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全國約有一萬五千名警察，每年總開槍數不超過十槍

文／李濠仲

直到今天，我還有個在挪威養成的習慣改不回來，就是出門不鎖大門。當時我們位在二樓的住家，是一間獨棟房舍分隔出來的兩房小公寓。鄰居是對門的義大利夫婦，另有住在地下室的中東家庭，一樓則是房東自有的五人小規模公司，居住環境堪稱單純。欲進家門，須通過兩道門，一道在屋子一樓入口處，另一道就是上樓後自己家的大門。我因為對房東、鄰居未具心防，加上附近往來住戶未顯複雜，便經常忘記將門上鎖，久而久之竟成了一種簡化出入家門程序的習慣。結果倒也平平順順、安然度過了好幾年。

後來我發現，其實不只有我如此，對門鄰居也經常沒將門上鎖就外出辦事。距離我們的公寓相隔兩棟屋子，將車位承租給我的老先生原來也有這習慣，理由是他經常搞丟鑰匙，於是乾脆不鎖門，以免老是把自己關在家門口。那對義大利夫婦在我們搬入這間公寓後的隔年搬出，新鄰居是一家三口的挪威小家庭，「不鎖門」的習慣像是會傳染一般，他們也甚少將門鎖扣上。返台前最後幾個月，對門鄰居再度換成一對同居情侶，情況亦復如是。

我相信這種情況，和我們居住的環境治安表現相對良好確實有關。但一個現代化都會尚有此等區域，應該還是非常罕見。更別說純樸的挪威鄉間，家家戶戶的門鎖簡直形同虛設，尤有甚者，有些人把車停在路邊，居然直接就把鑰匙留在車上。春夏時節，無論鄉間還是城市，挪威人喜歡敞開家中整面窗戶，增加室內對流，好呼吸新鮮空氣，窗戶有些安在客廳，有些是在臥房，和路上往來行人也許只有寸步之遙，但都無礙他們門戶洞開，不僅光天化日下如此，多數時候連睡覺都捨不得關窗。

挪威員警不隨身配掛槍支

而我們並非生活在一個嚴刑峻罰，宵小怯於犯案的國度，相反的，它卻是一個管理相形鬆散，很容易讓有心人趁虛而入的社會。更令人不可置信之處，在於直到今天，挪威仍然是世界上少數執勤警察不隨身攜帶槍枝的國家。雖然二○一四年新法上路後，挪威所有執勤中的巡邏車都可配有攻擊型武器，員警也可依犯罪現場需求，直接取出鎖在車上保險櫃裡的槍枝自我武裝，不必如同過去還得先開車回警局申請槍枝使用許可，進而延宕第一時間必須的反應，但他們依舊死守著任何員警皆不隨身配掛槍支的傳統。

自一九二○年以來，挪威社會為了警察該不該隨身攜帶槍枝迭有爭論。芬蘭早在一九一八年便賦予警察持槍執勤的權力，瑞典和丹麥同在一九六五年跟進，就只有挪威人到現在還是對腰間配掛槍枝的警察沒有好感，認為如此一來，只會破壞社會原本一片祥和的氣氛，而且好像隨時都有壞事要發生。就連挪威國家警察學院（Politihøgskolen）都有百分之三十三的學生表態不希望自己將來得帶著手槍外出巡邏（百分之三十二贊成、百分之三十五不確定）。挪威最大黨工黨亦長年反對武裝警察，至多只同意讓警察能以更簡單、快速的方式獲得武器就行了。

根據挪威國家警察學院教授克努森（Johannes Knutsson）的調查，自二○○三年到二○一三年十年間，擁有個人配槍的瑞典警察，平均每年要遭遇三十起槍擊事件，挪威的槍擊案則是平均每年三件，這提供了挪威學界反對警察配槍強而有力的立論基礎，因為警察隨身攜配槍械，看來只是徒然增加更多危險和更多傷亡而已。克努森的邏輯是，警察配有槍枝，本是為了協助自己在遇到危急情況時，能強勢穩定犯罪現場，但結果很可能適得其反，反而激化了犯罪者一個個也都擁槍自重，假如警察不配槍，犯罪者就不必處心積慮強化犯罪時的武力，槍擊事件自然減少。論點雖然帶有一些斯堪地那維亞太平世界的「阿Q」味道，假若參酌當地國情和民族性，又好像不是全無道理。

