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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蔡承豪

單身赴會撐白傘領日軍

台灣民主國抵擋日本不成,唐景崧逃亡的消息傳開,台北紳民無不譁然,情勢更為紊亂。有些軍隊選擇向新竹方向撤退,而留下來的清軍,卻非要跟台北共存亡,因他們也是被官員們遺棄在異地的一群,沒錢沒糧;在失去軍紀約束的情況下,他們選擇將怒氣發洩在台北,搖身一變成為土匪,不分商店與官署,四處搶劫,甚至就地變賣武器。官衙庫中存銀數十萬兩,更是大目標,各籍士兵或為爭奪,因而互相爭鬥,另外還有一些無賴,嘯聚於西、北兩城門外,見到攜銀出者,便舉刀威嚇劫奪,有些人甚至嚇得墜河中。而搶不到的,就趁亂放火,槍聲、狂呼聲處處可聞,城內外民情洶洶,朝不遑夕,導致死傷慘重,淡水河上還可見漂浮而來,已經泡到腫脹的屍體。

城內的火藥庫還發生爆炸,不少無辜的平民被炸得血肉模糊,有些清晨到田裡工作的農民被無辜波及,就陷在田中殘喘,無人願意伸出援手。而一些無名的小民亦加入劫掠,連官衙內的桌椅、書籍都不放過,然而這些東西或許不過就是拿回去當燃料而已。在亂世之中,既然無法抵抗,也無法如富商官員逃離台灣,小民們能做的,除了躲在家中,可能就是想辦法多撈點東西,看看是否可以發點小亂世財,不論拿到的東西是否真的有什麼用處。

在城外的重要商業市街──艋舺、大稻埕,同樣陷入動盪當中,搶劫事件時有所聞,英軍、德軍甚至直接離船登岸保護僑民。在地的紳商自是首當其衝,急忙議定對策,後眾人與大稻埕富商李春生商量,在可以聽到槍聲、暴徒的吼聲及一般居民的哀嚎聲中,決議迎接日本軍進城維持治安,然而,卻沒有人敢擔任這「在貓脖子上掛鈴鐺」的任務。在眾人雜舌當中,於艋舺開設雜貨店「瑞昌成」、日後成為台灣首富的辜顯榮,自願帶著書信,前往基隆與日軍面見。

辜顯榮是福建泉州裔,出生於彰化鹿港,曾於各地擔任苦力、轎夫、雜貨商等,並往來於上海、福州等地貿易,可謂見多識廣。於商議完畢後,辜顯榮在沒有任何護衛的情況下,單槍匹馬在6日的早上3點,撐著傘徒步前往日軍營地,不會日語的他,在傘上綁著白布以表明來意。當時已有日軍沿著鐵路沿線推進到水返腳(今新北市汐止區),並派有偵察小隊前往錫口(今台北市松山區)一帶進行探查,當日下午,辜顯榮便在水返腳遭逢要交涉的日軍部隊。

抵達軍營後,辜顯榮遇見了正在巡哨的民政長官水野遵及學務部長伊澤修二等人,但雙方只能靠著比手劃腳跟筆談溝通。歷經多日激戰的日方,突然面對一個陌生人持著信函,宣稱因為台北的治安紊亂,為恢復秩序,希望日軍盡快進城,他可以擔任嚮導等,自是充滿疑惑,還有人把辜顯榮當作間諜來看待。但經過幾番試探,甚至有說法指出:「山田良圓少佐,欲試其心,拔刀旁砍,辜神色不變。」加上在前線的偵察,大致確認了辜顯榮的話,於是在半信半疑的情況下,由辜顯榮為嚮導,全軍開始朝向台北城移動。另有一說是辜顯榮曾被帶往基隆會見樺山資紀總督,但當時情況緊急,應無暇如此來回。

此次的接觸,開啟了辜顯榮日後飛黃騰達的契機。他引日軍入城之舉,雖說是欲平息台北的紛亂,但也有不少人認為他違反民族大義。日治時期曾有一首流行於艋舺酒場間的歌,便這麼唱著:「日本上山兵五萬,看見姓辜行頭前,歡頭喜面到台北,毋管阮娘舊親情。」大大酸了辜顯榮一頓。

另外,達飛聲(禮密臣)、英商湯姆生(G. T. M. Thomson)、德商奧歐利(R. N. Ohly)等人,也受外商及仕紳劉廷玉、陳儒林、李春生等人的請託,前去傳遞消息。

