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翠

一九○六年十月十八日,楊逵(本名楊貴)出生於日治時期台南州大目降街觀音廟二四七號,今天台南市新化區老街附近,市場外西北角。父親楊鼻,母親蘇足,父母都是文盲,育有七個子女,其中四個夭折,僅餘楊大松、楊趂、楊逵三個兒子。

「大目降」出自西拉雅族語 TAVOCAN,意為「山林之地」,早年是西拉雅族的重要生活場域。在楊逵成長的年代,大目降街是一個純樸小鎮,少有大戶人家,平民百姓大多生活清苦,楊家也是底層的工匠家庭。

楊逵祖父吳文,以螟蛉子(養子)身分入籍新化楊家,成為楊條女兒楊讓的招贅婿,以製錫為業。楊讓是西拉雅女兒,楊逵也因而混雜了西拉雅族的血脈。楊逵父親楊鼻,瘦小而安靜,繼承父業,也是錫匠,家裡沒資金購買原料,他就收購裝煤油的鐵桶,將黏結在鐵桶上的錫料燒熔,作為原料,製成酒壺、水壺、水桶、水杓、燭台、煤油燈等家庭用品,在業界頗有名氣,大家叫他「鼻師」。

楊逵母親蘇足,富有藝術天分,常幫鄰人畫頭巾、肚兜和刺繡品的底圖。母親的藝術基因,多元化地傳給三個兒子;楊大松自學木雕,楊趂有音樂天賦,而楊逵則富饒文學細胞。

大哥楊大松,原本在新化糖業試驗場當雇工,但因楊逵參與社會運動,公開發表反日言論,遭到免職,其後便以木刻為業。二哥楊趂成績優異,一九二○年考入總督府醫學校,但楊家無力籌措學費,為成為醫生,楊趂入贅新市北里大營陳家,畢業後,在大營開業,但因家庭不和,精神鬱結,其後自殺身亡。

二哥的死對楊逵的打擊很大,卻讓他更堅信精神力量的重要。他認為,無論是個人或社群,弱者與弱勢者們,想要對抗強權的暴力,抵禦各種暗影的吞噬,唯有在自己身上埋藏一個火種,唯有從自體的生命骨髓裡釀造能源,才能為自己療癒傷痛,抵抗魔獸。

與疾病共存

在那個年代,庶民百姓最大的生活威脅,來自日本警察與疾病。

疾病是楊逵童年最切身的體驗。楊逵的四個兄弟姊妹,數年間相繼夭亡;他曾回憶童年目睹手足病死、屍身尚未收殮時的恐懼:

因為疾病的緣故,大姊與弟妹紛紛夭亡,弟妹相繼過世時,我只有四、五歲,還不懂事,只記得那天在外面玩耍回來,看到有一個小木盒子,裡面裝著小囝仔的屍身,這事給我留下了一個恐懼的印象。

而楊逵本身也體弱多病,直到九歲才入公學校,因為比同齡孩童瘦弱,同學為他取了綽號,「鴉片仙」,家人遵循沖喜舊俗,為他抱養一房童養媳。親歷手足夭亡,身體孱弱,疾病纏身,這些童年深刻的疾病經驗,成為楊逵日後重要的文學元素。

安靜少年的內蘊反骨

楊逵安靜溫和,但意志堅定,從少年時期就是如此。少年楊逵的反抗精神,始於兩個事件,一是他親眼見證了一九一五年的「噍吧哖事件」,另一件是對童養媳婚姻的反抗。

楊逵的童養媳梁X盒,父親梁宗琴,是地方上頗有財勢的地主,梁X盒的弟弟梁其揚,是楊逵公學校同班同學。在傳統台灣民間社會,女性成為養女、童養媳,輾轉多戶,習以為常。梁X盒家境富裕,但她從小就被送往陳家做養女,後來又入籍楊家做童養媳,可見「童養媳」有時是基於經濟需求,有時是緣於女性宿命論,或藉以擴大家族的社會關係網絡。

