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憶代理人──未來我們需要的,或許是如何遺忘
文/克萊夫.湯普森
是什麼刺激使一個坐在廚房地板上的十一個月大寶寶,生平第一次說出「牛奶」這個詞彙呢?多年來,語言學家一直嘗試著要求為人父母者寫日記,記下他們對自家孩子說了什麼,不過要監督家庭對話難如登天。
二○○五年,麻省理工學院科學家戴伯.洛伊與他的妻子露波.帕特爾(她也是一位研究口語的科學家),正在等待他們頭一個孩子的來臨──他們領悟到,這是個大好機會,可以觀察這個男孩發展語言的過程。不過他們想以科學方法進行。他們想把他們或任何人對這孩子說的每一件事情都記錄下來──他們知道,只有在記錄過程是自動運作的時候,這件事才辦得到。所以洛伊跟他的麻省理工學院學生設計了「攔截記憶碼」(TotalRecall)這個大膽的計畫,包括在他家裡到處裝設攝影機與麥克風。他告訴我:「我們想要創造出最終極的記憶機器。」
在他兒子誕生前幾個月,洛伊的團隊在他家中的每個房間裡都安裝了廣角攝影機與高敏感度麥克風。大量感應器會捕捉「下至耳語程度」的每一種互動,然後存入地下室裡龐大架子上的硬碟中。洛伊與他太太從醫院把新生兒帶回家時,打開了這個系統。它開始製造出份量之大堪比消防水龍頭的影音內容:每天大約有三百 GB,換句話說,每二十四小時就有足夠灌飽一個正常桌上型電腦的內容。他們這樣持續記錄了兩年,集結一組研究生與科學家來分析資料流,謄錄叨叨絮絮的談話內容,然後弄清楚他們的兒子到底是怎麼學說話的。
他們做出種種卓越的發現。舉例來說,他們發現這個男孩有過一段字彙學習的爆發性增長時期──「字詞誕生」──大約是在他初次過生日時開始,然後在七個月後顯著地慢了下來。洛伊的某一位研究生分析這個趨緩過程時,浮現出一幕很有趣的景象:就在那些字詞誕生數量下降的時刻,這男孩突然間開始使用許多兩個詞以上組成的句子。「就好像他改變了自己在認知上的努力方向,從學習新字詞換到產生新奇的句子。」洛伊如此寫道。
另一個研究生發現男孩的照顧者傾向於在屋子裡的特定位置使用特定字詞──舉例來說,「不要」這個詞彙在走廊上經常使用,有可能是因為照顧者通常會說「不要在樓梯上玩耍」。而結果顯示地點很重要:在字彙跟某個特定空間連結在一起的時候,孩子通常學得比較快。洛伊指出,這是個很誘人的發現,因為這暗示了藉著改變我們在孩童身旁使用字詞的地點,我們就可以幫助孩子們更有效率地學習語言。這些資料仍然在分析中,不過他傑出的實驗很有可能改變我們對早期語言習得的理解。
出乎意料之外,這個實驗也改變了洛伊的私生活。到頭來,因為創造出這份對他兒子頭兩年生活鉅細靡遺到瘋狂的科學紀錄,洛伊也創造出歷史上最詳盡的回憶錄。
舉例來說,有一份紀錄是他兒子學走路的第一天。在螢幕上,你可以看到洛伊走出浴室,然後注意到那男孩以學步前稚兒那種不穩定的平衡方式,站在六呎外的地方。洛伊伸出他的雙臂,鼓勵他走過來:「來吧,來吧,你可以辦到的。」他催促著孩子。他兒子往前衝了一步,然後是另一步,接著又一步──他第一次成功地做到了。在聲音部分,你可以實際上聽到那男孩對著自己驚訝地尖叫:「哇!」然後洛伊對他正好來訪、此刻正在廚房裡的母親大叫:「他在走路!他在走路!」
