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曉林

即使開啟一扇門也不一定就有房間
即使有窗戶也不能說就會有室內
不能說那裡就會有讓人類生存或死亡的空間
──田村隆一,〈人類之屋〉

法國現象學家巴舍拉在其名著《空間詩學》曾經討論過「家屋」是「幸福空間」的典範,那是人們第一次棲居的所在,即使人們離開了自己的房間,仍然心存依戀,「它們在我們裡面,以及我們在它裡面。」同樣在今日的大都會裡,每一個家戶中的每一個房間,可能都藏有一個故事,甚至是秘密。然而,不是每一個房間都是幸福的。

位於東京某住宅區的一幢獨棟別墅裡,有一名男子已經超過二十年沒有步出他的房間了。他與父母同住,但因為足不出戶,父母也很久沒見過他,不知道兒子長成什麼模樣。男子曾經在大企業工作,看似前途美滿,卻因為事業上的挫折而閉門不出,每天仰賴父母供應三餐,徹底拒絕與人及社會有任何接觸,只透過網路世界與外界產生微弱的聯繫。

另一方面,位於北九州某小鎮的一個房間裡,一名獨居的五十二歲男性死後一個月才被發現。當鄰居們因為惡臭而發現他時,他的屍體已經腐敗潰爛。這個男人在這房間居住超過二十年,曾經擔任看護,因患有肝病而無法繼續工作而靠領取救濟金維生,卻在去世的前幾個月以「工作」為由辭退了救濟金。不料,他並未另尋工作維持生計,而是持續在房間裡忍受挨餓,持續地寫日記。在他最後一篇日記中寫道:「好想吃飯糰。」

這些都是日本社會真實的現狀。在戰後經濟成長期間,作為一個「超安定」的國家,人民生活富足,日本相當自豪;但一九九○年代泡沫經濟破滅後,種種問題浮上檯面,逼得社會不得不正視,不過這一切其實在先前的幻影中已存在前兆。大前研一的「M 型社會」率先警惕世人:在不遠的將來,資源分配即將大轉型,身為社會中流砥柱的中產階級即將消失,人們不是變得更有錢晉升為上層階級,就是越來越窮,淪為下層階級。

M型社會

據社會評論家三浦展的觀察,撇開金錢收入不論,日本社會整體而言有「喪失鬥志與意志」的傾向,其中又以年輕人最為顯著。他稱這個趨勢為「下流社會」:此處的「下流」並不是傳統的階層意義,屬於下流階層的人們未必沒有物質享受,但是缺乏積極性與溝通能力,且學習能力低下,因此難以逃脫「下流」的命運,同時也喪失了「向上流動」的動力。

二十世紀初的社會學家齊美爾曾寫道:「現代社會最深刻的問題在於個人如何在面對強勢的社會力量、歷史遺跡的重量、外部的文化與科技之中,還保持他的個人性與獨立。」一百年後,這個問題仍然困擾著當代的日本,個人與社會之間漸漸產生一道難以跨越的牆壁,在集體主義仍然盛行的文化裡,一個人該如何適應變化快速的潮流?是否只能選擇融入,或者消極的放棄抵抗?

日本社會學家三浦展於二○○六年的著作《下流社會:新社會階級的出現》中,正式提出這個概念。

不進擊的魯蛇:房間就是我的世界

戰後日本經歷了各種戲劇性的轉變,從饑荒到經濟起飛,又或者是曾經身為六○年代激昂的學生運動中的一員,這個世代的記憶已經成為上一個世紀的歷史。但是,在泡沫經濟中出生的孩子們也因此跟他們的父母輩有著全然不同的生活經驗。他們生活在一個日本已經緩緩走向衰落,科技技術卻不斷進步的時代,世代之間的差異與嫌隙已逐漸浮出。

二○○二年日本開始實行「寬鬆教育」,為了減輕學生的負擔,刪減了原本中學課綱的三分之一,並且實行週休二日,這也讓一九八七年以後出生的人們被稱為「寬鬆世代」(ゆとり世代)。然而在上一輩「團塊世代」的人們眼中,「寬鬆世代」無異於「草莓族」,當他們還是年輕人時可是埋頭苦幹地工作,整天跑透透到鞋子都磨破了好幾雙,「寬鬆世代」卻普遍學習能力不強、抗壓性低,在職場上也不太懂禮儀,令上一代的總是感嘆日本「一代不如一代」。不過,現今日本年輕世代的問題,不僅僅是抗壓性低或者在職場上用錯敬語,而是有一部分年輕人將自己的世界上了鎖,這些被稱為「尼特族」、「繭居族」等的「偏差群體」,成為社會迫切關注的議題。