楊逵對梁X盒並無惡感,兩人一起長大,他有時也覺得梁X盒性情可愛。但是,隨著年紀漸長,朋友們的嘲笑,對封建思想的反抗,以及其間可能牽涉到「金錢」的想像(梁宗琴要資助楊逵學醫),都使楊逵打從心底抗拒這種不自主的婚姻安排:「以我的性格來看,如果我像二哥那樣,被金錢、道義、和婚姻等等綑綁得動彈不得的話,我是絕對無法脫身的。這麼一來,就和我的個性形成衝突,會難免走上絕路的。」

一九二四年,楊逵受到暑假返鄉的東京台灣留學生的影響,決定從中學輟學,到日本東京讀書,開啟新視野。家裡為了挽留他,想讓兩人「送作堆」,將梁X盒送入楊逵的閣樓小房,兩人僵了一晚,楊逵更堅定了出走的意志。

在給家裡的信中,楊逵表明,除非切斷婚姻關係,否則絕不返回台灣。這是楊逵生平首次最劇烈的反叛。一九二六年,梁X盒被「離婚廢戶」,離開楊家,楊逵後來才察覺到,他身為男性,又是知識份子,有反抗的思想與能力,但是梁X盒卻只能被迫接受退婚的命運,還要忍受鄰里的異樣眼光,甚至一度陷入半瘋狂狀態。多年後,楊逵聽說梁X盒被退婚後的處境,在〈再婚者手記〉(再婚者の手記)中寫著:「一想起那位可愛的女孩,就覺得她好可憐。……我忍不住對她產生憐憫之情。」

然而,憐憫不能成為接受安排的理由。楊逵曾說自己並非天生反骨,童年時期絕少叛逆事跡,而反傳統,追求婚姻自主,就成為楊逵實踐反抗的第一步。至於反殖民,則是楊逵反抗精神的永恆實踐。

楊逵反暴力的基因,緣自母親。蘇足的性情「恨霸如仇」,很有正義感,她恨透日本警察的橫暴,常罵他們「臭狗」。楊逵留日時,暑假返家,母親從不問他何時衣錦還鄉,光耀門楣,而是問:「你去日本念那麼多年的書,畢業之後能做什麼?是不是比警察大,可以把這些惡霸管束?」

楊逵勇於對抗強權的精神,來自文盲父母的引領,而他們所代表的,並非知識份子的理念、思潮,或者意識形態,而是民間社會素樸的正義感。傳統民間社會,以廟庭、店仔頭、特定民家為場域,生產民意,形成庶民特有的公共論述,交換意見、傳述記憶、凝聚情感網絡;楊逵的家即是這樣一個場所:

爸爸媽媽都沒有讀過書,是文盲,但因為關心世事,跟好幾位小鎮的讀書人接觸。區長鍾天德,書房老師王字,街役場(鎮公所)林書記等都是家裡的常客,我們時常可以聽到世間事。

民間素樸的正義感,造就少年楊逵的批判精神,而一九一五年的「噍吧哖事件」,則讓性格溫和的楊逵,成為一名真正的反抗者。

「噍吧哖事件」,見證殖民暴力

台南新化的隔壁村,玉井,舊名噍吧哖,與新化一樣,也是芒果的故鄉,一九一五年,成為武力抗暴與血腥鎮壓交鋒的歷史舞台。

一九一四年,出身屏東的余清芳,輾轉來到台南,開設碾米廠,出入台南府東街西來庵(今台南市青年路基督教會一帶),結識出身大目降的米商蘇有志、歸仁的鄭利記,其後又結交信奉「齋教」的地理師羅俊、台南南化的地主江定,這群人共同籌劃借託宗教,建立「大明慈悲國」,掀起大規模反日運動。

起事失敗後,余清芳率眾進入噍吧哖一帶山區,日本的坦克與大砲,轟隆開過大目降,進入噍吧哖山區,大規模鎮壓獵捕,余清芳、江定、羅俊陸續被捕。這個事件總計逮捕一千多人,八百六十六人被處死刑,四百五十三人被判有期徒刑,兩百一十七人受行政處分,僅八十六人判無罪。

九歲的楊逵,是日軍鎮壓行動的見證者。當日本的坦克車與大砲,轟隆開過大目降,進入噍吧哖山區時,少年楊逵躲在門縫裡偷看:

