可以租用汽車,並且開放購買行動電話。我接下來會提到,真正可以享受這些措施的民眾其實少之又少,不過對於古巴人民來說,政府的用意已經很難能可貴了。那些「資本主義」媒體幾乎沒有察覺任何變化,沒有人能預測勞爾政府接下來會有什麼舉動,不過不管是歡欣鼓舞還是驚駭恐懼,居民們已經一小步一小步地接觸到商業本位主義的無情機制。
二○一○年末,勞爾突然宣布無所不在無所不幫的國家已經沒有能力供養子民,一百萬國家雇員,也就是全國大約百分之二十的勞動人口將會陸續被解雇,這一下給了社會主義一個重擊。一輩子受社會主義照顧,現在被鼓勵自己創業,無疑讓這些新失業人口感到晴天霹靂,震驚的程度大概跟再來一次革命差不多吧!這個國家雇用了將近百分之八十的勞動人口,而生產效率、市場營銷跟廣告行銷這些概念,對百分之九十九的古巴人而言都是天方夜譚。
二○一一年,勞爾繼續他的資本主義革命,允許了消失近五十年的私有財產權,古巴人又可以在銀行借貸,可以買賣汽車,甚至房屋!
自從二○一二年以來,菲德爾.卡斯楚幾乎不在公共場合現身,交接腳步又加快了。最新流行是當老闆,古巴人現在可以自由離開國家,不需要許可,歐巴馬仍然沒有允許他的同胞自由進入這座加勒比海最大島。紙面上的民主確實在進行,事實上卻什麼都沒改變,古巴仍然是個高效率的獨裁政體。卡斯楚兄弟知道如何消滅反對勢力,古巴人民則連這個概念都不清楚。
一切都起始於二○一二年十月十六日。前一天優蕾米還在對我訴說她在某個下午參與過的一個流亡故事,她和「排骨妹」,那是她給表妹優絲蕾蒂的外號,在關那寶海灘一起遇到的事。古巴人常用外表特徵來取外號,我是「外國人」,優蕾米是「瘦妹」或「矮妹」。她喜歡跟我說那些在邁阿密的同胞的故事,政府叫這些人「害蟲」,我的小美人說:「大錯特錯,他們是有錢人。」
優蕾米嬌小,棕髮充滿活力,在她的分類裡很容易就把人歸類為有錢人。流亡到邁阿密的古巴人「統統有車子,而且還有漂亮的房子」,她向我重複訴說,美鈔之神在東方閃閃發光,基韋斯特[1]就在直線距離一百六十公里處,優蕾米細長的藍眼睛也開始發亮。不管冬天夏天,她都穿著同一條迷你牛仔短褲,每天晚上用每個月從配給簿發下來的發黃肥皂細心清洗乾淨。
我剛認識她時,她跟十四歲的兒子米卡爾住在哈瓦那一個叫做聖米格爾德爾帕德龍的貧民區,一棟蟲蛀的木造棚屋,矗立在一個沒有建築許可的區域裡。
我也是在這個時期認識到古巴風味的史塔西,所有城市的鄰里都有一個保衛革命委員會(CDR),他們的主要職責是監視居民,順便解決一些居民的社會問題。優蕾米家那邊的委員會長是個半瞎的小老太婆,以特別壞心出名。
老太婆隔一陣子就會要求拆掉優蕾米的小木屋,不過她怕優蕾米的狗巧克力,這隻好狗勇敢保衛那幾片爛木頭,不讓囂張的線人靠近,牠已經咬了委員會的思想委員弗拉迪米爾,沒被保衛革命委員會判處死刑真是個奇蹟。巧克力在思想委員執行任務的時候傷害了委員同志的小腿,「執行任務的思想委員是不可侵犯的!」當時一位震驚的鄰居就是如此大喊。結果是官僚制度救了優蕾米的小屋,因為如果要拆除房屋,就必須召開正式集會,而且要把開會的每個程序都詳細記錄在一本大型會議記錄本上。
委員會好幾個星期前就沒有原子筆了。
米卡爾的父親在優蕾米二十二歲生日時遺棄她,那時她正懷著七個月身孕。這種事在古巴相當常見,父親把小孩丟給多半還是十五、六歲青少年的母親。「我的肚子太大,沒辦法跳騷莎或是雷鬼動[2]了,你也知道古巴男人都是那樣:老是處於興奮狀態,所以他就去吃別家了,這裡的男人就是這樣。」她這樣平鋪直敘,有點認命的味道。自從小孩出生後她就再也沒見過小孩的爸爸了,至少這是她的說法。
