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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moo編輯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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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金勇澈

經常可見到實力並不出色、人品也一般的人,卻被視為出類拔萃的實力者看待,這些多半是「擅於經營人脈」的實例。光靠「交遊廣闊」就能受到特別優渥禮遇的社會,應該不多吧?

但在三星工作,就是如此。因此三星結構調整本部的經營主管都想擁有「豐富的人脈」。

當然,交遊廣闊不管是對個人或對社會,都不是一件壞事。只不過,當「人面廣」成為最高美德,所有原則都將消失,凡事只剩講求「關係有多親近?」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很難接受依法處理的決定。久而久之,所有人都有樣學樣,拼命向當權者逢迎拍馬,沒關係就找關係、籠絡權貴。然而,惺惺作態、虛情假意的結果,只會使得靈魂腐朽。

人脈至上的韓國社會

我在三星看到太多這種情況。誇示人面廣、專事遊說的人,相較於那些對三星有實質貢獻的人,受到更優渥的待遇。在生產、研究、營業現場默默耕耘、勞心勞力的人才,若是無法經營權力階層的人脈管理及遊說活動,就只會被當作消耗品,用完即丟。

相對的,擅長遊說活動的人,只要懂得如何阿諛奉承,即使缺少實力或績效,也能穩坐大位,而且即使違法作惡,也不易遭到開除。

國際認為的一流企業—三星,為什麼會形成這種文化呢?原因之一是,有太多問題是見不得光的;另一個原因則是李健熙家族的支配結構原本就不穩定,所以只好透過遊說權力階層、弱化法律規範。

但若韓國不是一個透過關說就能推翻合理決策的社會,三星或許也就不會如此盲目地熱衷於遊說活動了吧?到頭來,肇因還是出自韓國社會。

韓國民眾也熱衷於「廣結人脈」,問題出自簡陋的社會保障結構。韓國是一個當個人生活遭到危機,只能求助於親友的社會結構。如果韓國社會不管任何人突然失能、罹患重病,都能無差別待遇地獲得公家機關援助,就很難形成現在的這種文化。實際上,社會福利越是進步的國家,越不會把心力耗費在人脈的經營上。反之,社會福利脆弱的國家,越容易形成倚重人脈的文化。

濫權,則是民眾依賴人脈關係的因素。弱勢者為了避免成為公權力濫用下的受害者,只好從平時就想方設法拜託權勢者多關照。這樣的思維充斥民間,不論是小規模的自營業還是財閥都一樣。而且,對於透過這種關係而獲益,許多人不但不以為恥,還洋洋得意。訕笑講實力的公平經濟制度,與推崇人脈至上的態度,其實是一丘之貉。

重要的決策受人脈左右的比例越高,結果對財閥等握有權勢者越有利,因為他們容易接近能夠影響決策的人。另一方面,一般民眾不管多麼擅長與他人交心,依舊難以接近這樣的人,因為利用人脈獲得利益,和人格魅力無關。在事事講人脈的社會,關鍵在於金錢、位居要職、或是否來自名校。

任職檢察官偵訊全斗煥時,曾經聽他講過,「金宇中(大宇集團會長)曾經給我 100 億,你認為他是白白送我的嗎?他當然是希望送出的 100 億,能夠讓他因此賺到 1,000 億。」為了「遊說活動」而接近他人,並非社交活動。縱使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沒有任何預期,然而目標終究還是利益。

組織要的是奴才還是幹才?

現在的韓國社會常把長袖善舞、擅長遊說活動,透過人脈關係以發揮影響力的人,視為是「有才幹」的人。這樣的人真的很有才能嗎?我並不認同。

這樣的人多半在自己所屬的團體能夠獲得好評。然而,團體成員給予好評的事未必就是對的事,因為組織利益與社會正義並非絕對是一致的。

韓國的社會因為太過重視所屬團體的認可,很多人相信即使所作所為已經偏離正軌,但只要能得到同事、前輩或後進的好評就無所謂。由於很多重要決策都要靠人脈來解決,所以讓人總是擔心自己是否會遭受所屬團體的排擠。一旦被周遭的人視為瘟神,想要重新融入這團體簡直難如登天。