我家是老房子,門是用木板做的,門縫很大;我握著雙拳,眼睛貼在門縫上,把日本軍浩浩蕩蕩經過的情形看得很清楚。
……我哥哥大我七歲,我九歲他十六歲,就被日本人抓去當軍伕,替日本人運送軍需、砲彈。他回來告訴我許多這方面的事情,有許多老百姓,眼睛給矇起來,一個一個排成一列,用刀砍頭,然後踢入萬人坑。

日本的坦克與大砲,銘刻在少年楊逵心中,成為殖民暴力的見證。進入南二中後,楊逵在圖書館讀到秋澤烏川所寫的《台灣匪誌》,更讓他認知到,殖民者如何掌控法律,掌握歷史解釋權,將被殖民者盡皆寫成「盜匪」:

這種種歷史不真、法律不公的事實,便深深在我幼小的心靈中種下了反抗異族、反抗統治者謊言與暴力的種苗……我決心走上文學道路,就是想以小說的形式來糾正被編造的「歷史」。

「噍吧哖事件」在日軍的暴力屠殺中落幕了,但是,追求自由的火苗卻延燒開來。少年楊逵也決心走上文化對抗之路,追求台灣人的生存權,追求自由與民主,扭正被殖民者歪曲的歷史。

童年遊戲.故事園地

廟口,是楊逵童年最重要的遊戲空間。他常與童伴在廟口玩「闖軍」遊戲,「拔過河」遊戲,但對於擂台比武遊戲敬而遠之,特別喜歡聽故事,看民俗表演。廟口常有布袋戲、歌仔戲、傀儡戲、車鼓陣等的演出,也常有人在說書講古,講述三國演義、水滸傳等故事。這些故事,對少年楊逵的影響很深,甚至成為他日後的思想母體與文學母胎。

聽故事、寫故事,糾正被殖民者扭曲的歷史,成為楊逵此生的志業。他最喜歡《水滸傳 》,百讀不厭,他認為《水滸傳》是一幅具體而微的社會圖像,彰顯出民間社會的生命力與抗暴精神,故事中的「山賊」,勇敢挺身對抗當權者的不公不義,一如「噍吧哖事件」中的「匪徒」。

水滸傳的「山賊」,噍吧哖的「匪徒」,種植在少年楊逵心中,成為他的精神典範,凝聚成他的行動能源。

民間的廟會節慶,也是楊逵文學的養料。童年時的楊逵,長得文雅清秀,節慶時,常被帶去扮演中國古代美女,身上穿著枷鎖般的衣冠,綁在花車藝閣的鐵柱上遊街。年歲稍長,他對「扮演中國古代美女」感到厭惡,但是,鄉里年節祭儀的歡愉氣氛,廟會的熱鬧場面,民歌民舞的精彩,都成為他記憶中的溫暖區塊,也是他文學實踐不斷回歸的母鄉。

文學領航員──日本老師沼川定雄

廟口的歷史故事,噍吧哖的現實見證,奠下楊逵的思想因子;公學校的老師林允、沼川定雄,則是育養楊逵生命田土的重要啟蒙者。

林允是大目降人,與楊逵住同一條街,耳濡目染,日久入心,成為他的啟蒙老師。而公學校的日本老師沼川定雄,擔任楊逵五年級導師,則是文學楊逵的領航員。

沼川定雄,一八九八年出生於日本熊本縣,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二年任教於大目降公學校,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三○年任教於台中一中。

沼川只比楊逵年長八歲,單身,住在教員宿舍,他熱愛文學,宿舍裡存放各國小說,他的宿舍成為楊逵的第一座書庫,第一座寶藏。這些小說,讓楊逵既學會透視暗影,也學會想像光明:

日後我在深感社會陰暗想尋找出路時,他們的小說帶給我很大啟示,也就是說,人世間雖然充斥齷齪黑暗,但每個人必須設法改善自己,最好要求社會也能改善。

舊俄時期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高爾基等人關懷社會弱勢的文學,法國大革命時期充滿自由呼聲的作品,都隱含著強烈的社會批判、改革精神、行動能量,它們都是楊逵的思想基因與文學養分。

