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執行長王文靜：沒有大學文憑的日子，我說故事

文／王文靜

「人生是一場牌局，拿什麼牌，是命中注定；如何出牌，操之在己。」
（Life is like a game of cards. The hand that is dealt you is determinism; the way you play it is free will.）

──印度前總理尼赫魯

我的人生牌局，始於十八歲拿到的一張牌：一顆鴨蛋。若干年後，總忘不了那個笑不出來的夏天。

我是聯考的失敗者，沒考上大學，因為數學掛蛋。唉，這其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竟然辦到了。講到此，應該握拳。意思是，我的小學六年、中學六年，十二年的數學總結，一場零分。事實是，從小學三年級開始，我的月考數學分數就赤字，此後就不知道六十分為何物。結果是，程度差，有自知之明，但怎也沒想到會在最重要的一場考試抱一個大鴨蛋。收到分數通知單時，我不可置信：「怎麼可能連一題選擇題都沒猜中！」沒能力也罷，怎麼連一點運氣都沒擠出來。

一個愁雲遮日的夏天，脫下高中制服換上另一套制服，我的大學夢碎。

我因此自卑、遺憾沒有一張大學文憑。後來在社會上工作的前幾年，當表現不錯時，他人問起哪一所學校畢業，我忘不了對方期待答案是政大新聞系，但我回答是專科生時，對方的尷尬。我也忘不了，剛踏入社會，因為沒有亮麗文憑，想要爭取到一個面試機會的不易。

多年之後，我才懂得十八歲的這顆鴨蛋，真是我這輩子最大的祝福。我有時會假想，那年夏天的劇情若改寫：我考上台大，結局會更好嗎？不會，更慘。本性驕傲的我肯定會變成眼高於頂、不知天高地厚的傢伙，最後，沈沒在人海中鬱鬱不得志。很慶幸，老天讓我的人生，從失敗開始。讓我提早有危機意識：「我是同儕的落後者，但不想一輩子泡在失敗的醬缸。」於是，我從十八歲後的每一步都如履薄冰，虛心蹲馬步，逆境也鬥志昂然。

愛因斯坦說（Albert Einstein）：「每個人都是天才，但如果你用爬樹的能力來斷定一條魚，魚一生都會相信自己是愚蠢的。」（Everybody is a genius, but if you judge a fish by its ability to climb a tree, it will live its whole life believing that it is stupid.）

魚不但不會爬樹，記性也不好。我常自我解嘲，自己是一條魚。魚只有短期記憶七秒鐘。我也是，就連記錄十個數字的電話號碼，都須分三次才能寫完成。遑論求學時要背誦古文的之乎者也、抽考英文單字默寫。這讓我在以背誦為主流的考試體系，短處盡現。但我有所長，邏輯清楚，對未知好奇。非常幸運，我這條魚沒有被「不會爬樹」困住。

文憑，像河水，能載舟也能覆舟；文憑，有時候也像化妝品，妝一上，讓自我或他人看不清楚真正的你。所以，沒有漂亮文憑，很苦，但有可能是好事。當你沒有它護航，就要亮出實力，搞定事情，把自己逼到牆角。逼你必須擁有「搞定事情」的能力。人生的終場，不會取決於一場考試。文憑是一時的，很多人錯把一時，放大為永遠，不論那是好的或不好的。不論那是好的或不好的。文憑也能夠是雋永，如果它能開啟一個人對知識的終生探索。

雖然十八歲沒拿到好牌，不過，我後來的際遇很奇妙。
雖然數學零分，現在是商周集團執行長，要對財務報表負責；
雖然沒有大學文憑，現在於台大新聞研究所教書；
雖然英文不好，還代表台灣，站上國際論壇演講。

成為執行長、在研究所教書、到國外演講，怎會是沒有大學文憑的人敢想的未來？都不在計畫中，但就是遇到了。最大不同是，勇敢接球，收攏為人生的風景。

下台，上台

十年了！每週二下午三點，我會關上辦公室的門一小時，埋首完成當期雜誌的最後一篇文章〈總編輯的話〉。此刻，循例如此，不過這是我最後一次寫此專欄。因為，二○○九年七月我卸下《商業周刊》總編輯。

回首過去十年的每週二，高潮迭起。有一次到瑞典出差，登機前，專欄還沒完成，緊張的拿著手稿，飛奔上機。飛機趕上了，但氣喘發作了。飛機在跑道上加速前進，密閉的空間讓我喘不過氣，氣管緊縮，幾度吸藥無效，我快窒息於一架騰空高飛的飛機上。那是我生命中，第一次與死亡如此接近。我心想，好多事情沒做，該不會死在一篇未完成的稿件上。

還有一次截稿日，二○○一年強烈納莉颱風來襲。兩天的豪雨量，是台北五十年僅見。半個台北盆地幾乎都泡在水裡，成了湖泊，一艘艘橡皮艇急著救人。大風大雨中，編輯部的同仁，家中或淹水、停電、停話，電腦癱瘓、通訊中斷……，紛紛從淹水區趕到公司。而且，無一人缺席。對於當時的後製主管羅惠萍帶領的這批同仁，我心裡有很大的矛盾、不安與敬佩。

