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常使用信用卡的人，大多不記得自己付了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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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moo編輯團隊
文／保羅．羅伯玆
印度出生的索曼原本是工程師，到芝加哥研究消費行為，對於美國人不把信用卡債當一回事，他感到非常好奇。美國人使用信用卡進行日常消費，這在印度幾乎前所未聞，更別提許多人背負巨額卡債與利息。這種行為顯然非常不理性，甚至風險很高，但在美國卻是常態。
索曼甚至在經濟系的同僚身上看到這種情形。這是極度諷刺的事，因為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在學術界建立富有聲望的經濟理論，他們將消費者視為極度理性的決策者，但當涉及自身的信用消費時，就連這些經濟專家也變得並不理性，而被「更原始的某個因素」左右。
索曼猜想，大腦必定把信用與現金認定為兩種不同的東西。於是，他設計了一系列聰明的實驗，希望找出這兩者的差異。索曼一連三天在大學書店門口等候，詢問每位在店裡購物的人，是否記得剛才消費的金額。然後把對方回答的數字，與購物收據上的數字進行比對。得到的結果簡直滑稽好笑。以現金、支票或轉帳卡付款的人，有三分之二可精確記憶到美分的地步，另外三分之一的人精確度到 3 美元以內。
那使用信用卡付款的人呢？對於不到十分鐘之前的消費行為，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記憶精確度在 1 美元以內；三分之一的人回答的金額比實際消費金額低了 15％至20％；另外三分之一的人，則完全不記得剛才花了多少錢。
「這真是令人吃驚，」目前在多倫多大學羅特曼管理學院任教的索曼對我說，「經常使用信用卡的人，大多不記得自己付了多少錢。」
信用卡讓大腦變糊塗
人們為何難以記住信用卡的消費金額，當中原因尚不明確。有研究者猜測，因為使用信用卡的「心痛感」被延遲，所以消費明細沒有深植腦海。不論產生機制為何，肯定會讓人一再犯錯，信用卡會讓我們變得糊塗。
其他研究則發現，使用信用卡的人所花的錢，通常比使用現金的人還要多。
人們的大腦一遇到信用卡，就會出差錯。我們雖然有能力糾正這個差錯，但很顯然的，隨著信用卡的威力與普及性在近數十年大幅成長，總體來說，我們糾正這項差錯的能力就變得愈來愈差。
當然，我們還可以怪罪其他因素，例如理財能力下滑，以及掠奪性債權人的增加。但當你看到研究結果，不禁要自問，我們是否越過了某個神經經濟門檻──高科技消費經濟帶給個人的「能力」，已超出許多人自信能掌控的範圍。這種難堪的處境，是衝動型社會的核心矛盾之一。
不知節制，也更沒有耐心
說穿了，消費經濟提供如此大量尚未成熟的個人能力，使人們在追求完美自我的這條路上，想要不走過頭，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以人們的跨期選擇為例，跨期選擇指的是，在現在與未來之間做選擇：我該選擇把錢現在花掉，還是為退休存起來？我該選擇現在辛苦運動，還是在未來某一天過早死於心臟病發作？我該選擇在聖誕派對上與同事調情的刺激，還是三十年忠誠婚姻所帶來的美滿？
我們老是做錯決定，選擇享受立即的報酬，或延遲當下消費的付款，即使我們心知肚明，眼前的短期享樂與未來的長期痛苦，將不成正比。錯誤的跨期選擇導致的災難，在人類歷史上比比皆是。
跨期選擇為何如此難以抉擇？1980 年，康乃爾大學經濟學教授賽勒（Richard Thaler）提出了一種解釋，他認為，對於人們不理性的跨期選擇，唯一合理的理解方法，就是不要把人類心智想像成單一決策體，而是「兩個半自主的自我」麻煩不斷的危險合成體。
賽勒把其中一個自我稱為短視的「行動者」（Doer），這個自我只想快速有效的獲得滿足；另一個自我則是有遠見的「規劃者」（Planner），它的工作就是管理（或試圖管理）「行動者」。