在二○一二年的十月十六日,我們坐在聖瑪麗亞德爾馬沙灘的棕櫚樹下,靠近被海洋侵蝕的老舊碉堡,應該在碉堡頂上用望遠鏡掃描沙灘監視人們的營警不見蹤影,太陽還在海平線上而已,我估計優蕾米又會說出「我才不要待在太陽底下曬得跟個托蒂一樣(這個島上膚色最黑的人被稱為托蒂,托蒂是一種羽色烏黑的鳥,通常被控偷竊),你看你的皮膚白,真是漂亮。」她用一種天下最自然的語氣向我訴說對黑人的厭惡,就像古巴的黑人也常常會操同樣的說詞語氣,而且優蕾米強調:絕對不要曬太陽,要讓皮膚越白越好。她一天要重複好幾次,多到我要吐了。
古巴一直到一八九八年都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奴隸制度一直到一八八六年才正式廢除。不過在美國保護期間,種族隔離根本是完全允許的,許多學校不接受黑人學生,古巴革命後馬上就宣布古巴人民不論膚色一律平等,企圖消滅種族歧視。實際上是白人把所有主管位置都占光了。
不過在這二○一二年的十月十六日,出走的鐘聲響起,優蕾米傻笑著,從她那件一百零一條牛仔短褲的口袋裡掏出一張剪報,從《格拉瑪報》(Granma),古巴共產黨的官方媒體剪下來的,頭版用共產紅條寫著「古巴更新移民政策」,內文就跟某個行政程序規章一樣難以消化,不過對優蕾米來說真是天大的慶典。「再也不需要政府批准就可以出國了,也不需要外國人寫邀請函了,」她激動得跳腳,「我要去你的國家!這是革命啊,我的愛,革命!」
我想跟她說我的國家很冷,人們也不會搭理一個一句法語都不會的三十六歲古巴小女人,錢不會從天上掉下來,而且她一定會想念熱帶的氣候,騷莎只會成為一種回憶,她再也不能扯起喉嚨喊叫鄰居,法國人的眼神比保衛革命委員會那個老太婆的眼光還可怕。「我會待在家裡,你也知道我很安分守家,一點也不像街上那些女孩,我不喜歡出門。」她如此回應我。
在二○一二年十月六日,優蕾米跟她大多數的同胞一樣,允許自己作夢。理論上她已經不需要出境許可,只要有護照就行了。我向我的古巴女人解釋,她需要法國領事館發的簽證,而且不容易拿到,如果那些國家公務員願意接見我們的話,我既是法國人,又是記者,常常在外交部門吃閉門羹。優蕾米揮揮手,把這些話一掃而空:「排骨妹認識一個人,他有個住在羅馬的表親,我們就去義大利領事館,他們比較容易發簽證,不像西班牙人或法國人,老是要各種表格,義大利人一定得給簽證,那麼多義大利人都跟古巴姑娘訂婚了。」
我的親親沒說錯,義大利領事館以慷慨著稱,義大人娶古巴姑娘不見得都是因為愛情,有些看起來像是安靜退休人士的黑手黨會讓穆拉特女孩在東部沙灘那種全包式的旅館裡賣淫。
作夢的不只優蕾米,今天全古巴都在夢想出走,是真正的革命。古巴人民五十五年來都被監禁在卡斯楚醫生的島上,出走的人什麼都失去了,只要出國十一個月,就會失去居留權,那些到美國生活的古巴人反倒在自己的國家成為外國人,變得連觀光客都不如,取消居留權同時也沒收了房屋。不過現在菲德爾的子民可以出國兩年不被剝奪任何國民權利,而且期限還可以延長。
優蕾米比任何人都清楚,我不敢打破她的美夢。可以自由出國是數千古巴人民,包括所有年輕人幾十年來的夢想,而現在這個夢想有實現的可能了。
幾個星期前,一個西方的外交人員朋友對我說:「政府取消了人民出國限制的規定,其實也改變不了什麼,這些古巴人還是需要得到外國簽證才能出國。」
我的外交官朋友跟我說了一個二十歲小姑娘的故事,她和未婚夫一起來使館申請簽證,未婚夫是個長得像乾癟美洲鬣蜥的高大老人,小姑娘說她瘋狂愛著他,結果還是沒拿到簽證。
出走的鐘聲還沒敲響。
註釋:
[1]Key West,美國佛羅里達群島裡最南邊的一個島嶼和城市。
[2]Reggaeton,結合了嘻哈跟雷鬼的音樂,約從一九九○年代開始在中南美洲流行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