團塊世代
指日本戰後嬰兒潮(狹義為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出生,廣義為一九四六至一九五四年間出生)的世代。「團塊」一詞來自於小說《團塊的世代》,意指大家團聚再一起默默向心付出。團塊世代是日本戰後以來發展的中堅,他們的特徵在於沒有經歷過戰爭,成長於日本經濟快速發展且競爭激烈的年代,生活富足,也經歷過學運與泡沫經濟。目前團塊世代即將到達退休的年齡,他們也面臨著日本秩序崩裂、年金與醫療保險的調整等嚴峻挑戰。

「尼特族」(ニート)一詞最早來自英國,指的是「沒有工作,亦非在學或者接受職業訓練的年輕人」,年齡層大約落在十八至二十五歲的區間。「尼特族」的現象逐漸成為全球問題,日本最早在二○○四年左右已浮現,為數可觀的年輕人因各種原因不工作。根據經濟學者玄田有史的研究,尼特族有幾種成因:有些人因為自視過高而與社會脫節、有些人受到父母過度寵愛,而有些人則是在求職過程中受到挫折便一蹶不振。媒體乃至輿論對於「尼特族」普遍持負面態度,有人批評這些年輕人單純是懶惰或者只受到一點打擊就不工作也不上學,是雙親的「寄生蟲」。

不過,也有許多人為尼特族說話:玄田有史在東京大學的同事本田由紀就認為他對於尼特族的定義有誤,很多情況下,不是年輕人太消極不願工作,而是大環境根本無法提供合適的工作崗位給年輕人。尼特族生存在經濟不景氣、就業困難的世代,再加上日本的失業輔導制度尚未完善,相較於歐洲更容易催生尼特族。不少尼特族原本是「飛特族」(フリーター),包括打工族、自由業者,或者是擔任契約社員,但在不景氣下失去了飯碗,而日本的就業模式又有一套鐵式的原則,未必適合所有求職者,重新找工作並不容易。因此也有團體呼籲不應該用「尼特族」這種歧視性的字眼,改稱「大器晚成」(レイブル)或許更為合適。不論如何,日本政府正試圖積極改變這種現狀,厚生勞動省協助各地的非營利組織舉辦各種青年學園,以提供職業訓練與心靈成長課程。

只是,除了尼特族,還有一群人無法這麼輕易地透過各種外在組織得到改變:他們不但不工作、不上學,更是足不出戶,甚至拒絕接觸他人或社會。社會上對於這群「繭居族」(引きこもり)普遍抱有這樣的印象:他們在職場或學校受到挫折而抬不起頭,躲在家中仰賴父母、不願出門,渾渾噩噩。

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的定義與統計,繭居族是長達半年以上足不出戶的人,年齡層介於二十至三十世代,並且有年齡逐漸增長的趨勢。這個現象最早可見於一九九○年代,最新的調查指出,日本將近五十萬人屬於繭居族。對於經濟成長緩慢的日本而言,這些人被視為「拖垮」經濟的原因之一。

不過,不少專家指出,繭居族很可能源自日本過於正經的社會規則以及對於「成功」的單一想像。繭居族的成員以男性居多,而且大多來自中產階級家庭、受過良好的教育。在自我封閉之前,他們可能都在學校、職場表現良好,卻也因此承受極大的壓力,導致遭遇挫折或者無法回應父母的期待時,便選擇拒絕再與社會接觸。尤其日本社會講求「面子」(世間体),一旦成為繭居族,就越來越難脫離這個狀態,即使有人成功重新回到社會,也時時擔憂別人發現過往的經歷。