賽勒並不是指真的有兩個自我存在於人類大腦內，只是說人類的決策過程「彷彿」是由兩個系統共同執行，而這兩個系統有可能「在某個時間點會產生衝突」，最後做出相當不智的決定。
賽勒的「兩個自我模式」為他帶來不少麻煩。當時的經濟學領域，仍由新古典理論主宰，認為人總是能謹慎衡量所有行為的利弊得失。在這個理性世界，暗示個別行為者可能有內在衝突的任何言論，都被視為對人類的褻瀆。
「兩個自我模式」的說法受到嚴厲的抨擊，賽勒說，當他後來到芝加哥大學經濟系任教，一位堅定支持理性市場觀念、曾獲諾貝爾獎的同僚，甚至拒絕和他說話。
大腦中的戰爭：前額葉皮質區 vs.邊緣系統
但賽勒的想法是對的。到1980年代晚期，新的醫學科技（包括腦部掃描）證實，人類進行決策時，其實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心智歷程在互相競爭。人腦的某個部位負責高層次認知活動，尤其在前額葉皮質區，這是較晚演化出來的腦部結構，掌管複雜的問題解決與抽象思考。另一種心智歷程，發生在較早演化出來的大腦邊緣系統，也就是所謂的「蜥蜴腦」，掌管人類對危險與性的本能反應，以及其他與生存相關的活動。
前額葉皮質區與邊緣系統的決策過程截然不同，更重要的是，此二者能察覺與無法察覺的事物也大不相同。前額葉皮質區能夠想像此時進行的瘋狂血拼或婚外情，在一個月後可能帶來的後果；而邊緣系統對於未來可能的後果，卻一點也不關心。邊緣系統負責處理「戰或逃」的即刻求生反應，因此，它真的無視於當下以外的事物。
普林斯頓大學在 2004 年進行了一項知名的大腦掃描研究，受試者獲得立即獎賞時，他們的邊緣系統變得非常活躍。但當實驗者承諾晚一點而非立即給予獎賞，受試者的邊緣系統就沒有呈現任何活動。
這種「未來並不存在」的情況非常重要，而且是自我與市場能翩然起舞的關鍵因素，因為邊緣系統主宰了人類的動機。當邊緣系統想要得到某個東西，它會啟動一系列威力強大的機制，促使我們迅速採取行動。它會釋放神經傳導物質，例如去甲腎上腺素（激發興奮）與多巴胺；多巴胺會帶來歡愉感受，這是古柯鹼讓人變得非常衝動的原因之一，因為它會導致多巴胺釋放。
換句話說，在幾秒鐘之內，邊緣系統會把我們的心智與生理系統，導向短期目標，即使那些目標完全超出我們平常的行為模式。
信用卡是明顯的例子。對邊緣系統的「行動者」而言，信用消費只意謂即刻滿足的達成[1]。痛苦要等到三十天後帳單寄到時，才會降臨。而當帳款餘額開始產生利息與滯納金時，這個痛苦指數才會再提高一些。但行動者看不見這一切。
人之初，性短視
今日所有的消費主張，從速食和娛樂到社交互動，都刻意遵循「先享受、後付款」的模式，而且延遲付款的方式以非常微妙的方式進行，使得人們幾乎感受不到它的存在。
許多最暢銷的創新食品，從電視餐、微波式主餐，到數位化車道取餐速食，都是為了讓人們在任何時間地點都能迅速飽餐一頓，同時免去下廚做菜或齊聚用餐這種「沒有效率」的事。然而，這種個人能力的興起，附帶產生了一些社會成本，更別提廚藝以及全家人團聚用餐的社交能力的式微。
傳統的依附習性在現代社會逐漸消失並非偶然，它是消費經濟的隱含目標之一，以產品或服務取代對他人的依附。例如大型零售賣場的好處不只是提供超低價格，還有不牽涉到他人的、一次購足的模式，讓購物附帶的社會責任盡量減少。
「一切都不重要，除了滿足消費者自己的欲望之外，」保守的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早在 1949 年就提出警告，「他們一點也不關心過去的功勞與既得利益。只要有人提供更便宜或是他們更喜歡的東西，他們就會捨棄原有的供應者。做為買家與消費者，他們會展現冷酷無情的一面，不管他人死活。」
這正是衝動型社會的矛盾之處：這種經濟模式賦予我們力量，去摧毀我們賴以為生的事物。
註釋
[1]相反的，邊緣系統不喜歡現金消費，因為現金被視為應當守住的資產，使用現金會帶來失落感。為了避免這失落感，在使用現金時，邊緣系統會釋放大量引發反感的神經傳導物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