這些故事中所蘊含的思想,吸引著這名安靜的少年。文學引領著這個生存在殖民暴力、疾病侵襲、貧窮籠罩的歷史情境中的少年,讓他得以在濃墨般的黑暗中,發現陽光微粒。

最重要的是行動,行動,才是希望的指南。楊逵樂觀主義的精神,正因為他相信,只要勇敢挺身,黑暗的雲霧終會散去,陽光的道路,必將在眼前展開。

從公學校五年級開始,楊逵日夜耽讀文學作品,一書在手,總要讀完才肯放下,然後白天上課狂打瞌睡,同學都叫他「愛睏仙」。這「愛睏仙」總是名列前茅,惹人豔羨怨妒,然而,對楊逵而言,成績從來不是所求,文學所召喚的那個世界,才是他夢想的烏托邦。

十五歲,楊逵從公學校畢業,依沼川老師的建議,北上投考台北高等學校初級部,但卻失敗了。這是他人生第一次出乎自己意料的敗北,卻是殖民地社會裡一個文盲工匠兒子的必然失敗。

日治時期的初等教育,台灣人讀公學校,日本人讀小學校,小學校的設備、師資、教材都比公學校完善,而中學校的入學考試,試題是以小學校的教材為主,一個沒錢補習的台灣少年,當然只有失敗的命運。

楊逵曾經回憶,他就讀的公學校隔壁,有一所小學校,兩校學生有如乞丐與王子,但命運卻無法互換。小學校學生散發著傲慢的貴族氣息,而公學校學生則穿著破爛,天天打赤腳上學,甚至連一塊教學用的磁鐵都沒有。一次理科實驗需要磁鐵,沼川老師讓楊逵到隔壁去借,小學校的木質地板光潔亮麗,楊逵不懂規矩,穿著拖鞋就踩上去,遭到了羞辱。

纇似的羞辱,從來不曾少。這些都讓楊逵看清楚,無論殖民者怎麼說,「內地延長」、「內台一家」,骨子裡都是差別待遇,都是歧視。企求殖民者一視同仁,只是虛夢,台灣人只有自己先看見自己,看重自己,才能擺脫被羞辱的命運。

出發,尋找建構新世界的磚石

楊逵關懷晦暗的社會現實,但也懷抱著浪漫的理想主義。理想迫他看清現實,現實則讓他佈展理想。也許是血型AB與天秤座的混搭,他不斷自我衝突,卻又總能與自己協商共處。

一九二三年,日本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全家大小,無論老幼,被日本憲警甘粕大尉推入井中殘殺,這件事對楊逵的衝擊很大,更堅定了他開拓思想視野,積極追求社會改變的決心。作為信奉社會主義的殖民地青年,楊逵感同身受,他熱愛和平與自由,任何對自由的剝奪與殘害,無論是思想或身體,他都深惡痛絕。

除了展望理想世界,島嶼台灣的殖民地現實,也具現在青年楊逵眼前。一九二○年代初期開始,島上民氣勃發,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蔣渭水推動成立「台灣文化協會」,文化演講會、巡迴演講會、通俗學術講座,各方連場,遍地開花。

這些,都是楊逵的行動圖書館。新的廟口,新的說書人,新的精神窗口。

那幾年暑假,台灣街頭繁鬧如百花盛開。東京台灣留學生返鄉,組織演講隊,四處演講,楊逵跟場聆聽,結交了許多朋友。其中有個劉姓學長,是楊逵台南租屋處鄰居,一九二三年考入東京高等工業學校,他是將楊逵領入嶄新天地的引渡者。

當時,中學生流行以打油詩「草地皇帝是警察」嘲諷日本警察,這位故鄉青年犀利點破,他說這些打油詩充其量只能發洩不滿,但無助於改變現實:

我們要民族自決,要解放我們的土地,就應該要有學問,有信心,有覺悟,有組織……才成。光戲謔幾聲是沒用的。
他這幾句話給我很大的啟發。

楊逵成績優異,親友都認為他非學醫不可,但他卻另有夢想,一個從少年以來就不曾改變的夢想──以自主的文學藝術,改寫殖民者所寫的歷史,以自主行動,建設公義和平、主體自由的新台灣。

※ 本文摘自《永不放棄﹕楊逵的抵抗、勞動與寫作》,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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