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證暴力，讓一名溫和少年成為真正的反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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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楊翠
一九○六年十月十八日，楊逵（本名楊貴）出生於日治時期台南州大目降街觀音廟二四七號，今天台南市新化區老街附近，市場外西北角。父親楊鼻，母親蘇足，父母都是文盲，育有七個子女，其中四個夭折，僅餘楊大松、楊趂、楊逵三個兒子。
「大目降」出自西拉雅族語 TAVOCAN，意為「山林之地」，早年是西拉雅族的重要生活場域。在楊逵成長的年代，大目降街是一個純樸小鎮，少有大戶人家，平民百姓大多生活清苦，楊家也是底層的工匠家庭。
楊逵祖父吳文，以螟蛉子（養子）身分入籍新化楊家，成為楊條女兒楊讓的招贅婿，以製錫為業。楊讓是西拉雅女兒，楊逵也因而混雜了西拉雅族的血脈。楊逵父親楊鼻，瘦小而安靜，繼承父業，也是錫匠，家裡沒資金購買原料，他就收購裝煤油的鐵桶，將黏結在鐵桶上的錫料燒熔，作為原料，製成酒壺、水壺、水桶、水杓、燭台、煤油燈等家庭用品，在業界頗有名氣，大家叫他「鼻師」。
楊逵母親蘇足，富有藝術天分，常幫鄰人畫頭巾、肚兜和刺繡品的底圖。母親的藝術基因，多元化地傳給三個兒子；楊大松自學木雕，楊趂有音樂天賦，而楊逵則富饒文學細胞。
大哥楊大松，原本在新化糖業試驗場當雇工，但因楊逵參與社會運動，公開發表反日言論，遭到免職，其後便以木刻為業。二哥楊趂成績優異，一九二○年考入總督府醫學校，但楊家無力籌措學費，為成為醫生，楊趂入贅新市北里大營陳家，畢業後，在大營開業，但因家庭不和，精神鬱結，其後自殺身亡。
二哥的死對楊逵的打擊很大，卻讓他更堅信精神力量的重要。他認為，無論是個人或社群，弱者與弱勢者們，想要對抗強權的暴力，抵禦各種暗影的吞噬，唯有在自己身上埋藏一個火種，唯有從自體的生命骨髓裡釀造能源，才能為自己療癒傷痛，抵抗魔獸。
與疾病共存
在那個年代，庶民百姓最大的生活威脅，來自日本警察與疾病。
疾病是楊逵童年最切身的體驗。楊逵的四個兄弟姊妹，數年間相繼夭亡；他曾回憶童年目睹手足病死、屍身尚未收殮時的恐懼：
因為疾病的緣故，大姊與弟妹紛紛夭亡，弟妹相繼過世時，我只有四、五歲，還不懂事，只記得那天在外面玩耍回來，看到有一個小木盒子，裡面裝著小囝仔的屍身，這事給我留下了一個恐懼的印象。
而楊逵本身也體弱多病，直到九歲才入公學校，因為比同齡孩童瘦弱，同學為他取了綽號，「鴉片仙」，家人遵循沖喜舊俗，為他抱養一房童養媳。親歷手足夭亡，身體孱弱，疾病纏身，這些童年深刻的疾病經驗，成為楊逵日後重要的文學元素。
安靜少年的內蘊反骨
楊逵安靜溫和，但意志堅定，從少年時期就是如此。少年楊逵的反抗精神，始於兩個事件，一是他親眼見證了一九一五年的「噍吧哖事件」，另一件是對童養媳婚姻的反抗。
楊逵的童養媳梁X盒，父親梁宗琴，是地方上頗有財勢的地主，梁X盒的弟弟梁其揚，是楊逵公學校同班同學。在傳統台灣民間社會，女性成為養女、童養媳，輾轉多戶，習以為常。梁X盒家境富裕，但她從小就被送往陳家做養女，後來又入籍楊家做童養媳，可見「童養媳」有時是基於經濟需求，有時是緣於女性宿命論，或藉以擴大家族的社會關係網絡。