長期關注繭居族問題的齋藤環醫師透露,繭居族大多「心理受到了折磨。他們想要走出去,也想交朋友或者談戀愛,但就是做不到。」繭居族的症狀也因人而異,有人沉默,也有人與家庭產生嚴重衝突,甚至使用暴力發洩內心的創傷。而當家中出現了繭居族時,不少父母親也不知道如何應對。有些父母採取極端的處理方式,他們斥責不出門的孩子,或者僱用一些公司「破門而入」,直搗孩子的房間,逼他們面對自己,但通常這種做法總是帶來災難性的後果。更多的父母則是不忍心將孩子趕出家門,只能無奈地每天將三餐放在孩子的房門前。

齋藤環醫師認為,繭居族並不是精神疾病,而是所謂「社會退縮」的結果。日本社會的種種特色,例如刻板的成功印象、不打擾別人或是強調忍耐等文化都是繭居族的肇因,除了繭居族本人,負擔繭居族的家庭也會跟著孤立於主流社會。

此外,齋藤也點出日本的親子文化,尤其是母親與兒子的關係。多數受困於繭居狀態的人為男性,其中又以長子佔大多數。亞洲國家多信奉「男主外,女主內」以及男性應該打拼成家立業的觀念,日本也是如此,且以往也實行長男繼承文化。尤其日本的母親與兒子之間原本就有很高的依存度,多數母親都照顧她們的兒子到三十甚至是四十歲左右,再加上日本崇尚「牽絆」與「相互扶持」的價值,也讓這些中產家庭的繭居族能夠留在家中接受父母的照顧。

啃食著老本:銀髮族的兩種命運

當年輕人認為受到「世代歧視」的同時,日本的「仇老」氛圍也漸漸增強。日本傳說這樣一個故事:在一個遙遠的貧窮村莊,不但棄養男嬰,連女嬰都被賣給隔壁的村莊,每當村裡的老人到了無法工作的年齡,就需要由子女親自背他們上山「祭神」,實際上就是任他們自生自滅。小說家深澤七郎將這個故事寫成小說《楢山節考》,並被拍成電影,赤裸裸地展現人性中「不適者淘汰」的人倫悲劇。

只是,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紀,還是有人相信戰前右翼團體「血盟團」所信奉的「一殺多生」的觀念,意即犧牲一條性命能夠挽救更多的生命,並且將之應用在現今的高齡者身上。在經濟持續停滯不前的陰影下,醫療費用的提升也讓長壽的高齡者耗去社會大量的資源,只是這個切入點正腐蝕日本社會的倫理。

有位統計學者西內啟便曾計算日本一年所有重症高齡者需要耗費兩兆日圓的社會福利資源,而投注了這些高價的醫療費用,多數高齡者大多只能延長一年左右的壽命;甚至連首相麻生太郎都曾失言:「高齡者早點死掉,日本的經濟才有救」,引發撻伐。不過對於這個現實的問題,日本政府也提出諸多對策:增加醫療服務、近期也商議開放外籍看護、徵求外國人才並鼓勵女性久留職場,並且修法延長職場年齡,以求增加勞動人口。同時,社會也鼓勵高齡者退休後「高齡再就業」,二○一四年的調查顯示約有四成高齡人口仍在工作。

血盟團
為日本三○年代左右的右翼恐怖團體,具佛教日蓮宗的思想背景,曾發起多次政治暗殺,包括當時處於政治權力核心的犬養毅、西園寺公望等,都在他們的暗殺名單之中。

只是,高齡者之間也有「格差」的鴻溝:有些老人領著高額的退休金,過著優渥的退休生活,有人卻是子女不聞不問,僅能依靠養老金維生。專攻社會福利學的學者藤田孝典沿用了三浦展「下流社會」的概念,進一步提出「下流老人」之說。他指出目前日本高達近七百萬的老人人口不但收入低、存款少,更沒有可以依賴的親人。即使他們年輕時薪水穩定,並且持續累積存款,年老後卻因為自己或者伴侶的高額醫療費用,或者老年離婚需要支付大筆贍養費的情形,而產生經濟困難。這些老人的子女恐怕連自己都養不起,遑論供養父母,這些情況都可能造成「下流老人」。

藤田義正嚴詞地指出這個嚴重的社會問題若無法解決,號稱「一億總中流」的日本很可能無法實現政府規劃的「一億活躍社會」,甚至會步入「一億人老後崩壞」之深淵。這些銀髮族依靠年金,月入五、六萬日幣,即使政府可發放每月五萬圓的房屋補助與八萬元的生活費給貧窮的長者,不少長者礙於面子仍不願領取救濟金,寧可「不麻煩別人」,繼續過著窮困的生活。畢竟日本社會普遍仍認為老而貧窮是因為「少壯不努力」。

