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職」難為──媽媽們面對移工保母時的情緒困境
- 作者
- 最新文章
Readmoo編輯團隊
文／藍佩嘉
我曾經讀到一篇台灣報紙家庭版的文章，其標題大言不慚地寫著：「不做家事的女人人見人厭」，內容鄭重地警告僱用外傭的台灣女性，不論妳在職場上有多成功，也不應該放棄做家事，那是基本的「女人的工作」，否則先生小孩都會對妳產生負面的看法。
面對社會對她們背離了傳統家庭分工型態的指責，僱用菲傭的女性必須重新定義並協商家務的社會意義：她們嘗試區辨有哪些部分的家務勞動是社會允許可轉由市場仲介的，而無損於她們作為「好太太」、「好媽媽」的形象。
女性雇主通常將例行的清理工作交給傭人，但將連繫家庭成員情感的工作留給自己負責，最明顯的就是三餐的準備烹調。先前的社會學研究已經指出，這項家務工作涉及的不只是買菜和烹煮，也包括「建構家庭」的情緒工作，奠基於對於家庭成員的口味偏好和營養需求的重視與了解（DeVault 1991）。烹煮食物也涉及對於料理的文化知識，而這對一個外籍移工來說，有其困難之處。這些因素都強化了「老婆／媽媽煮的飯」的社會象徵意義（明顯地體現在醬油等料理廣告中），很多台灣女性雇主因而把準備丈夫和孩子的餐點，視為她們表達對家人情感的機會。
有些女性雇主天天料理三餐，而有些雇主只有在丈夫或孩子要求時，才洗手做羹湯。先前提過的電氣行老闆淑文，描述了她如何在僱用菲傭之後，仍覺得應該或想要為她的丈夫準備餐點：
昨天我忙得要死，回家去他〔先生〕跟我說：我肚子餓ㄟ，你沒有買吃的回來喔？我說煮水餃好不好，〔他說〕好！煮三十個！我雖然很累了可是我還是去煮水餃給他吃。
不是你們家菲傭煮？
平常都是她在弄，可是她那時候正在做別的事，我也不想要她停下來幫我煮三十個水餃，而且，平常我都不弄東西給我先生吃，昨天他這樣講，我就想好，我去弄給他吃。
有些女性雇主，即使丈夫沒有要求，她們也主動去為先生準備「愛的餐點」，因為擔心自己在家庭中的位置可能會被家務移工所取代。一位菲籍家務移工唱做俱佳跟我說了一個她的女雇主爭著和她準備早點的精采故事：
幾天前有個早上，男老闆醒來了，我問他：「Sir, would you like some coffee?（先生，你要喝咖啡嗎？）」〔甜美有禮貌的語氣〕，他說，OK〔模仿老闆對鏡梳頭，一眼都沒有看她、冷淡的回答著〕，然後呢我就煮咖啡、切了一片蛋糕，老闆娘就跟我到廚房來，很兇的說：「Don’t make coffee for my husband! Let him do it himself.（不要替我先生泡咖啡，讓他自己弄！）」我說：「OK, Ma’am.（好的，太太。）」第二天早上，我說：「Sir, good morning.（先生早。）」然後我走到廚房去，假裝沒事的樣子，先生又來了〔模仿他梳頭髮，沒有正眼看她〕：「Lucy, make coffee for me!（Lucy，幫我泡咖啡！）」老闆娘聽到了，馬上從床上爬起來，她的頭髮還是亂七八糟，她的眼睛還是腫腫的，可是你知道嗎，她立刻衝進廚房，煮咖啡、切蛋糕、放在桌子上！
在缺乏安全感的驅使下，這些女性雇主不知不覺地將她們與家務工作者的關係轉變成為一場在烹調技巧、美貌和其他「好太太」必備條件上的競爭，而丈夫則成為這場競賽裡的裁判（不論他們是否認知到或實際參與這樣的角色）。我認識的許多年輕菲籍移工，都感受到女性雇主對她們的敵意與隱約的競爭態度。下面是其中的兩個例子：