楊逵對梁X盒並無惡感，兩人一起長大，他有時也覺得梁X盒性情可愛。但是，隨著年紀漸長，朋友們的嘲笑，對封建思想的反抗，以及其間可能牽涉到「金錢」的想像（梁宗琴要資助楊逵學醫），都使楊逵打從心底抗拒這種不自主的婚姻安排：「以我的性格來看，如果我像二哥那樣，被金錢、道義、和婚姻等等綑綁得動彈不得的話，我是絕對無法脫身的。這麼一來，就和我的個性形成衝突，會難免走上絕路的。」
一九二四年，楊逵受到暑假返鄉的東京台灣留學生的影響，決定從中學輟學，到日本東京讀書，開啟新視野。家裡為了挽留他，想讓兩人「送作堆」，將梁X盒送入楊逵的閣樓小房，兩人僵了一晚，楊逵更堅定了出走的意志。
在給家裡的信中，楊逵表明，除非切斷婚姻關係，否則絕不返回台灣。這是楊逵生平首次最劇烈的反叛。一九二六年，梁X盒被「離婚廢戶」，離開楊家，楊逵後來才察覺到，他身為男性，又是知識份子，有反抗的思想與能力，但是梁X盒卻只能被迫接受退婚的命運，還要忍受鄰里的異樣眼光，甚至一度陷入半瘋狂狀態。多年後，楊逵聽說梁X盒被退婚後的處境，在〈再婚者手記〉（再婚者の手記）中寫著：「一想起那位可愛的女孩，就覺得她好可憐。……我忍不住對她產生憐憫之情。」
然而，憐憫不能成為接受安排的理由。楊逵曾說自己並非天生反骨，童年時期絕少叛逆事跡，而反傳統，追求婚姻自主，就成為楊逵實踐反抗的第一步。至於反殖民，則是楊逵反抗精神的永恆實踐。
楊逵反暴力的基因，緣自母親。蘇足的性情「恨霸如仇」，很有正義感，她恨透日本警察的橫暴，常罵他們「臭狗」。楊逵留日時，暑假返家，母親從不問他何時衣錦還鄉，光耀門楣，而是問：「你去日本念那麼多年的書，畢業之後能做什麼？是不是比警察大，可以把這些惡霸管束？」
楊逵勇於對抗強權的精神，來自文盲父母的引領，而他們所代表的，並非知識份子的理念、思潮，或者意識形態，而是民間社會素樸的正義感。傳統民間社會，以廟庭、店仔頭、特定民家為場域，生產民意，形成庶民特有的公共論述，交換意見、傳述記憶、凝聚情感網絡；楊逵的家即是這樣一個場所：
爸爸媽媽都沒有讀過書，是文盲，但因為關心世事，跟好幾位小鎮的讀書人接觸。區長鍾天德，書房老師王字，街役場（鎮公所）林書記等都是家裡的常客，我們時常可以聽到世間事。
民間素樸的正義感，造就少年楊逵的批判精神，而一九一五年的「噍吧哖事件」，則讓性格溫和的楊逵，成為一名真正的反抗者。
「噍吧哖事件」，見證殖民暴力
台南新化的隔壁村，玉井，舊名噍吧哖，與新化一樣，也是芒果的故鄉，一九一五年，成為武力抗暴與血腥鎮壓交鋒的歷史舞台。
一九一四年，出身屏東的余清芳，輾轉來到台南，開設碾米廠，出入台南府東街西來庵（今台南市青年路基督教會一帶），結識出身大目降的米商蘇有志、歸仁的鄭利記，其後又結交信奉「齋教」的地理師羅俊、台南南化的地主江定，這群人共同籌劃借託宗教，建立「大明慈悲國」，掀起大規模反日運動。
起事失敗後，余清芳率眾進入噍吧哖一帶山區，日本的坦克與大砲，轟隆開過大目降，進入噍吧哖山區，大規模鎮壓獵捕，余清芳、江定、羅俊陸續被捕。這個事件總計逮捕一千多人，八百六十六人被處死刑，四百五十三人被判有期徒刑，兩百一十七人受行政處分，僅八十六人判無罪。
九歲的楊逵，是日軍鎮壓行動的見證者。當日本的坦克車與大砲，轟隆開過大目降，進入噍吧哖山區時，少年楊逵躲在門縫裡偷看：
我家是老房子，門是用木板做的，門縫很大；我握著雙拳，眼睛貼在門縫上，把日本軍浩浩蕩蕩經過的情形看得很清楚。