因此,很多人為求受到所屬團體的認同,寧可做出違背社會的違法行為。如此一來,在團體中將被視為英雄,甚至上司、同僚也會加以褒揚讚許及鼓勵,認為他們為了組織甘冒風險。我在三星就見過無數這樣的例子。

真正有才幹的人,並非是毫不受批評的人,而是那些受行止合宜的人讚揚、被惡人辱罵仍然能夠昂然走在正道上的人。這才是我認為「有才幹」的人。

但是,現在的韓國社會,卻老是讚揚一些行為偏差之人,給予他們不錯的評價,常說這些人「有情有義」,有「領導氣質」,有人稱讚他們「像個男人」、「寬宏大量」,也有人讚美他們「不會小家子氣」、「大器、有魄力」等。

韓國社會的罪惡淵藪

檢察官時代,我曾經認為韓國社會的罪惡淵藪是「色情俱樂部」。因為每當進行調查時,所有的惡行總會和色情俱樂部有所牽扯。

韓國因為租稅制度的不夠透明,地下經濟格外蓬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色情俱樂部。一方面,由於公權力淪喪,大家都拼命拉攏權貴,而進行媒合的場所,就是色情俱樂部這類的風化場所。為拉近關係,需要酒和女人,絕非志趣相投而結合。擁有金錢與權力者,舉杯共飲爆彈酒的次數越多,法律規範就對權貴者越有利。一般平民百姓無法與權貴相抗,最後就是被逼入絕境。

然而,政府對此並沒有因應的對策或方法。因為社會經濟的不透明,無法確實徵收到稅款,財政陷於困境的政府,只能倚靠短期對策應急。面對失能或失業,民眾只能自力救濟。在缺乏社會福利照顧的社會,一般人能夠倚賴的還是人際關係(走後門)。

光就這一點,養人脈的文化就很難根除。但在這樣的文化中實質獲利者,是掌握社會核心人脈的權貴們。他們透過關說操弄法令與輿論,平民百姓無法和他們競爭,人生因此陷入絕境崩壞的人日增,其中有一部分人甚至下海成為色情俱樂部的酒店小姐。由於供需同時增加,色情俱樂部這類的聲色場所因而生意日益興隆。

要避免陷入這種惡性循環,就要像我之前所說,即使位居社會中最富裕的階層,也該接受法令規範。沒收財閥非法藏匿的祕密資金、提高社會整體的透明化、防止逃漏稅。如此一來才能確保財源,強化社會保障制度,減少一般人對未來的不安。當教育、醫療、住宅、失業保障等領域都能強化且具有公平性,社會透明度自然可以提升。

如果,當發現組織中有逃稅、祕密資金等違法行為的人,因為出面揭露不法而失去工作、受到排擠時,也還能保有基本生活保障。那麼,韓國想必會成為比現在更具道德勇氣的社會。社會福利制度發達的北歐社會,公共政策強調透明公開是有其原因的,因為那樣的社會正好和韓國社會相反,處於良性循環。

而且,韓國社會若能沒收最富裕階層的不義之財,它的效果絕對不只有強化財政,也能緩和社會民眾與富裕階層的對立。資本主義歷史較久的西歐社會權貴,會以「Noblesse oblige」自我惕厲,認為「身為權貴子弟,就應承擔起應有的義務,權充其它階級的楷模,這即是源於公平正義的精神。

韓國社會的分歧點

韓國當前的經濟霸權落在李健熙、鄭夢九(現代、起亞汽車集團會長)等第二代財閥手中,但未來是否就該交棒給李在鎔、鄭義宣等第三代財閥?他們只是世襲這個位置。像李健熙及李在鎔打從出生就受到皇親國戚的待遇,對於自己所享的權力認為是理所當然,根本不了解其財富及權力是來自社會。這種思維就如同封建社會中貴族看待自身的特權,一切就像繼承父母血統般地理所當然。因此,他們從不知謙卑為何物,難以容忍一絲絲的退讓。

另一方面,他們和憑自己的技術、創意、努力而累積財富的人大不相同,雖然不能說是絕對,但至少篳路藍縷的過來人,會體認到所擁有的絕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其中還有來自社會的支持。在社會福利完善,教育、醫療幾乎無償提供的北歐社會尤其明顯。