另一方面，挪威媒體曾有過統計比較，二○一一年間（這年發生七二二恐怖攻擊事件），瑞典警方全年一共開了七十六槍，擊中十二人（一人死亡）；丹麥警察總計開了八十七槍，擊中十人（無人死亡）；挪威全國約有一萬五千名警察，當年自頭至尾所有警察加起來僅僅開了一槍，目標則是一名拿著鐵錘和菜刀殺死友人的男子，在胡椒噴霧器不足以嚇阻對方下，挪威警察只好朝那名男子的大腿賞一顆子彈，最後順利將其制伏。

警察隨身配掛槍枝有助於改善社會治安？

二○○○年之後，瑞典警方歷年開槍數都是兩位數，二○一一年的七十六槍是最高峰，丹麥的情況相去不遠，挪威警察每年開槍數則有幸一路維持在個位數，開最多槍的一年是二○一○年，但也不過六槍而已。其中緣由，的確存在受「槍枝申請流程」約制的影響，而克努森教授認為，瑞典、丹麥警察開槍數高於挪威，卻未必所有的射擊都有其必要性，很多時候，純然是因為他們當下只需解開腰間槍套即可開槍罷了，更何況，從來也無法證明警察隨身配掛槍枝有助於改善社會治安。

二○一一年夏天的恐怖攻擊活動，是導致挪威修法放寬警察使用槍枝規定的轉折。之後歷經多場辯論，權衡各方意見，最後結論是警察個人依舊不得配槍，但所有執勤中的巡邏車皆得安設槍枝保險櫃，遇到特殊情況，由現場員警回報上司，獲准後再取槍應急，省去了往返警局申請拿槍的時間。雖然只是略微放寬警察用槍的規範，竟還是傷及部分挪威人的心理，尤其是十分鍾情於過去夜不閉戶年代的挪威人，他們始終堅信「手無寸鐵的警察」，正是一個平和社會最強而有力的象徵。

包括克努森在內等幾位挪威學者，試圖透過科學統計方法，證明這個國家尚無警察配槍的迫切需求，多數老一輩挪威人，包括一路靠「赤手空拳」晉升高階的警官，在表明自己反對警察配槍的同時，無不強調假如警察人手一槍，必然得投入更多的經費和資源訓練現有警職人員，對不少預算吃緊的城鎮來說，不啻是一筆額外負擔，然而背後參涉的複雜情感，其實是他們極其不願意相信挪威王國的治安已不復當年，在偷拐搶騙這類小奸小惡日益猖獗之際，挪威警察終究也要走上持槍自保的一天，當警察巡邏車常態配置槍枝法案通過後，這些人遂感到有些失落。

多數現代化城市都避開不了犯罪率增加、犯罪內容益加暴力化的命運，挪威人一直以為自己可以置身事外，直到槍枝、槍套愈來愈貼近警察的雙手，一切彷彿就成了不可逆的現象，未來彼此的生活到底是更安全，還是更不安全，挪威人應該是心裡有數。

透過修法，調整所處社會既有的遊戲規則，多數情況可以代表文明社會大家追求進步的一種方式，但偶爾也意味著時局環境江河日下，甚且從中映照出人性倒退的一面。就像我一回到台灣，雖然一時三刻還改不掉外出不鎖門的習慣，當漸漸領略時空環境已然變化，在不鎖門的同時，心中立刻會泛起一陣不安，於是經常在外出行至半路，又折返回頭鎖上門後，才又安心出門。關門上鎖當然是現代人自我保護的正常行為表現，不過，無論如何，我對挪威那段無需時時刻刻擔心有人闖空門的日子，總是特別懷念。

※ 本文摘自《挪威人教我，比競爭力更重要的事》，原篇名為〈不帶槍執勤的警察〉，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