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following two tabs change content below.
Readmoo編輯團隊

Readmoo編輯團隊

閱讀最前線編輯群。

文/威廉.德雷西維茲

作家詹姆斯.阿特拉斯稱他們是「神人」(Super People)。此一詞也道出大眾對於「名校好學生」的刻板印象──在校允文允武、兼有體育和音樂方面的才藝、懂幾種外語、曾在遙遠的小國家當過志工,就連幾樣嗜好都可以搞到樣樣精通,更增添從容自信的風采,令成年人和同儕都自嘆弗如。套用記者大衛.布魯克斯的說法,時下的好學生投射出「沉穩、自信、競爭力」的標準,而在強納森.法蘭森的小說《自由》(Freedom)中,名門文理學院的孩子們「似乎樂於在每件事情上競爭」。

人們眼中的天之驕子大概就是如此,彷彿一出生就是人生勝利組。但就我自己的親身觀察,事實未必如此。大家都聽聞名校高中生會在壓力之下表現失常,懷抱著不為人知的恐懼、焦慮、低潮、空虛感、茫然,以至於自我封閉,為什麼會認定他們上了大學就能變得比較好呢?

大學是與高中全然不同的新環境,學生們除了努力適應,也開始為此後的人生抉擇負起責任;而當他們突然發現一切只能靠自己,幼少時期的所知所學卻派不上用場時,高中校園裡的慘況就會持續到大學時期。如今有越來越多的學生藉著合法或非法的藥物去應付憂鬱和焦慮,要不就乾脆曠課,或想著要曠課。「我這個人若是廢掉,」有個波莫納學院的學生對我說,「一定會是在大學裡。」

類似的慘劇實在多不勝數。一位普林斯頓的研究所教授告訴我,他有個學生因做研究壓力太大而昏倒在他的辦公室裡;另一個準備離開史丹佛的學生認為,在這套制度中力爭上游,大多等於某種虛耗光陰,因為他眼睜睜看著同學們犧牲健康、人緣愛情、拓展見聞的機會與各種益於身心靈健全的活動,只為了拿學位和一份漂亮的成績單。有位耶魯的學生說:「我同學講得很中肯:『我或許過得悲慘,但我若不悲慘,我就不會在耶魯。』」

孤立是一大要因。我之前的學生說:「耶魯人都沒空搞人際關係。」另一位學生告訴我,她在大學的前三年都沒朋友,直到大四學會把步調放慢一點才好轉,而這所謂的「步調放慢」也不過是出去看一場電影罷了。《哈佛雜誌》描述學生們趕場參加各種活動,與室友推擠衝撞猶如夜裡行船。懂事一點的孩子們知道要善用「人際技巧」,但那跟所謂「真摯友誼」是兩回事;感情生活總夾帶著一種互利關係,或只為性需求而結為床伴,以便提供身心的穩定,好讓彼此能在學業上全力衝刺。《紐約時報》最近引用一個賓州大學生的話:「我不可能擁有正常的感情生活,因為我永遠都太忙,我在大學裡是這樣定位自己的,而我看上的人也同樣忙個不停。」

名校生不願深耕於人際關係,除了身上背負著過度期許,他們覺得自己必須要跑得比別人快,也有本身好強、不服輸的意識作祟。這些年輕人尚未在人生路上做過輸家,為了投射這種自信,他們必須表現出高度抗壓性,尤其是在競爭激烈的大學裡。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最辛苦,承受最大的壓力,但別人都沒有怨言,自己也就不敢說什麼,只好繼續裝高明,同時擔心自己是群體中唯一無法應付這一切的人。

史丹佛的學生說「史丹佛鴨症候群」就是水面上平和、水面下瘋狂撥水。MIT學生網站最近有一篇名為〈情緒崩潰〉的文章,就讀大二的作者說自己羞愧、無能,而且經常感到「無可自拔的孤寂」,結果該文引發強烈的共鳴,至少有十多所學校的學生大肆轉貼。「謝謝妳的分享,」一則回應寫道,「這些低潮多次來襲,我們只是不願承認。謝謝妳勇敢的把它化為文字。」