提供良好的教育機會,失敗時有完善的社會福利照顧,人們才敢冒險去闖。在這樣的社會當中,有錢人也比較願意負擔高額稅金。芬蘭納稅冠軍桑德賀姆(Göran Sundholm)近 50% 的收入都用來繳稅了,他靠著發明成為芬蘭第一富豪(根據 2007 年 11月資料),擁有數百件發明專利的他,有芬蘭愛迪生的稱號。

和韓國相較,我們富人多是財閥的第二代,芬蘭則鮮少有富豪的財產來自繼承。芬蘭的富人幾乎都是靠技術或創意致富。在韓國,財閥之子與平民百姓之子有一道永遠無法消弭的鴻溝,這種情況和芬蘭形成極端的對比。或許是因為芬蘭的富豪處於一個對社會責任極為敏感的環境吧?

 

芬蘭每年 11 月,就公開全國民眾的所得及納稅額。只要有心,任何人都能夠知道同事或鄰居的所得及稅金,這樣的社會自然不容易有逃稅。所得將近一半全上繳國庫,卻不會心生不滿也是同樣緣故,因為大家都知道「錢賺得比我多,繳的稅金就比我多」。韓國不一樣,李在鎔在繼承三星愛寶樂園的股權轉換過程中所繳納的稅金,比在三星工作的我還少。在這樣的體制下,誰會心甘情願誠實納稅呢?

即使稅率高,只要權貴們沒有不法運作的空間,就能換來市場活力。換句話說,關鍵在於公開透明。當自來水受到汙染時,與其每個人都花錢買水喝,不如把買水的錢收集起來淨化水質會更有效率。這是一種共同道德。像這樣的道德適用於各個層面。社會福利發達的北歐社會,就是如此運作的,韓國為什麼做不到呢?縱然有千百個理由,但透明度不足,絕對是原因之一。

三星的案子,正是一個我們要選擇邁向什麼社會的分歧點。韓國社會所選擇的方向也著實讓人訝異。官僚和三星勾結的實情曝光,既沒有任何法律制裁,也欠缺合理的說明。

封閉的三星企業文化

承受特別恩澤而成長的韓國財閥,猶如在「只要你平安長大什麼都隨便你」溺愛下長大的孩子。這樣的小孩通常只能在家作威作福,沒有父母的協助就難以成功。三星正是如此,雖然自稱「全球化企業」,卻完全安於韓國的既有利益。

我揭露三星的種種不法時,有些人擔心說,「萬一李健熙把三星總公司移到海外怎麼辦?」他們擔心李健熙惱羞成怒,將三星移往海外發展,韓國經濟將因此衰退。這根本是杞人憂天。完全仰賴內需的金融、消費事業、壓榨中小企業的成本、韓國政府的種種援助……,在韓國所能享有的好處之多,三星根本無法把總公司移到海外。

三星和「全球化企業」最大的差異之處,就是和其他財閥相較之下,外國籍的經營幹部人數過少。傳聞三星的國際化指數遠低於 LG 集團及 SK 集團。

李健熙曾經表示「一個天才可以養活百萬人」,一度積極延攬國外名校畢業的人才。當時雖然以如此態度延攬人才,組成團隊為公司獻策,但成效不彰。問題並不在於這些人實力不足,而是封閉、權威的三星文化,讓他們有志難伸。三星從外國先進企業或研究所挖角的人才,無法在三星發揮也是基於同樣的理由。

另外,家族行使絕對權力的財閥,不可能存有民主、平等的文化。組織中,重用走後門、向權力階層疏通關說的人時,外籍人士或是長年旅居國外的人才,加入後當然會產生疏離感。各國人才群英匯集的「全球化企業」,只淪為一個夢想。這也是我為什麼認為縱然將李健熙家族非法行徑完全曝光,三星也無法出走。

一旦將三星不法行為盡皆公開,三星也就沒有必要為再收買韓國權力階層,進行違法遊說活動,企業經營公開透明化,那才是三星真正能夠脫胎換骨,成為「全球化企業」的一刻。如此說來,又不禁讓我覺得阻礙三星真正成為跨國企業的,正是那些對違法事實置若罔聞的特搜檢察官。

