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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藤原新也

在這區區幾個月之間,我遇到了三起相當類似的事件,並且從這三起事件中,得到一個共通點:全都讓我為他們感到「無奈」。

  • 已經實現的《日本國憲法》熱賣現象
  • 反核武擴散運動的急遽大眾化
  • 義工活動在市井小民間的擴散文化

光是一九八二年前半,就有無數現象在特定時間點,如水庫洩洪般湧向日本大眾,甚至沖到我的生活周遭。

這種潮流如何稱之?為了要找出幾波浪潮背後的意義,我認為必須找出底下共通的發想。

一個意念是:「行善」或稱為「絕對的善」。這種意念帶給我一種「無奈」。

我無意藉由這種無奈否定他們的善行,反而在這股慈善活動潮流中,自己隨波逐流的虛脫感覺得一陣陣無奈。為了解讀我包括自身在內的一切矛盾,我試圖站得更遠,以一睹這個時代的大眾總體相。

提供八○年代各種世代消費的密室,是因應不同世代的生活方式以及情感,而製造出的身心淨化裝置。

卡拉 OK 滿足了管理社會下一個世代想當主角的心願,同時也在管理社會的壓抑下,感情逐漸封閉的人們,能透過無情追求利潤的獲利系統,讓必須活在性惡論循環社會下,心中燃燒的小小野性,能得到一時解脫。

憤怒(職業摔角)則透過正反派的分組,讓一個世代的觀眾將情緒投射在復仇的英雄主角上,意圖透過密室中的娛樂,淨化自己處在管理社會中被禁錮的真實心理。

歡笑(漫才)以笑倒觀眾為目的的向度,常常透過拆解社會不合理過程中得到的快感,以及實話背後顯現的人性真實,讓觀眾產生共鳴,以得到精神淨化效果。

透過這些密室的判讀,從追求各自身心淨化密室的不同世代間,我找到了最基底流竄的一個共通意識。

這些一面倒偏向正義的密室,具有一種相對性的類似:晴世界裡正大光明的正義與絕對善良的狂熱,到了褻世界則以另一種面貌呈現。如果有一邊專投變化球,另一邊則專投單純、樂天的直球。

但是現今社會大眾的自我表現,無論是在晴世界還是褻世界,前提都建立在實現「正義」「善良」的能量上,這時我又要對於自己不明白之處提出一個疑問。為什麼八○年代的社會意識,才開始往行善的潮流傾斜,並且紛紛以此為標榜呢?

這些標榜的社會背景,我想當然是幾個相對於此的時代之惡。

以《日本國憲法》為例,憲法讀本之所以暢銷,是因為要對抗戰爭這種時代之惡;反核武則是要對抗核武擴散這種時代之惡。

經過了挫折的七○年代,到了這個管理體系已經龐大到年輕人無法撼動的現代,過去對體制的反抗,在光天化日下只能透過「歌唱」博君一粲,而每個人都知道,現在已不是暴動的季節了。

這時人心暗藏的正義轉趨內向,各自殘餘的正義感,並不透過密室中的代理性正義得到排解,而在一九八二年五月,透過光天化日下揮舞的三面大旗──「反核武」、「憲法」、「義工活動」──得到了群起響應。這三種運動中,各自具有反戰、反核武、救助弱勢的正當性,但光是標榜如此,不必特別拖到現在才做,過去就應該進行。

我最感到興趣的問題在於:「為什麼是現在?」

在現今的自我本位社會轟動一時的行善潮流,可能是一種以驅逐他者的救贖或惡行為旨的自我救贖。但我無意就此簡化成透過戰爭破壞他人生活,以得自我救贖的簡單公式。我想說的是,八○年代的大眾在晴世界中對行善的著迷,豈不是隱藏在日常的自我救贖中嗎?而為什麼不是過去二十年,偏要在八○年代爆發?在日常生活中行善,得到的救贖又是什麼?

誘餌

在此我要再回頭提「反核武擴散聯署」與「愛心勸募」的故事。T先生打電話給我時,我對他之所以沒有異議,是因為長輩的壓力使我不得不參加,並覺得這件事很「無奈」。

我們在這個把自身利益放最前面的社會結構裡,也生活了二十年。現在每一個人都沉浸在一個商業國家的自我本位主義(Me-ism)泥沼之中。這種偏狹的環境,生在這種時代的任何一個人,不管是鄰居、陌生人,乃至於親子之間的交流關係,常常處在一種利害互換的狀態下;人們不僅在不知不覺中習慣這樣的關係模式,也常受到這種架構的束縛。

身為這樣的「被害妄想」或是「加害妄想」社會的成員,並且偏狹地活著的時候,不論是誰,都會想要追求一種在利害關係之外的互動方式。也就是一種無償的、不涉及金錢利益的行為。這時候,在每個人心靈深層滿布塵埃,且沉睡已久的性善基調,會突然被喚醒,並且開始震動。

這種搖晃的人性基調,你也可以說是一種良心。就像一畝經年累月久旱不雨,土壤表面呈現龜裂的田,總是渴望著雨水的滋潤。

在這種狀況下,伴隨著無奈而來的這種冷笑,對我來說是否如同一種情況:假設我是一條泅游在性惡汪洋中的魚,在我良心飢渴之時,眼前突然出現一個叫做「免費行為」的良心誘餌,而這豈不就象徵了一種無形的利益嗎?

