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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moo編輯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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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克萊夫.湯普森

二○○三年,肯亞出生的歐麗.歐可洛是個年輕的法律學生,她在美國讀書,卻還是對肯亞的政治念念不忘。有很多事情都讓人放不下。肯亞是個政府貪污腐敗的污水坑,在貪腐印象指數裡幾乎是敬陪末座。歐可洛花了無數時間跟她的同事談論此事,直到最後有人提了個明顯的建議:妳為什麼不開個部落格?

除了為課程而寫的論文以外,她從來沒有為一群觀眾寫過任何東西。不過她決心堅定,所以她成立了一個部落格,然後面對鍵盤。

「我對於要說什麼根本沒概念。」她回憶當初。

這個說法是錯的。在接下來的七年裡,歐可洛展現出機智、熱情的聲音,完美的進行線上對談。她穩定的上線發文,談論對抗肯亞貪腐的戰役,連結到種種揭發官僚花費巨額款項在豪華汽車的報告,並且分析「盎格魯租賃醜聞」,在這項事件中政府付了好幾億元購買服務──像是為這個國家建立一個新的護照系統──結果卻從未實現。

她在二○○六年搬回肯亞的時候,開始張貼一些照片,拍的是通往機場馬路上的浴缸大小泥坑。(「我們的經濟應該是在成長,但是到底長成什麼樣子了?」)歐可洛也描寫日常生活,貼出她家小寶寶的照片,並且討論在奈洛比生活的快樂,包括計程車司機極度友善,甚至為她跑腿。當她最愛的美式足球隊──匹茲堡鐵人隊,贏得一場比賽的時候,她露骨地表現她的得意之情。

幾年後,她建立起一個忠誠的讀者群,包括許多住在國內或國外的肯亞人。在留言中,他們會開玩笑地談起童年回憶,像是「午餐盒的童年創傷」:低收入家庭的小孩帶著看起來很恐怖的剩菜去上學。然後在二○○七年,執政黨在全國大選中舞弊,這個國家陷入暴亂。歐可洛寫下痛苦憤懣的文章,盡可能併入她能取得的扎實資訊。總統強迫施行媒體封鎖令,所以這個國家零星湊合的網路服務在這時變成了關鍵性的新聞管道。歐可洛在下班回家後貼文貼到晚上,她的部落格很快變成危機時刻的情報交換所。

「我變得非常有紀律,」她告訴我,「我知道有哪些人讀我的東西,我非常有意識地建立我的論證,來支持我想說的話。這點很有趣;我有一種義務感。」

出版商注意到她的作品,聯絡歐可洛,要她寫一本書談她的生活。她拒絕了他們。這個點子嚇壞了她。一整本書?「我的真實人格是非常內向的。」她補充道。

然後有一天,一支紀錄片小組出現了,他們為了製作一支以女性部落客為主題的影片來訪問歐可洛。他們把她所有的部落格文章都印了出來。當他們交給她那一整疊紙張的時候,足足有兩本電話簿的尺寸。

「實在很大本!大得像巨無霸!」她大笑出來,「而我的反應是,喔我的天哪。那是我第一次意識到那些貼文的份量。」歐可洛不想寫一本書,但在某種意義上,她已經寫了。

網路製造出瀑布般大量的文章

在網路來臨之前,大多數人在高中或大學畢業以後,鮮少為了好玩或者知性的滿足而寫出任何東西。

那麼書信寫作的黃金年代怎麼說?我們對那個時代的鄉愁,並不符合現實狀況。研究指出,就連在英國書信寫作的巔峰時期,也就是十九世紀末葉,在電話普及之前,一般市民兩個星期難得接到一次信。

在美國,書信寫作在一八四五年以後大量擴張,當時郵政服務開始大幅削減個人書信的費率,有越來越多移動人口需要遠距離溝通。便宜的郵件是強有力的新表述模式,雖然就跟線上寫作一樣,是分配不均的,大眾之中可能只有少數徹底參與,其中包括某些每天能夠寫信、收信的城市居民。

不過總計起來,與今日的標準相比,寫作量少得很明顯。如同歷史學家大衛.漢肯在《郵政時代》裡提過的,美國在一八六○年的每人平均書信量,只有一年五點一五封信而已。「在當時是巨大的變化──在當時很重要,」漢肯告訴我,「不過到了現在,一天沒寫個五封訊息的人才是例外。我想五百年後的學者會泡在多到讓人發瘋的生活寫作裡。」

北美洲的讀寫能力培養,從歷史上來說,一直把重點放在閱讀,而非寫作;消費,而非製造。黛博拉.布蘭特,一位研究一九八○與九○年代美國讀寫能力的學者,曾經指出家庭教育的一個奇特面向:雖然有許多家長很努力確保子女成為規律的閱讀者,他們卻鮮少督促他們當規律的寫作者。

你可以理解這些父母的觀點。在工業時代,如果你剛好寫了某樣東西,發表的可能性極端低微。另一方面來說,閱讀卻是探索世界的關鍵性日常活動。

布蘭特主張,數位通訊的降臨顛覆了這個概念:我們現在有的是一個熱忱寫手的全球文化。在我們私人的時間裡,我們也寫出驚人大量的材料,談論我們正好有興趣的事情──我們的嗜好、我們的朋友、我們在線上讀過或看過的怪事、運動、時事、我們最愛的電視節目昨晚的內容。

如同布蘭特注意到的,閱讀與寫作變得混為一體:「人之所以閱讀,是為了產出寫作內容;我們從作者的姿態中閱讀;我們為了其他寫作的人而寫。」或者就像法蘭契斯卡.卡帕,一位研究龐大衍生文社群的教授對我做的解釋:「這就像是二十世紀初的布倫茲伯里團體,在這裡人人都是作家,人人也都是觀眾。他們全都是作家,閱讀彼此的作品,然後也寫些關於其他作品的東西。」

我們知道閱讀改變了我們思考的方式。除了別的事情以外,閱讀還幫助我們形成更加抽象、有特定範疇、具邏輯性的思維。

所以關於寫作的這一切,又如何改變了我們的認知行為?