若說成年人沒有意識到這些情形,一部分是因為他們找錯了方向。成績單上的 A 曾經代表一切OK,但出了校門便不再意味如此。「我們有些學生就是這種人,他可以完全不管生活中的其他事,只顧著搞好成績;」史丹佛猶太教祭司派崔夏.卡林紐曼說,「所以我們要能夠識破那層障眼法,才能看見他們的痛苦。」

話說回來,這些孩子都懂得隱藏這些問題,不讓我們發覺。以我在耶魯的工作經驗來看,我自己都很不了解學生的痛苦有多深;反倒是現在,我離開了教職那個權威的位子,學生們才敢於向我敞開心胸。

菁英學生只想「埋首做學生」?

假使這些症頭都是因單純的勤奮學習而來,那就已經夠糟了,我們這套制度竟然還火上加油。看這些極負盛名的大專院校是多麼愛炫耀自己的學生,諸如他們的大學入學測驗平均分、來自名門高中的比例,以及該年度招生的錄取條件有多嚴格。

憑他們受到的精心栽培,怎麼可能有閃失呢?發奮、自律又順服,就像學院裡的運動員,從小就適應教練、技巧鑽研和飲食管理,無論師長如何要求,他們都會設法做到。

壞就壞在學生們誤以為教育僅是如此而已:做功課、寫答案、考試拿第一。那些訓練沒有讓他們培養出遠大眼光或思維,倒讓他們只學會「埋首做學生」。

有此感想的不只我一人。在安默斯特學院任教的朋友提起,一位學生請她在課後指導寫作,只因那學生已接獲醫學院的錄取通知,這時才覺得自己可以放手真正去學習。那學生說,假使他只是大一或大二生,絕不會花時間去研究寫作。

當然並非人人如此。校園裡還是有喜愛探索和思考的學生──「狂熱的宅宅們」。在這樣的大環境中,這些孩子仍堅持於求知及受教育的真諦,只可惜他們常常被當成怪胎。其中一位就曾說:「耶魯對學問探索者無益處。」另一個女孩談到朋友轉學離開耶魯,說道:「她後來發現耶魯會扼殺自我的某個部分,而那個部分可以稱為靈魂。」還有一人則說「當你身邊每個人都想賣掉靈魂時,你就很難鞏固自己的靈魂。」

我的案例多半來自於耶魯,是因為我在那裡教書,但我並不是要針對這所學校去批評。斗膽地說,就培養創意和知性獨立而言,我也覺得耶魯可稱得上是名門大學之中的翹楚;相較於賓州、杜克或華盛頓大學,或甚至是普林斯頓、達特茅斯這些專長職前訓練的地方,耶魯真是學術又知性得多了。然而這也正是駭人之處:要是耶魯都算作「翹楚」,那這個「翹楚」還真糟糕。

文憑主義盛行,好學生都變成同一個樣子

但我後來學到一件事,那就是現在的好學生進大學並不像是一群綿羊或一批機器人行軍,群體中夾雜著幾個反骨愛脫隊的知識分子,而是普遍居於中庸了;他們的理想性和求知欲仍像早年的大學生,竭力探求目的和手段也不遜於以往,卻都在心理需求上受挫受困,而這竟是求學過程中無可避免的。

美國政治家艾倫.布魯姆(Allan Bloom)寫道,「每個教育體系都想要製造某個特定種類的人類。」

走上菁英之路,代表你要在這過程中學習用菁英人士的成功標準來衡量自我,舉凡學歷、成績、各種獎章,因為你贏得的讚譽和獎賞都是由此而來,而你可光耀門楣,令師長得意,教你的對手咬牙切齒。然後,你終於獲准進入夢想中的大學,那便是這段歷程中最大獎項,全世界都見證到你努力的成果;或者我們不該說「終於」,因為遊戲並不是到此就結束,後頭還有好多神奇勳章,諸如學業平均分數、姐妹會兄弟會、傅爾布萊特獎學金、醫學院考試、哈佛法學院、高盛銀行。這些獎章不僅註定了你的命運,更註定了你的身分,甚至是存在價值。