韓國社會病了

2007 年秋天揭發三星的不法,主流媒體對我所發表的內容大肆抨擊。大部分的論點是「全然遵守法令的話,根本無法經營企業」、「企業經營不能過度地以道德尺度來衡量」,甚至有人主張,「三星是支撐韓國的企業,領導犯了些小過錯睜隻眼閉隻眼也合情合理」。還有人譴責說,「對於代表韓國的企業,提出倫理問題,結果只是讓競爭的國外企業得利罷了」。這些譴責,宛如是說我揭發三星違法,如同賣國的行為。

聽到這些論點,不禁讓我想起 2005 年發生的黃禹錫事件。在捏造研究論文真相揭露前,就曾有人批評黃禹錫博士的研究有問題。然而主流媒體卻以「科學研究不該以過高的道德標準衡量」,壓下批評的聲音。還有人認為批評黃博士研究的人是賣國賊。即便後來證實黃禹錫論文的確是捏造,這樣的論調仍然不減。

黃禹錫事件及三星事件間隔兩年,兩者有極大的共通點,透過這兩個事件,可以歸納出媒體的思考邏輯是「對於現在帶來財富,或是未來有可能帶來財富的人,企圖用道德倫理來約束他們都是賣國行為」。

一場反貪腐的市民革命

有人質疑我,「我們的社會處處腐敗,為什麼你只點名三星?」如果我不是在三星任職,同樣目賭公司的不法,那麼我應該一樣會舉報該公司的違法事證。就如同我在三星工作,親眼目睹其中的不堪一樣,因此我向民眾說出真相。無論何時何地,任何人發現不法,都應該將其揭發開來。抱持「反正都一樣爛,都是爛貨」心態而漠視,絕對不是應有的態度。

揭發三星財閥核心人物及檢調的非法行為,我的心情非常沈重。不管哪一邊都是我長久服務的組織,在這兩個組織所認識的人,幾乎就是我大半輩子的人脈存摺。他們把我當「背叛者」,等於社會性的宣告金勇澈死亡。

即使如此,我也不曾後悔過 2007 年的「良心告白」。

雖然我所揭露的不法多涉及財閥和檢察官,但牽涉其中的並不只有這些人與單位,國稅廳等其他公職人員所包庇的行為規模更大。但是,由於我並不清楚其中的具體內容,所以只能就我所知的公開。

媒體的墮落比起檢調更為嚴重。當我知道媒體可以用不揭發財閥不法的報導交換到財閥的廣告預算時,我深受打擊。如果媒體可以對不法保持緘默,不法行為將與日俱增。看到這些大企業的公關幹部只是送些應景賀禮,媒體便因此失去立場、報導偏頗動搖,讓我不禁感到悲哀,原來媒體人的良心如此不值錢!

雖然我揭露的是檢調幹部的非法,但絕不能因此認為其他基層公務員就全是廉潔自愛的。我在三星時,也時常看到基層公務員做些違法行為卻不以為意,這比幹部的非法行為所造成的影響更為深遠。雖然我公開的是幹部的不法作為,但希望民眾不要因此以為基層公務員就沒有問題。

公開三星的非法,是希望中小企業和大企業共存共榮,但也希望民眾不要誤解,以為三星之外的財閥一定潔身自愛、中小企業的經營團隊比起大企業就比較高尚。我並不清楚其他財閥在經營上是否比三星正派,我只是目賭了三星的非法作為,然後昭告天下而已。我很期待有揭露其他企業不法的「良心告白」出現。

不能單靠某個獨立個體來改善這個社會。而是要憑藉每個人在自己的崗位,監視及告發貪腐。當然,受理告密、搜查、懲處是司法機關的責任。司法機關的道德標準應高於其它單位,所以我對司法機關才會給予更嚴厲的批判。如果連負責調查及維護司法正義的單位都敗壞了,其它領域的努力都可能是徒勞。

這是一場反貪腐的市民革命。

※ 本文摘自《三星內幕》,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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