他們在途中遇到日軍,由於日方有人通曉英文,雙方得以溝通,更加確認台北城陷入混亂的消息。另外有住在大稻埕的外國人,私下打電報至日本部隊,要求軍隊趕快進入台北城維持秩序。無政府狀態下,盜賊乘亂而起,商民仕紳的生命財產無不遭受嚴重威脅,在強弱懸殊的情況下,不免有人尋求敵方的暫時庇佑,圖能迅速恢復秩序。至於日後的情況會是如何,或許當時並沒有時間再容多想。

在滿月的月光下,日軍加速前進,宛如一條蜿蜒的大蛇。沿途有些民眾看到,不禁哀聲痛哭,或急忙攜帶子女隱避,村中也敲鑼打鼓,通知大家趕緊躲避,不過日軍並沒有攻擊村落,而是持續沿著鐵軌前進。在唐景崧抵達廈門的6月7日,日軍先頭部隊於清晨抵達台北城外,僅受到零星守城軍的反擊,並未對日軍造成威脅,然而日軍面對台北城,一時卻也束手無策。

承恩門上演歷史大戲

揮軍直驅台北的日軍,此時所面對的,是一個無聲的敵人,一座台灣最後搭建的石造城池──台北城。台北城牆現在都已經被拆除殆盡,僅留下幾個城門,其中承恩門(北門)位在現今台北市中華路與忠孝西路口。但當時台北城連同城堞,高有1丈8、長1506丈,外有護城河四面八方團團阻隔。城門中央出入的城門洞,則設有極為厚實的門板,外層並安上鐵皮以防止敵人火攻,一旦關閉,便不容易開啟進出。層層阻隔,形成一道有力的防禦工事,讓缺乏攻城重機具的日軍,即便沒有守軍抵抗,仍被阻在北門外,一時進不了城。然而,奇女子陳法的出現,卻改變了這樣的僵局。

陳法原非什麼城內的重要人物,只是一位在北門外賣菜的小販。當時45歲的陳法,居住在北門外後街,體格強健,為人豪爽。她的丈夫、51歲的姚旺(憨)雙眼失明,家計基本上就是靠著她來維持。而她膝下有4個小孩,兩男兩女,兒子分別為23歲的陳成、15歲的陳水土,以及兩個19歲與8歲的女兒。此外還有婆婆黃腰。

姚旺本來以渡船業為生,因患眼疾而失明,換由陳法一肩扛下照料全家老小生計的責任。她在北門外開設一個雜貨店,生意不惡,積蓄頗豐。至1895年,陳法見到城內的亂象,也頗為憂心,希冀可以有解決之道。適逢日軍前來,於是,她的一念之間,改變了台北,甚至全台的局勢。

而一般的說法多半指出,日軍之所以可以進入台北城,是陳法及其兒子從城牆上放下竹梯,協助日本軍隊入城,因為在日後頒給陳法的獎狀上,便寫著「冒敵彈携楷梯來助」。另外,達飛聲(禮密臣)還提供了另一種說法,說是由幾個兵疊成一個「人梯」,讓日本的某個軍官翻牆而入。更甚者還有誇張離譜的傳言說,陳法與辜顯榮熟識,早已預備梯子,等待日軍兵臨城下,便拿出梯子供日軍攀城。

在紛亂時刻,很多事情於匆忙中往往難以釐清,陳法在日軍進城的那日,是否真的冒著槍林彈雨放下梯子供日軍進城,在日治時期就已經有各種不同的版本。

1937年6月,台北州州立台北第一高等女學校的教諭山本運一,特地至嘉義訪問了陳成(陳法的兒子)的老婆──林周柑,透過當地稻江信用組合的王伯權翻譯,還原了1895年日軍進入北門的情況。

林周柑表示,在那年6月7日中午稍過,她和婆婆陳法正在牆壁上曬醃菜,在城的內側,只要沒有軍隊管制,人們是可以自由上下的。後來卻聽到人、馬的吵雜聲,透過縫隙一看,發現是人數眾多的日本兵,陳法因而趕緊說「危險」,制止林周柑再繼續看下去。後幾經考慮與觀察,可能鑑於城內的亂象,陳法因而下定決心,打算幫助日軍入城。

日軍當時也不斷在試著攀登城牆,但因為牆體甚高,無法成功攀越。至於一般說法指出,陳法用梯子協助日軍進城,林周柑表示,當時兩人身邊哪來的梯子,是放下一塊紅色的布,一端綁著鐵器,另一端則將兩股打結,成為一個可以腳踩的洞,才終於讓兩三個日軍攀上城。而要準備到可以讓人攀上城牆的布匹長度,中間應是花了不少時間去張羅。

