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尼可拉斯.艾普利

「我們對人類同胞最大的罪愆不是仇恨他們,而是對他們漠不在乎。那才是不人道的本質。」──蕭伯納

歷史上有一場你可能從來沒聽說過的驚人訴訟案。

一八七九年五月二日,龐卡族的印地安酋長「站熊」(Standing Bear),被迫在內布拉斯加州的法院裡,起身對滿座的旁聽群眾發言。

酋長「站熊」來到法院的旅程充滿了煎熬。美國政府在先前幾年,決定將七百五十二名龐卡族美洲原住民,強制遷離他們居住在奈厄布拉勒河沿岸的肥沃土地,而將他們重新安置到荒蕪的印地安人保留區,位於今天的奧克拉荷馬州北部。「站熊」放棄自己擁有的一切,集結了他的部族,徒步展開一場長達六百英里的「淚之旅路」。

這場徒步旅程如果沒有要了他們的命(「站熊」的女兒就喪生於這場旅途上),那麼乾燥的印地安人保留區同樣會讓他們活不下去。由於他們所剩的糧食少得可憐,又只有滿是焦乾石礫的土地能夠耕種,龐卡族在第一年就失去了將近三分之一的族人,其中包括「站熊」的兒子。在兒子臨死之際,「站熊」誓言將他的遺骨運回部族的墓園,因為他們的宗教信仰認為,族人必須埋葬在部族的墓園裡,死後才能與祖先同在。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站熊」決定返回他們原本的家園。

他把兒子的骨骸裝在袋子裡,抱在胸前,而在另外二十七人的陪伴下於深冬時節展開歸鄉之旅。行至中途,這場旅程的消息,在他們接近奧馬哈族印地安人保留區之時傳了出去。奧馬哈族人張臂歡迎他們,但政府官員卻將他們逮捕,克魯克將軍奉命將遭到包圍的龐卡族人送回印地安人保留區。

克魯克深感不忍。「在我處置印地安人的經驗裡,已經有好幾次在華府的命令下,做出了最不人道的事情。可是現在我又奉命得做一件比以前更加殘忍的事。」克魯克為人正直,違背直接命令對他而言簡直比登天還難,於是他採取拖延的做法,鼓勵奧馬哈市的一名報社編輯,找來律師代表「站熊」,控告身為美國政府代表的克魯克將軍自己。訴訟爭論點是什麼呢?要求美國政府承認「站熊」是「人」。

這場官司打了幾天的時間,政府律師試圖把龐卡族描繪成野蠻人,比較像是沒有思考能力的動物或沒有感受力的物品,而不是擁有理性和情感的人。這種觀點從政府律師一開頭所提出的問題即明顯可見:他問「站熊」這趟旅程帶領了多少人隨行。「我只是想知道他會不會算數。」那名律師解釋道。

經過幾天的證人詰問之後,審判接近了尾聲。主審法官丹迪知道「站熊」想要依照龐卡族的習俗親自發言,但美國的法律體系不允許在審判終結之際進行直接陳述。丹迪法官決定尊重美洲原住民的習俗,而不惜違反法律慣例。於是,他將法警招到審判臺前,悄聲宣布休庭,藉此暗中終止正式訴訟程序,然後允許「站熊」起身對法庭發言。

所以,最後就是這樣。在晚上十點左右,在漫長的一天結束之際,「站熊」站了起來。不識字、不曾受過教育,也沒有時間準備講稿的他,就這麼靜靜站著,環顧著法院裡的人。

過了一分鐘後,他終於開口說道:「我看到現場有很多人,我想其中有很多都是我的朋友。」接著,他試圖呈現自己不只是個沒有頭腦的野蠻人。他說明了自己的部族在印地安人保留區遭遇的困境,提到他從來沒有傷害過一個白人,並且敘述自己多年來曾經在家中收留過不少美國士兵,照顧他們從傷病中恢復健康。

接著,他說出了一段令人震驚的話,幾乎可說是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裡主角夏洛克那段著名獨白的翻版。「站熊」舉起一隻手,說:「這隻手的膚色和你們不一樣,可是刺下去會痛,就像你們刺自己的手也會痛。我的手刺傷之後流出的血,和你們的血是一樣的顏色。我是人。」

「站熊」是人。他的智力足以領導族人,在深冬時節踏上一趟長達六百英里的旅程;他心中的愛讓他把兒子的骨骸掛到脖子上,以實現承諾。儘管如此,他卻必須向一群來自遠地的人懇求同情,因為那群人幾乎完全看不見他的心智,而是將他視為一件沒有頭腦的資產。由於那群人對眼前這個具有知覺能力的心智視而不見,「站熊」只好被迫將自己的心智展現出來。

「我是人」

「站熊」的官司是個極端案例,展現了第六感常犯的一種錯誤。就像閉上眼睛,然後說自己面前什麼也沒有,如果不去運用推論人心的能力,不只會導致我們對別人漠不關心,更可能因此把對方當作根本沒有心智。