其一,寫作能幫助我們澄清自己的思維。

專業作家長期以來都在描述,寫作的行動如何逼著他們把自己矇矓的想法蒸餾成清楚的理念。藉著把半成形的思維放到紙面上,我們把思維外在化,從而能夠做出更客觀的評估。這就是為什麼作家通常會發現,只有在他們開始寫作的時候,他們才會搞清楚他們想說什麼。

表達這種感受的詩人尤其多。「我並不是在桌前坐下來,把我心中已然清楚的東西變成詩歌,」對於他寫詩的過程,西索.戴──路易斯這樣描述,「如果它在我心裡已經清清楚楚了,我就沒有寫它的誘因或需求……我們寫作不是為了被理解;我們寫作,是為了去理解。」

線上寫作的爆炸有第二個面向,甚至比第一個面向更重要:那就是線上寫作幾乎總是為了某一群觀眾而做的。你在線上寫某樣東西的時候,不管是動態更新一行文,在某人照片上的留言,或者一千字的貼文,即使你是匿名為之,你這樣做的時候都預期有人可能會讀到。

觀眾甚至更能夠澄清想法。部落客經常告訴我,他們會從一篇部落格文章裡面得到靈感,然後興奮地在鍵盤前面坐下,準備好一吐為快。不過很快他們就想到這個事實:這篇文章一貼,就會有人讀到了。突然之間,他們論證中所有的弱點、他們的陳腔濫調與懶惰、「自動填入表單」式的定型思考,都變得明顯得要死。

「就算我不是要發表給任何人看,就是有觀眾的威脅在,」溫伯格這樣告訴我,「如果有人可能偶然看到這篇以我名義發表的文章,我就必須更嚴肅地看待它。」最關鍵的是,他不想讓任何人覺得無聊。的確,線上表述的其中一條不言自明黃金定律,就是要更有趣──就是這種要機智、要引人入勝的社會壓力,推動了十九世紀歐洲的咖啡館談話。

社會科學家稱之為「聽眾效應」──當我們知道有人在看的時候,我們的表現會出現變化。這種效應並不總是正面的。在即時、面對面的狀態下──像是運動或者現場音樂表演中──聽眾效應通常會讓跑者或者音樂家表現更好,不過有時候也可能把他們嚇得魂不守舍,讓他們卡住。

不過研究已經發現,特別在跟分析或批判思考有關的時候,跟別人溝通的努力會迫使你思考更精確,做更深刻的聯想,也學得更多。

就算在幼童身上,你也看得到聽眾效應。在我很喜歡的一個實驗之中,一群范德比爾特大學的教授出版了一份研究,他們拿各種塗了顏色的蟲子圖案給幾十個四五歲的孩子看,要他們預測序列裡的下一個蟲子會是什麼樣。有一組孩子就只是靜靜地自己解開難題。在第二組裡,這些小孩被要求對著一個錄音機解釋他們怎麼解開每一道題目,這段錄音他們會自己保留。在第三個小組,這些小朋友有聽眾:他們必須對他們的母親解釋理由,母親就坐在他們附近聆聽,但沒有提供任何幫助。每個小組拿到的模式都越來越複雜、越來越難預測。

結果呢?靜靜解題的小朋友做得最糟。對錄音機講話的那一組做得比較好──光是出聲講明他們的思考過程,都讓他們的思考更有批判性,也更清楚地指出圖案模式。不過那些對有意義的聽眾──媽媽──講話的小朋友,做得最好。從平均值來看,碰到更加複雜的問題時,他們解開的題目比對自己講話的小朋友來得多,而且比那些靜悄悄工作的小朋友還多一倍。

研究者已經在年紀較長的學生與成人身上發現了一樣的效應。學生被要求為了另一個國家真正存在的學生聽眾寫作時,他們寫出的論文會比為老師而寫的時候更長得多、也更有組織與內容。

大學生被要求充實維基百科條目的時候──這是個非常公開的空間,閱聽大眾可以藉著刪除或改變你的文字來做出反應──會頓時聚精會神,寫作內容會更正式,納入更多資源來支持他們的作業成果。

布蓮娜.克拉克.葛雷,英屬哥倫比亞道格拉斯學院的一位教授,指派她的英語課學生要為加拿大作家寫維基百科條目,想看看這樣會不會讓他們更認真寫作業。她很震驚地發現這樣效果有多好。「他們通常會交出完全沒有任何引用出處的短文,但有了這個維基百科作業,他們突然間就開始熬夜到凌晨兩點,一再琢磨重寫那些條目,小心翼翼地寫明所有出處。」她這樣告訴我。

這些學生向她解釋,理由在於他們的聽眾,也就是維基百科社群,目光銳利又嚴苛。他們是比葛雷本人更嚴厲的「評分者」。這些學生第一次設法置入引證出處差勁的文章時,維基使用者就只是把那些條目刪掉。所以這些學生被迫回頭更努力工作,找到更好的證據,然後寫得更有說服力。「差別猶如日夜。」葛雷補充道。

法蘭西斯.培根爵士在四個世紀以前就想清楚這一點,並說了這句妙語:「閱讀造就一個完整的人,討論造就一個敏捷的人,寫作造就一個精確的人。」

※ 本文摘自《雲端大腦時代》,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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