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波茲曼

我們翹首凝望一九八四年逼近。那年來了,預言並沒有成真,心懷憂思的美國人輕聲歌詠讚美自己;自由民主的根基屹立不搖。不論歐威爾《一九八四》的恐怖夢魘是否在別處成真,起碼美國這裡倖免於難。

然而我們忘了,除了歐威爾的陰鬱想像,還有一種年代稍早,略少人知,卻同樣令人膽寒的預言: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就連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也誤以為赫胥黎和歐威爾的預言是同樣一回事。事實不然!歐威爾擔心我們屈從於外力才提出警告;而赫胥黎的觀點則是,不必有老大哥監看,民眾也會失去自主、成熟,歷史也要淪喪。就他所見,民眾會愛上壓迫力量,崇拜剝奪他們思考能力的科技。

歐威爾害怕禁書,赫胥黎害怕沒有理由可禁書,因為再沒有人想讀書。歐威爾擔心會有人奪走我們知的權力;赫胥黎害怕有人給得太多,讓我們變得消極、自大。歐威爾擔心真理被隱瞞;赫胥黎害怕真理被繁瑣小事淹沒。歐威爾擔心我們受文化箝制;赫胥黎害怕我們會造就膚淺文化,滿腦子遲滯、糜爛和愚癡的念頭。猶如赫胥黎在《再訪美麗新世界》書中所述,隨時戒慎反抗暴政的公民自由論和理性論人士「忽視人類對消遣的無止境慾望。」赫胥黎又說,在《一九八四》一書中,民眾遭受痛苦荼毒的控制;在《美麗新世界》中,他們則因耽溺享樂而為人掌控。總之,歐威爾擔心我們會毀於自身所惡,赫胥黎害怕我們會毀於自身所愛。

我們不必別人提醒就知道,我們的世界充斥監獄文化,歐威爾在他的寓言中已經對這類文化的結構做了精闢描述。如今在幾十個國家殘害數百萬民眾的思想控制機器是如何發揮作用。當然,歐威爾並不是告訴我們專制荼毒人性的第一人。他的作品有個舉世無雙的特點,他堅稱,不論我們的典獄長採信的是左翼或右翼意識型態,結果並無二致。監獄大門同樣牢不可破,監視同樣滴水不漏,偶像崇拜同樣普及人心。

赫胥黎告訴我們的是,在先進科技時代,荼毒人性的敵人不再是滿臉可疑、可恨的神情,反而往往是面帶微笑。在赫胥黎的預言中,老大哥並沒有存心監看我們,是我們自己盯著他看。當民眾因瑣事分心,當文化生活被重新定義為一波波無止境的娛樂,當嚴肅的公共對話成為牙牙兒語,這時也不必有典獄長、監獄大門或真理部了。總之,當整個民族變成一群觀眾,公共事務則成為雜耍表演,這個國家就要陷入危機;他們的文化也難逃死亡命運。

在美國,歐威爾的預言關係不大,赫胥黎的預言則已經逐步實現。全世界沒有其他地方像美國這樣,這麼快又這麼徹底的扼殺了動作遲緩的書面文字時代,還讓電視宰制國內一切體制。美國人引進電視時代,讓全世界清楚瞥見赫胥黎預言的未來。

有識之士論述及此往往必須聲嘶力竭大聲疾呼,結果還引來謾罵,說他們杞人憂天、危言聳聽,甚至說他們是庸人自擾。其實他們這樣做是要振聾發聵,提防笑臉背後包藏禍心。和赫胥黎相比,歐威爾預見的世界很容易辨識,也很容易對抗。我們的成長背景讓我們很容易探知牢門就要封閉,而且我們也有能力反抗。但是,如果沒有人發出痛苦哀嚎呢?有誰會拿起武器挺身對抗娛樂狂濤呢?當嚴肅論述化身為笑語,面對這樣的聲音,我們要向誰控訴?當一個文化笑得幾乎虛脫,有什麼處方可以矯治呢?

經過這麼多年,若是我們還堅持科技是中性的,若是我們還假定科技對文化始終是友善的,那麼我們就實在太愚蠢了。還有,如今我們的閱歷已經夠多,應該明白在溝通模式的科技變化中,蘊涵了十分濃厚的意識型態,這種意識型態沒有文字,也因為沒有文字威力才更強。

不論如何,我想說明的重點是,只有當我們深入、正確體察資訊的結構和效應,只有當我們揭開媒體的神祕面紗,我們才有希望掌握某種手法來控制電視、電腦或其他任何媒體。我們要怎樣養成這種媒體意識?

這就要仰賴唯一(理論上)有辦法應付這項問題的大眾傳媒:我們的學校。這是美國人解決所有社會危機的傳統求助對象,當然了,這是根植於我們對教育的效能抱持天真又莫名其妙的高度信心。不過,我們有理由相信局勢並非毫無指望。教育家並不是沒有注意到電視對學生的影響,電腦問世促使他們深入探究這個問題,也就是說,他們已經孕育出某種「媒體意識」。就目前而言,這項使命便是要讓學生懂得和某些資訊形式保持距離,這樣做並不算違理冒進,我們大可以要求把它納入課程;甚至期望這會成為教育的核心要務。
※ 本文摘自《娛樂至死》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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