大多數的極端案例都涉及某種仇恨或偏見,而拉開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納粹以數百年來的反猶太刻板印象,將猶太人說成喪盡天良的鼠輩、掠食無厭的肥豬。盧安達的胡圖人屠殺數十萬圖西人之前,也是把他們描繪成無腦蟑螂。

當然,「站熊」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心智遭別人忽略低估的人。跨文化心理學家賈霍達指出,古希臘時代以來,歐洲人就以兩種方式,看待在相對而言較為原始的文化中生活的人,藉此認定他們沒有心智。由於「那些人」的外貌、語言和行為舉止都如此陌生,因此在歐洲人眼中不但是他者,也是比較低劣的人。

類似的觀點在歷史上一直不斷反覆出現。金恩博士在孟菲斯遭到刺殺的時候,正在支持一場由清潔工人發動的罷工活動,其口號即是:「我是人。」二○一○年,數千名外來移民在亞利桑納州抗議嚴苛的移民法,群眾高舉的標示牌上寫著:「我是人。」

全球各地的人要求人權或者聲稱自己遭到不人道對待之時,核心論點皆是迫害者未能認知到他們的心智。這也許就是為什麼《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條的條文特別著重人的心智:「人皆生而自由,在尊嚴與權利上一律平等。人各賦有理性良知,應以兄弟精神互相對待。」我們一旦認為別人缺乏理性思考、自由選擇或者感受的能力,就會認為那個人「算不上是人」。

因此,抹殺人性的本質,就是未能認知到別人同樣擁有完全的人類心智。對抗抹殺人性現象的人士,面對的通常都是極端案例,不免因此覺得抹殺人性只是一種頗為罕見的現象。實際上絕非如此。

即便是以人道方式對待別人為首要任務的醫生,也可能與病患的心智彼此疏離,特別是醫生很容易視為與自己不同的那些病患。舉例而言,直到一九九○年代初期之前,慣例上對嬰兒動手術都不會施打麻醉。

為什麼?因為以前的醫生認為嬰兒不具備感受疼痛這種人類心智的基本能力。「以前,資深醫師多麼常向我們保證新生兒感受不到疼痛!」艾芙利醫師在《新生兒的疼痛》一書的開頭寫道:「沒錯,他們被綁起來或手術時雖然會哭,可是『那是不一樣的』。」醫生自古以來就知道嬰兒在生物學上算是人類,卻直到近二十年來,才把他們視為心理學上的人類。

「次等心智」效應

你一旦與別人的心智脫鉤,就可能犯下認為別人比較沒有頭腦的錯誤。

這麼說也許聽起來很抽象,但日常生活中其實有很多細微的實例。首先且來談談你對自己的心智所懷有的一種最基本的經驗:你對自己擁有自由意志的感受。要不要多吃一個甜甜圈,要不要移動自己的指頭,要不要繼續閱讀這本書。但別人的心智呢?別人是不是和你一樣能夠自由選擇?和你比起來,他們是不是比較受制於他們的環境或者他們自己僵固的意識形態?

經過仔細研究發現,大多數人對於這些問題,都回答自己比別人擁有更多的自由意志。這種「次等心智」的效應有許多不同的體現,包括一種似乎普世存在的傾向,認為自己的心智比別人來得細膩又有深度。

相較於和我們關係親近的內團體成員,我們通常也認為距離遙遠的外團體成員──包括恐怖分子、颶風受害者乃至政治對手──比較缺乏體驗複雜情感的能力,諸如羞恥、自豪、難堪與內疚。有一系列實驗甚至發現外團體提出的道歉──例如阿富汗士兵誤擊加拿大人,而請求對方原諒他們──也比較缺乏效果,原因是距離遙遠的他者看起來比較缺乏懊悔的能力,他們提出的道歉也就顯得不真誠。

你如果因為沒有和別人的心智相連結,而覺得對方的頭腦比較遲鈍,並不表示實際上真的就是如此。當初的美國官員認為「站熊」算不上是一個完全的人,認為他頭腦簡單、缺乏智力與感受能力:在今天看來,我們也許會認為這只是一件極端歧視的罕見案例。也許如此,但這個案例也顯示了我們一旦與別人的心智脫鉤,就可能會因此覺得別人看起來比較沒有頭腦,比較不像你和你的好友那麼智力健全。

心智盲目會導致社會智能降低

許多非洲傳統都談及一種稱為「烏班圖」(ubuntu)的概念:「人因為對待別人的方式而成其為人。」這種觀念認為,你的人性來自於你對待別人的方式,而不是你在獨處情況下的行為。人性來自於把別人當成人對待,不是擁有生物學上定義的人類身體就稱為人,而是擁有心理學上定義的完全人類心智才算得上是人。

我們一旦未能啟動了解別人心智的能力,不但會因此對他們漠不關心,也恐怕不免喪失自己的人性。

※ 本文摘自《為什麼我們經常誤解人心?》,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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