而且T先生的這一通電話,不僅讓我咬下免費行為這一粒誘餌,也包括了捐獻五千圓的請求。

我現在不僅可以透過聯署來飽足自己的良心,還可以透過不痛不癢的捐款,買到「成仁取義」這種日本人至今已經不再聞問的良心寶座。

進一步說,他那樣的免費行為與自我犧牲,可從我的身上而非別人身上得到,便是人性的光輝(其實他也曾從很多人身上得到)。有朝一日,如果我的性善論讓其他人表揚,而成為人性的榮耀,則付出善意這件事,即使我們一向視為理所當然,卻能清楚地確定出向來無法實證的中產階級意識。

行善是一種能找回許多失去事物,了不起的行為。得到的是過去不曾理解的人性本善,以及全世界的一切。

在八○年代晴世界中,大眾對行善運動的熱中,透過我的假說,判斷他們正以隱惡揚善、拯救人類之名,不知不覺將自己日常生活的個人救贖,當成了他們的目的。

這種行善運動,長期存在於性惡論的時代背景下。如果我把這種時代潮流,稱為八○年代民眾治療精神匱乏的一種方法,是否過於殘酷?

在午後的燦爛陽光下,一種名為行善,並具有各種療效的大樹,在八○年代的土壤中紮根茁壯,並且形成了巨大的樹蔭。為了掌握樹與林的完整樣貌,我想向下挖掘這些樹的根節。

蘋果派的氾濫

北歐有這樣一則童話故事:有一個村莊,住著一個酷愛蘋果派的男人。他和村子裡最會烤蘋果派的女人結婚,女人每天都做最好吃的蘋果派給男人吃,而男人因為吃了太多妻子做的蘋果派,最後英年早逝。

過剩的愛可以殺人。女人不是站在男人的立場做蘋果派,而是站在自己的立場。說不定這種過程中,根本沒有愛的存在。

沒錯,這正是發生在八○年代日本家庭的親子關係,也就是蘋果派家庭的氾濫。

許多父母把過量的蘋果派誤認為一種對子女的愛,並且讓自己的子女成為廢人。八○年代這些在給予時缺乏思考,也就是說缺乏愛心倫理的蘋果派家庭中,孩子們明明都將被過剩的蘋果派噎死甜死膩死,父母們卻還要用生產過剩的蘋果派來救人;這樣的施捨之輕率,實在令人痛心。

不論數量多寡,那些欠缺倫理的蘋果派,說不定就與殺死自己子女的父母一樣,不知不覺間犯下我的錯誤。

或許其他人都一定會覺得,給總好過不給吧?但是我想問的是,在施捨時的正確態度,以及給予過程中的倫理(其實「施捨」這個詞本身就是錯的)。

以自己的尺度衡量的「愛」是溫和的。但是透過他者的尺度去衡量一樣的愛,卻是難如登天。難就難在衡量愛的時候,伴隨著「無私無我」這種社會上最難的志業。古今有數不盡的宗教修行者,都難以越過這一道關口。生活在現今這種自我優先社會中的我們,想要消弭自己的利己意識,以他者的尺度去衡量愛,顯得更為艱難。

但即使不可能,也不見得要全盤否定。

在過去,甚至是現在也一樣,社會體系或風俗習慣裡,總有建立在不可能前提上的事,並設法將之視做可能實現的理想。行善基於一種為自我救贖而行的偽善本質上,被人們放在社會體系之中,做為一種讓社會體系中人際關係更加圓滑的策略。

印度教與伊斯蘭教律法,便是承襲這種理念。印度或其他伊斯蘭國家的教誨,都表明了富有者生前對貧窮者行善,靈魂在死後會得到救濟。

在日本的前近代時期,也曾經有一種叫做「御利益」的功德。現在的日本大眾,這方面的意識確實比前近代成熟許多。

在成熟社會中的行善,是在認清人性本質之後約定俗成的;與那種未成熟社會中,讓自己更愛自己的善行相比,更加謙虛與勇敢。以善為根基,並隨時洞見偽善的自我意識,也就是洞見自我救贖後的行善,對於接受者來說,是一種不需要承擔束縛的美德。也就是說施就是受,雙方的意識之間甚至連行善這種詞句也互相抵銷,彼此完全沒有負擔。

而住在這種不成熟行善社會中的我們,要養成這種對於行善的成熟認知,還需要許多試煉與挫折。

※ 本文摘自《【新版】東京漂流》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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