對於任何父母來說,在影片上捕捉到這一刻都是罕見之事。不過無意間捕捉到這一刻,還有某種更加不尋常之處。不像大多數帶著照相手機的家長所捕捉到的「踏出第一步」影片,洛伊並沒有積極設法要凍結這一刻;他沒有被困在一種怪異的、典型的現代兩難困境裡──既要設法體驗某件愉快的事,又要採取行動,把事件本身錄下來。(我兒子第一次過生日的時候,我們給他一個插了蠟燭的杯子蛋糕,我花了太多時間亂拍快照。結果顯示,在關燈的時候便宜相機對焦不佳,以至於後來我才領悟到,我根本沒有親眼注視著那一刻。)你可以看到洛伊真的在那一刻忘我了,他心醉神迷。
的確,在他兒子會走路以後好幾個星期,他才領悟到他可以找出數位拷貝;在找出那一刻的時候,他很驚訝地發現,他完全記錯了事件過程。「我本來記得那是個陽光普照的早晨,我太太人在廚房裡,」他說,「而在我們終於取得影片的時候,才發現那天早晨並不是陽光普照,而且在廚房的不是我太太,是我媽媽。」
洛伊甚至可以進行更瘋狂的記憶召回壯舉。他的系統能夠把種種不同的影片流結合成 3D 影像。這讓你在實效上能在一個錄影紀錄裡繞著「飛」一圈,就像置身於電玩遊戲裡。你可以凍結某一刻,轉回去看,同時飛越這個場景:這就像是現實生活的硬碟錄影機。
不過,就像洛伊體認到的,對某些觀察者來說,這整個計畫很讓人不安。「有一大堆人問我:『你瘋了嗎?』」他咯咯笑著說道。他們把攝影機看成像是歐威爾在《一九八四》裡描寫的那樣,雖然這樣並不盡然精確;畢竟洛伊是在記錄自己,而不是某國政府或者某個邪惡企業。不過還是有些問題,過著被無間斷錄影侵蝕的生活,你不怕你最脆弱的時刻──跟你的配偶為了洗碗盤小氣地鬥嘴,為了某件蠢事脾氣失控,或者,挑明的說吧,甚至連性交──都會永遠留下紀錄嗎?洛伊與他的妻子都說這種事並沒有發生,因為他們會控制這個系統。
在每個房間裡都有個控制板,讓你可以關掉攝影機或者錄音機;一般而言,他們會在晚間十點(寶寶上床睡覺後)關機,然後在早晨八點打開。他們在每個房間裡也都裝了「出槌」按鈕:按下這個鈕,你就可以隨心所欲地洗掉最近錄影的內容──幾分鐘、一小時,甚至一天。這是個很巧妙簡潔的妥協,因為當然了,一個人直到生米煮成熟飯以前,通常不會知道尷尬事就要發生了。
「你知道,我太太餵母奶的時候就是這樣,」洛伊說,「或者我會踉蹌走出淋浴間,全身滴水又光溜溜的,漫步到走廊上──然後猛然發現我在做什麼,就按下『出槌』鈕。我想我的研究生不必看到這個。」他也體驗到紀錄片工作者與電視實境秀製作人早就已經注意到的影響:過了一陣子以後,攝影機就隱形了。
換句話說,光明面抵得過黑暗面,在科學上與私生活上都是如此。在二○○七年,洛伊的父親在洛伊出差時過來看孫兒。幾個月後,洛伊的父親因為中風而猝逝。洛伊哀慟逾恆;他知道他父親健康狀況不佳,卻沒料到結局來得這麼快。
幾個月後,洛伊領悟到他錯失了看到他父親最後一次跟孫兒嬉戲的機會。不過這棟房子已經自動錄下這一段了。洛伊到「攔截記憶碼」系統裡找到那一段影片。他抽出那個段落:他父親站在客廳裡,舉起他的孫兒來呵癢,輕聲細語地說他長大了好多。
洛伊暫停了那一刻,然後慢慢地播放,注視著那一幕,倒帶然後再度重看,飄移到好幾個不同的角度來重新體驗。
「我像個鬼魂一樣,飄浮在他身旁注視著他。」他說道。
如果我們什麼都不曾忘記,那會是什麼感覺?從你人生開端就有那種記錄,然後一直到你入土為止?
