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西零

我初到巴黎時,對環境並不適應;有段時間,住在一個法國家庭裏,每晚回臥室睡覺之前,要和大家行親吻禮,互道晚安;如此簡單的事情,因為不習慣,好像一項任務,變成了心理上的負擔。本來是親朋之間交流感情的方式,卻更增添了我的陌生感。還有許多不習慣的事,比如,和朋友見面要提前一星期約會,打電話感覺對方咫尺天涯,心裏的惆悵沒法說。

我記得那年夏天,經常跟著高行健一起去看晚場的藝術電影或是作家電影。這種電影,觀眾較少,通常在午夜放映;表現手法看似單調沉悶,又沒有引人入勝的故事情節,趣味和內涵需要耐心體會;一旦感悟到了其中的奧妙,精神上快樂而充實。

一次從電影院出來,夜已深,城市非常安靜,夜空的藍色,純淨而幽深,讓我看呆了;那一刻,突然有一種感覺,巴黎並不陌生,這裏或許就是我的家。

當年蕭邦來到巴黎,十八年住過九個地方,平均兩年換一處。許多外國藝術家到巴黎都這樣,不算顛沛流離,也是漂泊不定。我們最初那幾年,也住過四個地方。不過,因為家當不多,每次搬家都很輕鬆。我們總是很快樂,帶著新鮮感、好奇心,去發現巴黎的不同角落。

後來,我們在巴黎近郊找到一套公寓,寬敞、明亮,可以把一大間當作畫室,一小間當作書房,還有一間不大不小正好是臥室。畫畫、寫作和生活的條件都具備了,而且房價便宜,從銀行貸些款,經濟上不至於有太大的壓力。只是地點不在巴黎市內,要步行十分鐘才到地鐵站,而且是巴黎人通常不喜歡的塔樓,自然沒有十八、十九世紀的老房子那麼多美感和情趣。我當時疑惑過,問高行健;「有名的作家不是住在左岸嗎?住這裏是不是有點差?」

「不差,」他說,「山不在高;水不在深。」

「對對對。」我笑了起來,想起中國古人的話,下句應是「有仙則名」和「有龍則靈。」

我們在十八層樓上,憑窗望去,尤其是天氣好的時候,開闊的巴黎全景,盡收眼底。藍色的天空下,有艾菲爾鐵塔、龐畢度中心、一座又一座大教堂的塔尖,榮軍院的金色穹頂……

那時高行健以七年心血寫成的長篇小說《靈山》已經在巴黎定稿,經臺灣作家馬森熱心推薦,由聯經出版公司出版。接著,瑞典漢學家馬悅然教授把這部書翻譯成瑞典文出版。而法文版的出版卻很不順利。法國漢學家杜特萊和妻子莉莉安花了三年的時間把這部書翻譯成法文。之後他們找過六家法國大出版社,都被拒之門外。沒人願意出版磚頭書,太長,成本高,又不好賣。其中一家出版社曾經建議作者刪掉一半內容。高行健立刻拒絕了。後來,杜特萊和莉莉安在法國南方找到一家名為黎明的出版社。出版人看了譯文,十分喜歡,也明白別人不出的原因。她說:「我們發瘋了,就是要出。」

《靈山》在法國出版後,一直深受讀者喜愛。出版社得到了很好的回報。

自從離開市區,搬進了郊區的塔樓,高行健工作的時間越來越長,往往從早起到深夜,而且沒有週末。尤其是夏天,法國人都度假去了,電話鈴幾乎不響,信件也極少,高行健正好充分利用大好時光,不是寫作,就是作畫。用他的話說:「要做的事太多,得把以前失去的時間找補回來。」

七年的時間就這樣過去了。一天,這座巴黎人不很喜歡的塔樓,竟然被來自全世界的記者搶攻。我從未料想到,人群如潮水般湧來,樓下停滿了車,樓道裏擠滿了人,攪得四鄰不安。

「出什麼事了?」鄰居們問。記者回答:「大樓裏有人得了諾貝爾獎。」他們接著就採訪鄰居,樓下的小雜貨店也上了電視,熱鬧非凡。

其實,電臺的消息一播出,不到十分鐘,家就被記者們佔領了。他們不知從哪裏聽到風聲,也許早已埋伏在樓下,在汽車裏聽廣播,等著瑞典學院正式宣佈得獎者的名字,然後就可以捷足先登。其中一個年輕記者還問我一些問題,我說:「我們以後還會和以前一樣生活。」他那眼神像在說他根本不相信。還有一位女記者,看來對過去的諾貝爾獎得主的情況有所瞭解,好心對我說:「做好準備吧,這僅僅是開始。」亂了一陣子,高行健被帶去電視臺,一大幫子人也跟著去了。第二批記者又到了家門口,拼命敲門,這回我不打算開門,任他們把門敲破好了。