我的老闆娘不喜歡我化妝，有一次我們全家出門，她看見我塗了一點口紅，我們已經坐在車子裡頭了喔，可是你知道嗎？她居然跑進房子裡去擦口紅！
太太總是跟我說她先生不喜歡吃我煮的菜，我煮的東西不好吃……可是先生會到廚房來跟我說他很喜歡，她是在嫉妒。
為什麼？
她覺得 insecure 吧，我猜。
「妻子的嫉妒」在家務移工的閒談之間，是常常聽到的八卦情節，同鄉朋友們也經常斷定有些移工被中途解雇遣返，是肇因於女性雇主的忌妒。二十多歲、五官膚色接近華人的 Maya 告訴我，男主人曾因對她友善而引發了夫妻之間的緊張關係：
有一次先生問我我生日是哪一天，然後他說，喔，那是下個禮拜，我們應該慶祝一下。太太就說，我會買蛋糕。可是下禮拜的時候先生買了蛋糕，太太就很生氣，說：「你幹麼去買這個？我說過我會買啊。」然後他們就大吵一架，害我連蛋糕都沒有吃到〔笑〕。又有一次，太太出國出差，先生、小孩還有我去野餐，等到太太回來的時候發現了這件事，她好生氣，所以我就不再跟先生說話了，我只有在太太不在家的時候才跟他說話。
「我的眼光沒那麼低」是許多台灣丈夫用來安慰妻子、降低她們對外傭的擔慮的表達方式。一方面，外籍女傭被認為是「不夠文明化」以及「落後的」，因此沒有足夠的社會條件與文化資本和台灣妻子競爭。但另一方面，這些「熱帶女人」的種族化形象又在女主人的腦海中徘徊不去：她們豐滿的身軀會讓男主人抵擋不了誘惑，而且具有主動誘惑男人的天性。和其他國籍的家務移工相比，菲律賓女傭尤其容易被貼上與性有關的標籤，因為西方社會常基於該國的性產業與「郵購新娘」的印象，而將她們汙名化為因為愛錢而不惜犧牲道德的女人，會以性來交換金錢或移民的機會。
男主人也常與家務移工保持距離，尤其是女主人在場的時候。許多受訪者解釋，身為「大男人」的他們若主動與女傭談話會覺得很尷尬，除了害怕妻子誤解外，他們認為家務乃女人之事，不足以掛齒，也是原因之一。
女性移工也常自發性地減少與男主人的接觸，以緩和女主人的焦慮或避免被性騷擾。標示女傭與女主人之間的地位差異，是家務移工表演順從的一部分。在工作時，她們會避免清涼暴露的穿著，並用寬鬆的衣服讓身體「去性化」、失去曲線，以讓自己不同於「一家之母」。她們也會避免與男主人目光交會，甚至不與其微笑或談話。此外，她們也會技巧性地讚美女主人的外貌與時尚品味。
另一組類似的三角關係發生在女性雇主、家務移工與雇主小孩之間。男性雇主可以主動減少和女性移工的接觸，但是孩子無可避免地會和外籍保母之間發展出情感上的連帶，因為後者本來就是扮演著代理母親的角色，因而，女性雇主面臨更強的焦慮，並採取更積極的方式來維持母親與保母之間的界線。
階層化的母職勞動
照顧小孩不只是一種體力勞動，也是一種「愛的勞動」。雇主除了希望家務移工可以看顧孩子、幫忙沐浴、餵食、托育等，也期望她們能將愛、感情與承諾投注在孩子身上。有些台灣女雇主會跟我抱怨外籍女傭提供的孩童照顧品質不佳。美莉如此描述她的菲籍女傭：「她照顧小孩的方式就是餵她、看著她、哄她睡覺……真的就只是滿足一些基本需求而已。不像我們，我們會希望孩子能夠成長、我們會想跟她玩、我們會想成為她生命中的一部分。她並不享受或了解這個過程，她不會付出太多，你知道的，愛。」