記憶是我們的身份認同中最關鍵也最神秘的部分;奪走了記憶,身份也很快就會消失,與阿茲海默症角力的許多家庭都很快就發現這一點。
我們初次一瞥遺忘的方式,是在一八八○年代,當時德國心理學家赫曼.艾賓豪斯在自己身上進行了一個漫長而迷人的實驗。他創造出兩千三百個「沒有意義」的三字母連結,然後把它們背起來。之後他照著規律的間隔測試自己,看看他可以記得多少字。他發現在你學會某件事以後,記憶會很快消退:在二十分鐘內,他只能記得先前設法背起來的百分之六十,而在一小時內能記起來的就不到一半了。
從根本上來說,他忘記了絕大多數的三字母複合詞,但仍然記得的少數複合詞已經轉化到長期記憶裡。這個原理現在被稱為艾賓豪斯遺忘曲線,是好消息也是壞消息:沒有多少事情進得了長期記憶,不過進入長期記憶的東西就會在那裡生根。
就算我們能夠記住一個事件,我們也不能確定這個記憶是否為正確的。記憶不是被動的;而是主動的。這不像是從檔案櫃裡拉出一張紙,重新提取這個事件的精確拷貝。而是重新產生運作中的記憶。你抽出了正確的精髓,但你漏失很多細節。所以你靠著想像力,用看似可信的東西填滿失落的細節,不管那到底是不是真正發生的事。
我們把記憶寫成「re-membering」是有理由的;我們重組過去,也許隨著每一次的回憶,我們甚至還把新的錯誤給補進去了。事件記憶變成了接力傳話最後卻失真的遊戲。
人類幾乎一直都在使用外在輔具來對抗記憶的編造羅織。以前儲存人工記憶需要先見之明與付出努力,這就是為什麼只有一小部分非常盡責的人留下很好的日記。不過數位記憶經常是被動的。你不是有意留著你所有的簡訊,但如果你有一台智慧型手機,很有可能那些簡訊都還在,每次你的手機接上充電座時都會備份。
我們面對的是人類記憶上很有意思的一個逆轉點。我們從大多數生命細節都被遺忘的時代,進入了許多(或許是大多數)生命細節都會被捕捉下來的時代。那會怎麼樣改變我們生活的方式──還有,怎麼樣改變我們理解自身生命情狀的方式?
有一小群人一直設法要弄清楚這件事,方法是盡可能頻繁地記錄許多他們生命中的點點滴滴。他們不想遺漏細節,試圖要創造出完美的記憶回溯,找出那像是什麼。他們是生活記錄者。
記憶代理人
在我訪問某個人的時候,我會記下很有強迫症特徵的筆記:不只是記錄他們說的每句話,還有他們看起來是什麼樣子、如何講話。
在見到戈登.貝爾的頭幾分鐘內,我就領悟到我碰到旗鼓相當的人了:他對我的數位記錄,比我對他的筆記都要完整個數千倍。
貝爾可能是世界上野心最大也最投入的生活記錄者。他是個高大和善的七十八歲白髮老人,到處遊走時身上的裝備包括掛在脖子上的魚眼鏡頭小相機,每六十秒鐘就拍下一張快照。還有一個小小的錄音機,捕捉了大多數的對話。電腦裡的軟體儲存了他看過的每個網頁備份、他收發的每封電子郵件,甚至還有每通電話的錄音。