下流老人
藤田孝典(二○一三年度日本厚生勞動省社會保障審議會特別部會委員)於二○一五年的著作《下流老人:一億總老後崩壞の衝擊》中,首次提及這個詞彙。

一億總活躍社會
二○一五年九月,安倍內閣提出「一億總活躍社會」的目標,強調未來要維持一億人口,並透過「育兒支援」、「社會保障」與「強大經濟」三大面向,解決少子化與高齡化等問題,將經濟列為最重要的施政重點。

一億總中流
指日本在七○年代時,人口達到一億,經濟穩定發展,這段時期多數的日本人自認為是中產階級,又稱「國民總中流」。

最糟糕的情況是,不少老人轉向自殺,甚至鋌而走險。高齡者的犯罪次數不但年年倍增,甚至在二○一五年打破三十年來的紀錄,超越了未滿二十歲的年輕人,監獄中每五個人就有一個受刑人超過六十五歲。

除了採取激烈方式結束自己生命的老人,在日本還有更多年長者是在沒有選擇的狀態下,孑然一身地死去,越來越多「孤獨死」的案例正在發生:為數可觀的獨居老人因病或者飢餓在家中過世,他們大多患有慢性疾病,無依無靠,也缺乏社會聯繫,其中尤以男性佔多數。

孤獨終結者:改變生活吧

二○一○年NHK推出一部紀錄片《無緣社會》,片中將「無緣社會」定義為失去了血緣、社緣以及地緣的紐帶,在經濟高度線性發展的過程中,人與人之間日益疏離。日本不但自殺率高,結婚率也越來越低,單身者無依無靠,年長者孤獨死的案例越來越多;終身雇用制與年功序列制的崩毀,讓越來越多人只能屈居契約社員或打工族,隨時都可能失去飯碗,無形中導致年輕人失去生活動力,成為尼特族與繭居族。

這部紀錄片引發熱議,不過同時也有人提出不同觀點:「無緣社會」對照的是「有緣社會」,日本也曾經是人與人之間具有高度聯結性的社會,然而為了追求進步的生活與自由,個人主義的興起是必然的結果。從這個觀點而言,「無緣」或許不是那麼悲觀的事情。

向來流行一人獨居(一人暮らし)的日本,在這種氛圍下,有人開始逆勢操作,鼓吹「合租公寓」(シェアハウス):這是指房客們同住一間家庭式的房屋,每個人擁有自己的房間,與其他人共享廚房、衛浴設施等公共空間。

當然仍有人選擇過著自己的孤獨人生。一位名為大原扁理的男子沒有大學學歷,曾當過三年繭居族,後來從愛知縣搬到東京打拼,每天工作十二個小時,薪水卻大部分拿去繳房租。大原開始思考:這樣的人生是他要的嗎?於是他搬離東京市中心,在郊外租了一間便宜的房間,不花錢搭電車,改騎腳踏車,每週兩天擔任看護,其餘時間藉由寫作賺一點外快。雖然月收入不到十萬日圓,但因極簡的生活模式,尚可收支平衡。大原將自己獨特的經驗出版成書《才不是魯蛇》,在日本引起迴響。雖然有人嗤之以鼻,卻也意外啟發部分讀者反思自己的人生道路。

大原最近找到了新的隱居地點:台灣。由於其書也在台灣出版,剛好又有打工度假制度,於是打算在台灣待上幾年,找份工作。他具有個人風格的生活在台灣會遇到什麼樣的火花令人拭目以待;只是,無論是「下流社會」還是「無緣社會」,都不是日本特有的現象,也不是只有日本人淪為「下流老人」或者「繭居族」。

在世界上許多積極追求經濟發展的國家,包括鄰近日本的台灣,這些故事也都處於現在進行式。在這個都市裡徬徨的人們,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像大原一樣找到自己在這個社會生活的法則,更普遍存在的是孤獨、寂寞以及恐懼。如同小說家吉田修一在《惡人》中所說的:「現在這個社會,連珍惜的對象都沒有的人太多了。」

※ 本文摘自《微物誌》,原篇名為〈房間 下流的人們〉,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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