但這個方法終究不可能讓太多人進城,後來陳法與兒子陳成再去找了竹梯過來。

當看到梯子時,日軍們突然發出巨大的聲音(可能是在高呼「萬歲」),接著10多人陸續就爬上城牆入城,並四處找尋城門的鑰匙,後來在城門上的房間內發現鑰匙,隨即取來開啟,讓日軍終於開門入城。在這段期間,並沒有民主國的軍隊前來驅趕,因此日軍的進城,也不是在槍林彈雨中完成。承恩門上,曾有著「巖疆鎖鑰」的橫額,象徵著官方對它的期待;然而,就在因緣際會下,兩名弱女子破了這道堅固的關卡。

日軍在辜顯榮及陳法的協助下,兵不血刃地進入台北城,象徵了一個時代的結束與另一個時代的開始。小人物意外的介入,加速了歷史巨輪的轉動。

大軍入城重金獎賞

日軍進入台北城之後,隨即布告安民。不少城內居民則掛出白旗,有些白旗上甚至畫了紅日以充作日本國旗的象徵,艋舺街市亦掛出許多寫著歡迎標語的大旗。當時人仍在基隆的樺山資紀總督,原打算乘火車進入台北城,但由於鐵路遭到破壞,許多軌道、枕木都出現短少的情況,無法立即通車。至於在台北站內的3台機關車,也僅有一台可以修復,相當克難。經維修後,6月10日才終於正式開出日治時期第一班台北—基隆間的列車。剛開始,每日僅能行駛往返一班的貨車,由總督府和近衛師團輪流使用;且由於軌道、列車狀況皆不佳,無法負擔大量的物資,脫軌是常有之事,有時甚至因運載量過多,必須出動人力從後方推動,因此當時的人將其戲稱為「肺病鐵路」。6月14日下午,樺山總督決定搭乘列車前往台北赴任時,列車沿途仍是不停地出軌,在走走停停修修之間,一共花了7個小時,抵達台北時已入夜。台灣最高行政長官的入城之行,由於不順暢的鐵道路況,以致出現這般窘境。6月17日,日方在原巡撫衙門西側的練馬場舉行「始政典禮」,象徵日本統治的開始。

而協助進城的陳法,自然成為獎賞的重要對象,能久親王特頒獎狀及禮金,給予這位意外協助日軍的奇女子。這是日治時期官方所頒出的第一份獎狀,內容如下:

賞賜獎眾
台北府北門外農婦
陳法
該名於去明治28年6月初7日,當我官兵進入北門,門扉緊鎖之時,汝陳法敢冒敵彈,携楷梯來助力攻打,本師團長深嘉汝以一婦身,有此美事,其効可賞,茲賜銀5圓,以賞其美,併獎眾庶,後日報効無悮。
明治28年7月5日
近衛師團長能久親王

對於陳法以一平常婦人家,卻在亂局中願意提供階梯使日軍順利進城,大加讚許。據說日軍為感謝陳法而贈與金錢獎賞,陳法還因言語不通而猶疑是否接受,也因此有俗諺流傳:「日本起山戴紅帽,尻川揹槍手舉刀,手提銀錢要給嫂,講話啁啁娘聽無。」

而陳法的兩個兒子,陳成與陳水土,也繼續協助日軍。陳成向日方介紹台北城內的各重要設施,而尚年輕的陳水土,則跟著日軍一同南下,陪著北白川宮師團長當嚮導,一直到能久親王於台南逝世後才北返回家。後來陳水土被介紹給美島商會的大庭貫一郎,由他陪伴前往東京,進入小學校就讀,並曾會見已回到東京的樺山資紀。後來他返回台灣,進入公家機關任職,但可惜23歲便過世。陳成則從事營造業工作,1923年裕仁皇太子、即日後的昭和天皇,以太子的身分「東宮行啟」前來台灣巡視時,還曾於總督府官邸內接見陳成,並頒賜獎賞。

陳法在1900年7月18日逝世,而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所賜的這張獎狀,後來輾轉流傳,1922年出現在曾文郡六甲庄某料亭的一位16歲的藝妓──林桂英的手上。當時的客人看到此狀,都覺得有點不可思議,這種東西怎麼會在一個地方的藝妓手上,頗為懷疑。但一經詢問,才發現她是陳法的孫女(但她是林周柑的女兒,並非陳成的血脈),故對於此等榮譽象徵,就當作傳家寶般地珍藏著,見證那段歷史的餘暉。

本文介紹:
「小的」台灣史》。本書作者/戴寶村 策畫,蔡承豪、李進億、陳慧先、莊勝全 撰文;出版社/玉山社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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