這或許就是我們常說的文憑主義:生活的目的變成了收集金色星星,於是你不願意再為課外活動而忙碌,任何無法寫進成績單或履歷表的事情都引不起你的興趣了。

當文憑主義把人們對教育的認知變得狹隘、只著眼於即效實用性時,頂尖學府便加速同質化。舉例來說,一九九五年時,在《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排名前十的大學和文理學院中,以經濟學為最熱門主修的院校占了三所;到了二○一三年,前十大院校中有八所的最熱門主修是經濟學,最多時甚至有十四所。此一熱門趨勢甚至也出現在各排行榜的第十一到二十名──全美最聞名的四十所大學和文理學院之中,竟有高達二十六所院校都以經濟學為最熱門主修,這樣的一致性實在太驚人了。

儘管未來充滿可能性,大學卻讓學生踏上同樣的路

我在耶魯看到的情形,跟我走遍全國大專院校所看見的一樣。校園中人人看起來都極為正常,也都是一個模樣:沒有嬉皮,沒有龐克,沒人搞藝術家風格,也沒人挑戰性別或或種族界線,宅宅都沒什麼宅味,時尚迷也走低調優雅;大家打扮得彷彿隨時都準備要去面試似的。我很想告訴他們:你們都很年輕!有些機會要把握,別怕「與眾不同」,否則這世界將會是一間冰淇淋店,只擁有三十二種香草味而沒有任何其他口味。

「耶魯的大一新生班上再怎麼三教九流,」以前的學生寫信來說,「到了大四,人人都長得一樣。」

他們淨做同樣的事,是因為大家都做同樣的事。我以前的學生將之比喻為「鮭魚返鄉」,有個密西根大學的研究生則說是「生產線輸送帶」。有名的三角欲望理論指的正是此事:你想要某樣東西是因為看見別人都要,所以假定它很有價值。麥可.路易斯(Michael Lewis)寫下他對鮭魚返鄉的解釋:「這其中有一種群眾安全感。」

「安全感」是個關鍵字。比起迷失或貪財,恐懼的驅動力更大。由於名校生一向表現優異,他們格外害怕自己不再傑出,對於大環境的競爭激烈也特別敏感,因此總是懷抱著對於失敗的恐懼與焦慮,而那很可能來自於家長的觀念,例如爸媽本身也極端害怕失敗。

菁英學生被訓練為茫然的綿羊,順從朝同方向前進

大四就像是驗收成果的時刻,前文提及的這些訓練已將你塑型,而置身在羊群中的安全感,也讓你覺得自己可以開始為人生做些真正的決策。現在再想想我學生說「做一個與眾不同的決定」有多麼困難,特別是當你看見別的羊兒紛紛做出一模一樣的選擇時。同儕觀點在此時造成的壓力比我們想像的大多了。很多孩子告訴我,當同學們口中談及與眾不同的出路,就如同評論一個瘋子的行為,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自闖來」或「你算哪根蔥,膽敢不從眾」。

畢業也無法改變這些潛規則。有些孩子勇敢的忠於自我,也決定不回首、不眷戀名校光環,心中卻怎樣也無法抹消那種壓力和孤獨感。我親眼見到學生們花上好幾年去對抗它,他們或許是出於信念,也或許是別無選擇,只為自己實在無法屈服於一份感受不到熱情的差事,但又不知道自己的熱情究竟落在何處。有個學生提到他不只受焦慮、恐懼的折磨,也在雄心壯志中掙扎,為了終究不甘於平淡,以及落居人後的自卑,總以為就在他選擇背離的那條路上,昔日同窗們一個個都綻放著高人一等的耀眼光芒。

