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向田邦子

過世的父親是個勤於寫信的人。

我進女校的第一年,首度離開父母身邊,父親不到三天就寄一封信來。第一次見到身為保險公司分公司經理的父親慎重其事地在信封上用毛筆一筆一畫寫著「向田邦子小姐收」時,我十分驚訝。父親寫信給女兒,寫「某某小姐收」是很正常的事,只是四、五天前還過著被直呼「喂!邦子」,甚至拳打腳踢、大罵「混帳東西」的日子,突然改變這麼大,真叫人背脊發癢、渾身不自在。

書信內容也是從一本正經的噓寒問暖開始,寫到新的東京宿舍隔間、院子裡栽種的樹木種類等等。父親還用「您」稱呼我,不忘訓示:「以您的能力而言,信中有些較困難的漢字,但有助於學習,不妨多查閱字典。」

那個穿著丁字褲在家裡到處走動、大口喝酒、脾氣一上來就對母親和小孩動手的父親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充滿威嚴和父愛的完美父親。

父親雖是暴君,背後仍有其害羞的一面,恐怕不用這種客套的形式就無法寫信給十三歲的女兒吧。或許他將平常赧於付出的父愛嘗試寄託在信中也說不定。

有時他一天來兩封信,一學期的分居期間倒也累積了不少數量。我將它們用橡皮圈束成一疊,保存一段時間後竟不知去向。父親在六十四歲過世,換言之在那些信件之後,我們又繼續相處了將近三十年,而我只有在那些信中才看到父親溫柔的一面。

那些信件固然令我懷念,但若要說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則是那疊由父親寫上收件人,讓妹妹填上「字」的明信片。

戰爭結束的那年四月,就讀小學一年級的么妹基於學童疏散的政策被送往甲府。早在前一年秋天,就讀同一小學的二妹已經疏散到他鄉了。當時因為么妹年紀小,家裡不忍心,就沒讓她離開父母身邊。後來三月十一日東京大空襲,我們家燒毀了,只勉強留下性命,父母心想與其全軍覆沒,不如忍痛疏散。

一旦決定了妹妹出發的日子,母親在覆蓋著黑布的幽暗燈光下,利用當時算是貴重物資的白棉布做成名牌縫在妹妹的內衣褲上;父親則是用毛筆在一大疊明信片的收件人欄位寫上自己的名字,並交代妹妹「健康的日子就畫個圈,每天投一張到郵筒裡」。因為妹妹還不會寫字。

妹妹將那厚厚一疊只寫了收件人姓名的明信片放進背包,捧著喝稀飯用的碗,像參加遠足般興高采烈地出門了。

過了一個星期,第一張明信片寄回來了,上面用色筆畫了一個幾乎要超出紙張的紅色大圈圈。根據護送學童疏散的人說明,當地的婦女會做了紅豆飯和點心歡迎他們。比起只能吃南瓜藤的東京,鄉下的生活當然要畫個大圈圈了。

然而隔天起圈圈突然變小,微弱的黑色小圈圈終於變成了×。當時疏散到那附近的二妹決定去探望么妹。

當時么妹靠在學校的牆壁上,嘴裡含著酸梅籽,一看到姊姊的身影,立刻把籽吐出來放聲大哭。

過了不久,連畫×的明信片都不再寄來。第三個月母親去接她時,罹患百日咳的么妹頂著滿是蝨子的頭,一個人睡在三張榻榻米大的棉被間裡。

妹妹回家那一天,我和弟弟將家庭菜園裡的南瓜全部採下。平常看到我們摘下太小的蔬果都會罵人的父親,這天什麼都沒說。我和弟弟將大到足以抱在懷裡、小到只能放在掌心的二十幾個南瓜在客廳一字排開。這是我們唯一想到能讓妹妹高興的方法。

深夜,趴在窗口張望的弟弟大叫:「小妹回來了!」

坐在客廳裡的父親光著腳衝出大門,就在擺放消防水桶的大門前,抱著妹妹瘦弱的肩膀嚎啕大哭。那是我第一次看見大男人放聲哭泣。

三十一年後的今天,父親已然過世,妹妹也到了跟當時父親相近的年歲。那疊沒有寫字的明信片,是誰收了起來還是遺失了,我竟一次也沒有見過。

(家庭畫報/1976.7)

※ 本文摘自《女兒的道歉信》,立即前往試讀►►►

  • 用Line傳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