「這可能不合法,但是管他去死,」他大笑著說道,「我從來不知道以後我會需要什麼,所以我留下一切。」在我到他擁擠的舊金山辦公室去拜訪他的時候,我們並不是第一次見面;我們已經一起出門並閒聊了好幾天。他把「克萊夫.湯普森」這個名字鍵入他的桌上型電腦,讓我稍微了解一下他的「義腦」──這是他的稱呼──對我有什麼樣的掌握。(他在他的桌上型電腦與筆電裡各留了一份他的生活紀錄。)螢幕上充滿大量跟克萊夫有關的資料:二十來封貝爾跟我交換的信件,他在線上研讀過的我的文章副本,還有從我們初次見面時開始拍的照片,有張照片是我毫無防備時被拍下,當時我的手伸得長長的。然後我震驚地領悟到,在他第一次跟我講起那個故事的時候,我記下的筆記並不正確。我寫說他是跟女兒一起去,而不是跟妻子同往。貝爾的人工記憶在糾正我的記憶。
在貝爾身邊就像是跟某個表演超強記憶的海豹為伍。他主張,生活紀錄給他更大的心靈平靜。知道他閱讀、觀看或聽見的幾乎一切都有永久備份,讓他更能夠活在當下,更專注於他在做的事情。把某件事情記下來的焦慮消失了。
「這是一種自由解放的感覺,」他說,「事實是我可以卸下記憶,知道它就在那裡──我看到的一切都可以再度被找到。我感覺更乾淨俐落、更輕盈。」
人工記憶的真正前景,並不是作為消極儲存設備(像是紙筆構成的日記)。未來的生活紀錄反而是積極性的──設法替我們記住事情。生活紀錄在駕馭電腦特別擅長的事務時,會有用得多:靠蠻力的模式發掘。
那種感覺布萊德利.羅德斯略知一二。當他還是麻省理工的學生時,他開發出「記憶代理人」(Remembrance Agent),一種執行單一任務的軟體。「代理人」會觀察他在打的東西──電子郵件、筆記、文章之類的任何東西,它會吸收他寫下的字詞,靜靜爬梳多年來存檔的電子郵件與檔案,看看他過去寫下的東西裡,有沒有任何一樣跟他現在在寫的內容相符。然後它就會在螢幕角落裡送出片段資訊──近到讓羅德斯能夠瞥見。
有時候那些建議文不對題、毫不相干,羅德斯會忽略它。不過「代理人」經常會找到某樣有用的東西,像是某個羅德斯寫過卻忘記了的檔案。舉例來說,他會發現自己正在打一封給某位友人的電子郵件,問他怎麼運作校園內的印表機,這時「代理人」會讓他看到他已經有個內含答案的檔案了。
從本質上來說,羅德斯的「代理人」利用了電腦純粹不知疲憊的性質。羅德斯就像我們大多數人,不會光為了這軟體可能叫出某些有用之物的微小機率,就費事搜尋他打過的一切東西。雖然要機器做這種笨工作沒問題,它們卻不會知道自己是不是找到某種有用的東西;它們要仰賴我們,用我們獨特的人類能力,去辨識出有用的訊息,去做決定。羅德斯很靈巧地混合了人類創造意義的技巧,還有電腦建立關聯性的技巧。
在一九四二年,波赫士發表了另一篇短篇小說,內容是一個有完美記憶力的男人。在〈傅恩斯,記憶者〉裡面,敘述者遇到一位十九歲男孩,在一次騎馬出了意外以後,發現他得到了完全記住一切的能力。他做到了讓人震驚的記憶把戲,像是背起長篇累牘的羅馬文獻《博物志》,並且描述他幾個月前看到一組雲朵的確切形狀。不過傅恩斯坦承,他完美無瑕的記憶力讓他生活悲慘。因為他無法忘記任何事情,一直回想起關於一切事物的太多瑣碎細節,讓他深受折磨。對他來說,忘卻會是一項禮物。「先生,我的記憶,」他說,「就像個垃圾堆。」
在一個有無限記憶的世界裡,對我們即將與之共存的古怪悖論與條件交換來說,這是個美麗的隱喻。我們的祖先學習如何記憶;我們將會學習如何忘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