有一個在顧問公司待過幾年的學生,每逢公司徵才時都趁便回學校來看我,也總是提到他想到外頭做些更有建設性、更有意義的事,但不知該如何著手,也無法想像離開現有舒適圈之後會是什麼景況,其實這種話我聽得多了。我就換個說法吧──這個年輕人已經對金錢上癮了。

另一個剛畢業的學生則有不同的心境;他有寫作才華,對名利地位的競爭也向來不感興趣。那孩子在給我的信中這樣寫著:

日復一日,我壓抑著抄捷徑以求快速成功的衝動,因為我的靈魂深處知道那是不對的。假如我省去接下來這十五年的基本功,不顧繞遠路的各種趣味而直接衝上《紐約客》雜誌的編輯寶座,我一定不會快樂。我一面對抗著這種念頭,那小小的罪惡感也同時轟炸著我。我一定要找出方法來遠離這種衝動,同時我也不敢想像自己竟會產生這種矛盾。我知道類似的企圖心亦在別的耶魯人身上發作,可它以前從未影響過我,直到今天。

這些現象並非只在美國出現。英才教育彷彿是一套全球連線的系統。況且今天美國的頂尖學府中,大概有一成的學生是來自於海外。我們的入學門檻已普及全球,讓上海、首爾和孟買的年輕人爭相跳進我們的火圈。我聽過更多來自加拿大、英國、尤其是南亞和東亞如印度、新加坡、中國、南韓、菲律賓及日本的心聲。「我要感謝您完美地揭發現代教育的弊病,」有個駐外記者對我說:「我在加拿大醫學院讀書,您的觀點不只套用在常春藤聯盟,也合乎這裡的情況。」「我們印度有自己的常春藤聯盟,」另一個人告訴我,「就是『印度理工學院』(Indian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IIT)和『印度管理研究所』(Indian Institutes of Management,IIM)。您提到的每個現象,我都曾在那裡親眼目睹。」

除此之外,上述過程通常也連帶造成高成就人士特有的中年危機。哈佛的資深招生主任威廉.費茲孟(William R. Fitzsimmons)就曾經如此描述:

即使是最頂尖、拿過最多獎章的學生,也會在回首過往時懷疑自己努力的這一切是否值得。越是專業人才──醫師、律師、學者、商務人士等等──越常在他們的而立與不惑之年遭受到不獨立與困惑的心理衝擊。有的推說他走上這一行是為了滿足某人的期望,也有的就只是隨波逐流,壓根兒沒停下來想過自己是否真的熱愛這份工作。他們最常說自己錯失了整個青春歲月,從未活在當下,總在追求一些錯誤的目標。

所以呢?這冠冕堂皇的高等英才教育,讓多少學生扼殺自我以擠進窄門,多少家長拚死拚活的為孩子掙學費,萬一到最後才發現這箇中的期許反而讓人生的路越走越窄,越活越窒息,那又如何?假如我想當老師、做政府官員或做一名木匠,這鍍金似的學歷是否就浪費了?爸媽會不會覺得我沒出息?朋友又將如何看待我?在畢業二十年的同窗會上,我該怎麼面對我的同學們,特別是他們全都成了大城市裡的有錢醫生博士或重要人物?隱藏在這些糾葛之後的關鍵詰問是:難道我不配功成名就嗎?就在此一大哉問之下,生命中的其他可能性都封閉了,只留下你錯失靈魂深層的渴望。

當然這是指假如你曾經察覺到內心真正渴望為何。正如前文曾提到「耶魯人多半不知如何尋找熱情」云云,的確,倘若找不到其他更想做的事,不如就鑽進華爾街去賺一大票錢,也沒啥不可。這其中的不合理之處,只在於我們建構出高級知識分子的培育制度,結果卻教出一群對人生之所欲沒有明確概念的二十二歲青年,只知道走前人走過的路,但不會或不敢開創屬於自己的路。

※ 本文摘自《優秀的綿羊》,立即前往試讀►►►

  • 用Line傳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