隨後,家裏每天收到郵局裝好的一麻袋的信件。傳真不斷,那時候的傳真紙還是捲筒式的,長長的拖了一地。我蹲在地上,用裁紙刀一張張裁開,心裏明白這是無用的工作,高行健根本不可能有時間看。

邀請鋪天蓋地,媒體狂轟亂炸。高行健答應了這個,又不好不答應那個。我差不多得了恐懼症,但是,我並不知道,真正的恐懼還在後面。

每天都有各種各樣的邀請來自世界的四面八方,而且窮追不捨。高行健簡直應接不暇。訪談不斷,演講一個接著一個,再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旅行,斯特哥爾摩、紐約、倫敦、柏林、馬德里,米蘭、香港。頭一、兩年的時間裏,他基本上是疲於奔命,還要在臺北和馬賽排歌劇《八月雪》,又在法蘭西劇院執導他自己的劇作《周末四重奏》

後來他的健康出現了問題,眼睛有嚴重的視覺障礙,竟不以為然,還繼續去法蘭西劇院排戲。我緊張不安,給醫生打電話,講述了他的症狀。醫生立刻明白情況嚴重,說:「讓他馬上來。」「他在劇院排戲。」我說。「那就去醫院急診室。」她的聲音十分堅定。

我知道情況不妙,立刻給劇院打了電話。正是午餐時間,排練場已經空無一人。劇場工作人員接到電話,去附近的一家家餐館尋找,最終找到高行健。而高行健卻沒有在意。下午,排演仍然繼續。

晚上我們去聖母院旁邊的醫院看急診。值班的實習醫生認真做了眼科檢查,沒有發現什麼異常。就在我們快要離開的時刻,這位細心的年輕人又給外科打了一個電話,然後,追上來,大聲喊:「高先生,請等一下。」要是再遲一、兩分鐘,我們就走出醫院,後果不堪設想。一切都像是上帝的安排,高行健當晚被送進外科,做一系列檢查,確定病情已經十分危險。後來的半個月內,他接受了兩次外科手術。

就這樣和死亡打了一個照面,從災難的邊緣逃脫,他自己說是「撿回一條命」。他寫過一個劇本《生死界》,沒有想到,就在法蘭西劇院跨越了「生死界」。

我還記得,高行健手術之前,我去聖母院,點燃一枝祈禱的蠟燭,想放在最高的燭臺上,但是高處早已被占滿。最後,我把蠟燭放在最低、最不顯眼的地方,就像高行健的劇作《八月雪》裏六祖慧能所說「發平常心」。

演員們齊心協力,《周末四重奏》如期在法蘭西劇院上演了。高行健從醫院回到家,身體十分虛弱,竟然還看到了戲的最後一場演出。四面八方很多人還在找他。電話鈴仍然整天響個不停,電傳、信件、手機留言,都是邀請他去這裏去那裏,演講、訪談、導戲、授課、出書、辦畫展。那段時間很艱難,他身體狀況不穩定,頻頻進出醫院、診所、醫療檢查中心。

我們從此離開了郊區的塔樓,住在巴黎市中心一個公寓裏,用高行健的話說是「大隱隱於市。」搬家的時候,我戀戀不捨,拍了一些照片,留作紀念。

高行健婉拒了很多邀請。我們又回到了往日的正常生活之中。他在離家不遠的地方,找到了一間寬敞的畫室,常常在那裏工作,晚上在家裏寫創作筆記和理論文章。我在畫室做助理,回家也要處理許多雜務。

努力找回屬於自己的時間,保持健康,繼續藝術創作。說來簡單,做起來很難。我曾經對記者說過:「我們以後還會和以前一樣生活。」當時我並不知道,這個「以後」是在高行健得獎五、六年之後,生活才平靜下來。

高行健漸漸恢復了健康,重新投入藝術創作,做自己喜愛的事情,又和從前一樣充實、快樂,不知疲倦。諾貝爾獎成為一個新的起點,他說:「又一生開始了。」

我們在現在這個公寓裏已經住了十五年,再沒有搬遷,不知不覺,變成了巴黎人。

※ 本文摘自《障礙就是道路》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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