美莉不滿她的菲籍女傭提供給孩子的愛太少，但若她的女傭投注了過多的愛，那麼，美莉將可能陷入嫉妒、被剝奪等的情緒中。母親雇主面對一種情緒上的兩難困境：她們希望保母愛她們的小孩，這樣才能減輕她們把孩子留給其他人因而遭受未克盡母職等批評時的焦慮；然而，如果孩子和保母發展出深刻的情感連帶，甚至將保母誤認為母親，她們又會因此憂心忡忡。
在日常的生活實作中，母親雇主的解決之道是發展出階層化的母職勞動分工。換言之，她們如何能讓保母成為母職的夥伴（partners），但確保她們的角色只限於母職中的一部分（part），而無取代母親之虞？
全職且家境富裕的家庭主婦較能輕易化解這樣的擔慮與母職分工的問題，因為她們有充裕時間可以陪伴小孩，僱用移工的目的本來就只是為了把家中的雜務轉包出去，以讓她們專心陪伴照顧小孩。在這樣的分工下，女雇主可以將家務移工的角色界定為「傭人」，而保有她自己不同於女傭的「母親」地位。這種地位區辨對家中其他人而言也是必要的。
一位在有錢人家當女傭的菲律賓家務移工告訴我：「我的女主人對我說，有次我在陪小孩玩時，她的婆婆跑去告訴她：『為什麼要讓 Theresa 和你的孩子那麼親近？她只是個女傭，我絕不會讓我的女傭靠近我的小孩。』」
「精神層面的母職」是那些母親認為可用來確認自身地位，以及強化與孩子間的情感連帶的家務工作。換尿布，整理小孩混亂的玩具房等與骯髒及失序畫上等號的工作，時常是母親避之唯恐不及因而會指派給女傭的任務。教育及幫助孩子社會化的家務工作，像是唸故事書給孩子聽、幫忙孩子做學校功課等，則多屬母親的責任，很少被指派給家務移工，因為人們認為她們的文化「不適合」或「不夠格」完成這些工作。
幫小孩洗澡，以及和孩子們同睡，是另外兩項我訪問的台灣媽媽經常保留給自己的母職工作，因為這些工作涉及與孩子的親密身體接觸，被認為是建立親子連帶的重要情境。對家中有學齡期兒童的父母來說，接送小孩上下學也是一種可以彰顯其情感價值與象徵意義的日常儀式。
母親與保母之間在母職勞動的階層化分工方式，除了工作內容上的分工，還可能是母職風格上的區隔。人類學家 Margery Wolf（1972）如此描述她在 60 年代的台灣觀察到的親職風格：父母相信他們若像是子女的朋友，他們便不能「教」孩子，因此，父母，尤其是父親，在孩子稍微長大後，就在身體上和情緒上都和孩子維持較疏遠的態度，主要的育兒原則是「管教」，因為台灣的父母相信，讓子女養成父母所期待的行為的唯一方式，就是嚴厲地懲罰不符父母期望的行為。
然而，台灣新一輩的年輕父母逐漸發展出與他們的成長方式截然不同的親職風格。在台灣生育率日漸下降的影響下，一個家庭的平均小孩數目只有一、兩個，少數的孩子，成為父母與祖父母的掌上寶。台灣家庭平均收入的上升，也允許當代的中產階級父母有能力為他們的孩子購買昂貴的玩具、國外旅遊，以及各式各樣的教育課程。
當代台灣的親職風格，正逐漸朝向美國社會學者 Sharon Hays（1996）所謂「強度母職」（intensive mothering）的概念，認為孩子的養育該是以孩子為中心、專家導引、高度情感貫注、密集勞務投入、以及花費大筆支出。同時，親職的傳統概念，也就是強調紀律與管教的原則，也仍然影響著當代台灣父母育兒的風格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