……我哥哥大我七歲，我九歲他十六歲，就被日本人抓去當軍伕，替日本人運送軍需、砲彈。他回來告訴我許多這方面的事情，有許多老百姓，眼睛給矇起來，一個一個排成一列，用刀砍頭，然後踢入萬人坑。
日本的坦克與大砲，銘刻在少年楊逵心中，成為殖民暴力的見證。進入南二中後，楊逵在圖書館讀到秋澤烏川所寫的《台灣匪誌》，更讓他認知到，殖民者如何掌控法律，掌握歷史解釋權，將被殖民者盡皆寫成「盜匪」：
這種種歷史不真、法律不公的事實，便深深在我幼小的心靈中種下了反抗異族、反抗統治者謊言與暴力的種苗……我決心走上文學道路，就是想以小說的形式來糾正被編造的「歷史」。
「噍吧哖事件」在日軍的暴力屠殺中落幕了，但是，追求自由的火苗卻延燒開來。少年楊逵也決心走上文化對抗之路，追求台灣人的生存權，追求自由與民主，扭正被殖民者歪曲的歷史。
童年遊戲．故事園地
廟口，是楊逵童年最重要的遊戲空間。他常與童伴在廟口玩「闖軍」遊戲，「拔過河」遊戲，但對於擂台比武遊戲敬而遠之，特別喜歡聽故事，看民俗表演。廟口常有布袋戲、歌仔戲、傀儡戲、車鼓陣等的演出，也常有人在說書講古，講述三國演義、水滸傳等故事。這些故事，對少年楊逵的影響很深，甚至成為他日後的思想母體與文學母胎。
聽故事、寫故事，糾正被殖民者扭曲的歷史，成為楊逵此生的志業。他最喜歡《水滸傳 》，百讀不厭，他認為《水滸傳》是一幅具體而微的社會圖像，彰顯出民間社會的生命力與抗暴精神，故事中的「山賊」，勇敢挺身對抗當權者的不公不義，一如「噍吧哖事件」中的「匪徒」。
水滸傳的「山賊」，噍吧哖的「匪徒」，種植在少年楊逵心中，成為他的精神典範，凝聚成他的行動能源。
民間的廟會節慶，也是楊逵文學的養料。童年時的楊逵，長得文雅清秀，節慶時，常被帶去扮演中國古代美女，身上穿著枷鎖般的衣冠，綁在花車藝閣的鐵柱上遊街。年歲稍長，他對「扮演中國古代美女」感到厭惡，但是，鄉里年節祭儀的歡愉氣氛，廟會的熱鬧場面，民歌民舞的精彩，都成為他記憶中的溫暖區塊，也是他文學實踐不斷回歸的母鄉。
文學領航員──日本老師沼川定雄
廟口的歷史故事，噍吧哖的現實見證，奠下楊逵的思想因子；公學校的老師林允、沼川定雄，則是育養楊逵生命田土的重要啟蒙者。
林允是大目降人，與楊逵住同一條街，耳濡目染，日久入心，成為他的啟蒙老師。而公學校的日本老師沼川定雄，擔任楊逵五年級導師，則是文學楊逵的領航員。
沼川定雄，一八九八年出生於日本熊本縣，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二年任教於大目降公學校，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三○年任教於台中一中。
沼川只比楊逵年長八歲，單身，住在教員宿舍，他熱愛文學，宿舍裡存放各國小說，他的宿舍成為楊逵的第一座書庫，第一座寶藏。這些小說，讓楊逵既學會透視暗影，也學會想像光明：
日後我在深感社會陰暗想尋找出路時，他們的小說帶給我很大啟示，也就是說，人世間雖然充斥齷齪黑暗，但每個人必須設法改善自己，最好要求社會也能改善。
舊俄時期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高爾基等人關懷社會弱勢的文學，法國大革命時期充滿自由呼聲的作品，都隱含著強烈的社會批判、改革精神、行動能量，它們都是楊逵的思想基因與文學養分。
這些故事中所蘊含的思想，吸引著這名安靜的少年。文學引領著這個生存在殖民暴力、疾病侵襲、貧窮籠罩的歷史情境中的少年，讓他得以在濃墨般的黑暗中，發現陽光微粒。
