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文靜

「人生是一場牌局,拿什麼牌,是命中注定;如何出牌,操之在己。」
(Life is like a game of cards. The hand that is dealt you is determinism; the way you play it is free will.)

──印度前總理尼赫魯

我的人生牌局,始於十八歲拿到的一張牌:一顆鴨蛋。若干年後,總忘不了那個笑不出來的夏天。

我是聯考的失敗者,沒考上大學,因為數學掛蛋。唉,這其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竟然辦到了。講到此,應該握拳。意思是,我的小學六年、中學六年,十二年的數學總結,一場零分。事實是,從小學三年級開始,我的月考數學分數就赤字,此後就不知道六十分為何物。結果是,程度差,有自知之明,但怎也沒想到會在最重要的一場考試抱一個大鴨蛋。收到分數通知單時,我不可置信:「怎麼可能連一題選擇題都沒猜中!」沒能力也罷,怎麼連一點運氣都沒擠出來。

一個愁雲遮日的夏天,脫下高中制服換上另一套制服,我的大學夢碎。

我因此自卑、遺憾沒有一張大學文憑。後來在社會上工作的前幾年,當表現不錯時,他人問起哪一所學校畢業,我忘不了對方期待答案是政大新聞系,但我回答是專科生時,對方的尷尬。我也忘不了,剛踏入社會,因為沒有亮麗文憑,想要爭取到一個面試機會的不易。

多年之後,我才懂得十八歲的這顆鴨蛋,真是我這輩子最大的祝福。我有時會假想,那年夏天的劇情若改寫:我考上台大,結局會更好嗎?不會,更慘。本性驕傲的我肯定會變成眼高於頂、不知天高地厚的傢伙,最後,沈沒在人海中鬱鬱不得志。很慶幸,老天讓我的人生,從失敗開始。讓我提早有危機意識:「我是同儕的落後者,但不想一輩子泡在失敗的醬缸。」於是,我從十八歲後的每一步都如履薄冰,虛心蹲馬步,逆境也鬥志昂然。

愛因斯坦說(Albert Einstein):「每個人都是天才,但如果你用爬樹的能力來斷定一條魚,魚一生都會相信自己是愚蠢的。」(Everybody is a genius, but if you judge a fish by its ability to climb a tree, it will live its whole life believing that it is stupid.)

魚不但不會爬樹,記性也不好。我常自我解嘲,自己是一條魚。魚只有短期記憶七秒鐘。我也是,就連記錄十個數字的電話號碼,都須分三次才能寫完成。遑論求學時要背誦古文的之乎者也、抽考英文單字默寫。這讓我在以背誦為主流的考試體系,短處盡現。但我有所長,邏輯清楚,對未知好奇。非常幸運,我這條魚沒有被「不會爬樹」困住。

文憑,像河水,能載舟也能覆舟;文憑,有時候也像化妝品,妝一上,讓自我或他人看不清楚真正的你。所以,沒有漂亮文憑,很苦,但有可能是好事。當你沒有它護航,就要亮出實力,搞定事情,把自己逼到牆角。逼你必須擁有「搞定事情」的能力。人生的終場,不會取決於一場考試。文憑是一時的,很多人錯把一時,放大為永遠,不論那是好的或不好的。不論那是好的或不好的。文憑也能夠是雋永,如果它能開啟一個人對知識的終生探索。

雖然十八歲沒拿到好牌,不過,我後來的際遇很奇妙。
雖然數學零分,現在是商周集團執行長,要對財務報表負責;
雖然沒有大學文憑,現在於台大新聞研究所教書;
雖然英文不好,還代表台灣,站上國際論壇演講。

成為執行長、在研究所教書、到國外演講,怎會是沒有大學文憑的人敢想的未來?都不在計畫中,但就是遇到了。最大不同是,勇敢接球,收攏為人生的風景。

下台,上台

十年了!每週二下午三點,我會關上辦公室的門一小時,埋首完成當期雜誌的最後一篇文章〈總編輯的話〉。此刻,循例如此,不過這是我最後一次寫此專欄。因為,二○○九年七月我卸下《商業周刊》總編輯。

回首過去十年的每週二,高潮迭起。有一次到瑞典出差,登機前,專欄還沒完成,緊張的拿著手稿,飛奔上機。飛機趕上了,但氣喘發作了。飛機在跑道上加速前進,密閉的空間讓我喘不過氣,氣管緊縮,幾度吸藥無效,我快窒息於一架騰空高飛的飛機上。那是我生命中,第一次與死亡如此接近。我心想,好多事情沒做,該不會死在一篇未完成的稿件上。

還有一次截稿日,二○○一年強烈納莉颱風來襲。兩天的豪雨量,是台北五十年僅見。半個台北盆地幾乎都泡在水裡,成了湖泊,一艘艘橡皮艇急著救人。大風大雨中,編輯部的同仁,家中或淹水、停電、停話,電腦癱瘓、通訊中斷……,紛紛從淹水區趕到公司。而且,無一人缺席。對於當時的後製主管羅惠萍帶領的這批同仁,我心裡有很大的矛盾、不安與敬佩。