然而，當同仁在風雨中趕到公司樓下時，望著高高的二十一樓卻上不去。因為《商業周刊》辦公室所在區積水，地下室淹水，全面停電，電梯失靈，備用發電機也故障。即使上去，也無法開啟電腦做版面。「如何是好？」雜誌送廠印刷時間進入倒數計時，準時出刊，是我們沒有二話的承諾。主編惠萍試圖拉電纜、買柴油啟動發電機，都無法解決。後來，有人想出移地辦公的方式。問題接著而來：一，台北市哪裡沒停電？二，臨時辦公室的電腦必須灌有編輯排版軟體。三，對方不需要截稿，可以空出來讓我們使用。那真是難上加難的任務！動用了所有關係，終於，我們借到《儂儂》月刊的辦公室。他們的辦公室在災情較輕的新北市，而且截稿時間與週刊不同，辦公室雖停電但備用電力系統可以啟動。

我就是在那陌生辦公室的小小角落，昏暗中，有驚無險地完成調度一位在紐約現場的記者報導該期九一一事件，核出當期所有稿件。

我總是核完當期稿件後，才能寫〈總編輯的話〉。那是我每週最疲累，也是壓力到達最尖峰的狀態。十年來，密集的大量處理文字，讓我在不知不覺中，產生閱讀障礙。有人是厭食症，我是「厭字症」。不工作時，我很難讀完一本書，總是翻了幾頁，就難以持續。這後遺症持續十幾年，現在才好些。縱然辛苦，但我很開心，讀者喜歡我的專欄，《商業周刊》的發行量亦逐年攀高。

卸下總編輯職務後，我轉任集團執行長，副總編輯郭奕伶接替我的位子。我們對於新聞獨立的堅持有共同信仰，這也是《商業周刊》創刊以來不變的理念。奕伶畢業於台大經濟系，是同儕中很傑出的媒體人，作品多次獲得各項大獎。相信，她會青出於藍。 我想對共事十年的編輯團隊致上最高敬意：「能與你們共同打過許多美好戰役，是我此生的榮幸。不管環境如何惡劣，勿忘，對媒體的初衷。」

轉換角色為集團執行長，我的心情甚為矛盾。我理解，執行長這角色是不被全天下上班族喜愛的角色，利益老掛在腦子裡，冷血看數字。因此，當有一天，我必須從總編輯變成執行長的時候，我不知：我的生命是否將陷入金錢與數字的無止境追逐？還是，我能說服更多人一同攀登「喜馬拉雅山」，創造歷史？

當了十年總編輯，很過癮！像躲在電影幕後的導演，完成一部部作品與夢想。但捫心自問，我或許在一個舒適圈太久了。在反覆與矛盾中，我一直忽略我的前任老闆金惟純先生的角色。我從沒想到，他真的會放下創辦的事業，留我獨撐大局。對於，他退休的決定，我一直很不以為然。

直到，有一個週末……

我回老家看父親。他緩緩的指著兩瓶龍眼蜂蜜說：「不是什麼昂貴的東西，但是蜜很純。」他反覆說著：「蜜很純」，要我提去送給金先生。問我這樣做，妥不妥？我愣住。

為何我沒想到要感謝金先生？而是，父親。

父親多次中風，身體時好時壞。第三度中風出院後，金先生專程到我瑞芳老家探望他，小小的客廳侷促坐著兩個無話可聊的男人。當時八十四歲的老父親，戰亂中沒機會讀書，但做人極其厚道，總記得，金先生提拔他大女兒。一個連大學文憑都沒有的女兒，竟當上總編輯，這是他老人家怎麼也想不透的。

他從不誇我，但眼神中，可以窺見老人的欣慰。欣慰來自於「女兒還有一份穩當的工作。」每當我倦勤，他就反覆說著：「飲水要思源，要謝謝金先生與何飛鵬先生。」從戰亂中走過來的他，是真心真意的感謝，女兒能有一份工作的幸福。

看著這兩支瓶子，立在飯桌上，我湧起擁抱它們的衝動。我彷彿看到，沒有家人陪伴的漫漫白晝，剩下單眼薄弱視力的父親，蜷曲在沙發，喃喃念著號碼，吃力地撥打電話，一個號碼又一個號碼，終於撥通郵購公司的電話，成功訂了「很純的蜂蜜」。我可以感受到，屢敗卻屢撥，一次再一次，是老人家急欲說出口的感謝，這是他的一樁心事。

我想，縱然我跟金先生說一千萬聲感謝，都抵不過父親這兩瓶無言的蜂蜜。確實如此，金先生非常詫異中風後的父親如此惦念。我也是，怎也沒想到，擔任執行長的第一堂課，竟是由父親授課。他真是全世界最棒的老師。

※ 本文摘自《沒有大學文憑的日子，我說故事》，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