最重要的是行動，行動，才是希望的指南。楊逵樂觀主義的精神，正因為他相信，只要勇敢挺身，黑暗的雲霧終會散去，陽光的道路，必將在眼前展開。
從公學校五年級開始，楊逵日夜耽讀文學作品，一書在手，總要讀完才肯放下，然後白天上課狂打瞌睡，同學都叫他「愛睏仙」。這「愛睏仙」總是名列前茅，惹人豔羨怨妒，然而，對楊逵而言，成績從來不是所求，文學所召喚的那個世界，才是他夢想的烏托邦。
十五歲，楊逵從公學校畢業，依沼川老師的建議，北上投考台北高等學校初級部，但卻失敗了。這是他人生第一次出乎自己意料的敗北，卻是殖民地社會裡一個文盲工匠兒子的必然失敗。
日治時期的初等教育，台灣人讀公學校，日本人讀小學校，小學校的設備、師資、教材都比公學校完善，而中學校的入學考試，試題是以小學校的教材為主，一個沒錢補習的台灣少年，當然只有失敗的命運。
楊逵曾經回憶，他就讀的公學校隔壁，有一所小學校，兩校學生有如乞丐與王子，但命運卻無法互換。小學校學生散發著傲慢的貴族氣息，而公學校學生則穿著破爛，天天打赤腳上學，甚至連一塊教學用的磁鐵都沒有。一次理科實驗需要磁鐵，沼川老師讓楊逵到隔壁去借，小學校的木質地板光潔亮麗，楊逵不懂規矩，穿著拖鞋就踩上去，遭到了羞辱。
纇似的羞辱，從來不曾少。這些都讓楊逵看清楚，無論殖民者怎麼說，「內地延長」、「內台一家」，骨子裡都是差別待遇，都是歧視。企求殖民者一視同仁，只是虛夢，台灣人只有自己先看見自己，看重自己，才能擺脫被羞辱的命運。
出發，尋找建構新世界的磚石
楊逵關懷晦暗的社會現實，但也懷抱著浪漫的理想主義。理想迫他看清現實，現實則讓他佈展理想。也許是血型AB與天秤座的混搭，他不斷自我衝突，卻又總能與自己協商共處。
一九二三年，日本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全家大小，無論老幼，被日本憲警甘粕大尉推入井中殘殺，這件事對楊逵的衝擊很大，更堅定了他開拓思想視野，積極追求社會改變的決心。作為信奉社會主義的殖民地青年，楊逵感同身受，他熱愛和平與自由，任何對自由的剝奪與殘害，無論是思想或身體，他都深惡痛絕。
除了展望理想世界，島嶼台灣的殖民地現實，也具現在青年楊逵眼前。一九二○年代初期開始，島上民氣勃發，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蔣渭水推動成立「台灣文化協會」，文化演講會、巡迴演講會、通俗學術講座，各方連場，遍地開花。
這些，都是楊逵的行動圖書館。新的廟口，新的說書人，新的精神窗口。
那幾年暑假，台灣街頭繁鬧如百花盛開。東京台灣留學生返鄉，組織演講隊，四處演講，楊逵跟場聆聽，結交了許多朋友。其中有個劉姓學長，是楊逵台南租屋處鄰居，一九二三年考入東京高等工業學校，他是將楊逵領入嶄新天地的引渡者。
當時，中學生流行以打油詩「草地皇帝是警察」嘲諷日本警察，這位故鄉青年犀利點破，他說這些打油詩充其量只能發洩不滿，但無助於改變現實：
我們要民族自決，要解放我們的土地，就應該要有學問，有信心，有覺悟，有組織……才成。光戲謔幾聲是沒用的。
他這幾句話給我很大的啟發。
楊逵成績優異，親友都認為他非學醫不可，但他卻另有夢想，一個從少年以來就不曾改變的夢想──以自主的文學藝術，改寫殖民者所寫的歷史，以自主行動，建設公義和平、主體自由的新台灣。
※ 本文摘自《永不放棄﹕楊逵的抵抗、勞動與寫作》，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