然而,當同仁在風雨中趕到公司樓下時,望著高高的二十一樓卻上不去。因為《商業周刊》辦公室所在區積水,地下室淹水,全面停電,電梯失靈,備用發電機也故障。即使上去,也無法開啟電腦做版面。「如何是好?」雜誌送廠印刷時間進入倒數計時,準時出刊,是我們沒有二話的承諾。主編惠萍試圖拉電纜、買柴油啟動發電機,都無法解決。後來,有人想出移地辦公的方式。問題接著而來:一,台北市哪裡沒停電?二,臨時辦公室的電腦必須灌有編輯排版軟體。三,對方不需要截稿,可以空出來讓我們使用。那真是難上加難的任務!動用了所有關係,終於,我們借到《儂儂》月刊的辦公室。他們的辦公室在災情較輕的新北市,而且截稿時間與週刊不同,辦公室雖停電但備用電力系統可以啟動。

我就是在那陌生辦公室的小小角落,昏暗中,有驚無險地完成調度一位在紐約現場的記者報導該期九一一事件,核出當期所有稿件。

我總是核完當期稿件後,才能寫〈總編輯的話〉。那是我每週最疲累,也是壓力到達最尖峰的狀態。十年來,密集的大量處理文字,讓我在不知不覺中,產生閱讀障礙。有人是厭食症,我是「厭字症」。不工作時,我很難讀完一本書,總是翻了幾頁,就難以持續。這後遺症持續十幾年,現在才好些。縱然辛苦,但我很開心,讀者喜歡我的專欄,《商業周刊》的發行量亦逐年攀高。

卸下總編輯職務後,我轉任集團執行長,副總編輯郭奕伶接替我的位子。我們對於新聞獨立的堅持有共同信仰,這也是《商業周刊》創刊以來不變的理念。奕伶畢業於台大經濟系,是同儕中很傑出的媒體人,作品多次獲得各項大獎。相信,她會青出於藍。 我想對共事十年的編輯團隊致上最高敬意:「能與你們共同打過許多美好戰役,是我此生的榮幸。不管環境如何惡劣,勿忘,對媒體的初衷。」

轉換角色為集團執行長,我的心情甚為矛盾。我理解,執行長這角色是不被全天下上班族喜愛的角色,利益老掛在腦子裡,冷血看數字。因此,當有一天,我必須從總編輯變成執行長的時候,我不知:我的生命是否將陷入金錢與數字的無止境追逐?還是,我能說服更多人一同攀登「喜馬拉雅山」,創造歷史?

當了十年總編輯,很過癮!像躲在電影幕後的導演,完成一部部作品與夢想。但捫心自問,我或許在一個舒適圈太久了。在反覆與矛盾中,我一直忽略我的前任老闆金惟純先生的角色。我從沒想到,他真的會放下創辦的事業,留我獨撐大局。對於,他退休的決定,我一直很不以為然。

直到,有一個週末……

我回老家看父親。他緩緩的指著兩瓶龍眼蜂蜜說:「不是什麼昂貴的東西,但是蜜很純。」他反覆說著:「蜜很純」,要我提去送給金先生。問我這樣做,妥不妥?我愣住。

為何我沒想到要感謝金先生?而是,父親。

父親多次中風,身體時好時壞。第三度中風出院後,金先生專程到我瑞芳老家探望他,小小的客廳侷促坐著兩個無話可聊的男人。當時八十四歲的老父親,戰亂中沒機會讀書,但做人極其厚道,總記得,金先生提拔他大女兒。一個連大學文憑都沒有的女兒,竟當上總編輯,這是他老人家怎麼也想不透的。

他從不誇我,但眼神中,可以窺見老人的欣慰。欣慰來自於「女兒還有一份穩當的工作。」每當我倦勤,他就反覆說著:「飲水要思源,要謝謝金先生與何飛鵬先生。」從戰亂中走過來的他,是真心真意的感謝,女兒能有一份工作的幸福。

看著這兩支瓶子,立在飯桌上,我湧起擁抱它們的衝動。我彷彿看到,沒有家人陪伴的漫漫白晝,剩下單眼薄弱視力的父親,蜷曲在沙發,喃喃念著號碼,吃力地撥打電話,一個號碼又一個號碼,終於撥通郵購公司的電話,成功訂了「很純的蜂蜜」。我可以感受到,屢敗卻屢撥,一次再一次,是老人家急欲說出口的感謝,這是他的一樁心事。

我想,縱然我跟金先生說一千萬聲感謝,都抵不過父親這兩瓶無言的蜂蜜。確實如此,金先生非常詫異中風後的父親如此惦念。我也是,怎也沒想到,擔任執行長的第一堂課,竟是由父親授課。他真是全世界最棒的老師。

※ 本文摘自《沒有大學文憑的日子,我說故事》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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