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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濠仲

直到今天,我還有個在挪威養成的習慣改不回來,就是出門不鎖大門。當時我們位在二樓的住家,是一間獨棟房舍分隔出來的兩房小公寓。鄰居是對門的義大利夫婦,另有住在地下室的中東家庭,一樓則是房東自有的五人小規模公司,居住環境堪稱單純。欲進家門,須通過兩道門,一道在屋子一樓入口處,另一道就是上樓後自己家的大門。我因為對房東、鄰居未具心防,加上附近往來住戶未顯複雜,便經常忘記將門上鎖,久而久之竟成了一種簡化出入家門程序的習慣。結果倒也平平順順、安然度過了好幾年。

後來我發現,其實不只有我如此,對門鄰居也經常沒將門上鎖就外出辦事。距離我們的公寓相隔兩棟屋子,將車位承租給我的老先生原來也有這習慣,理由是他經常搞丟鑰匙,於是乾脆不鎖門,以免老是把自己關在家門口。那對義大利夫婦在我們搬入這間公寓後的隔年搬出,新鄰居是一家三口的挪威小家庭,「不鎖門」的習慣像是會傳染一般,他們也甚少將門鎖扣上。返台前最後幾個月,對門鄰居再度換成一對同居情侶,情況亦復如是。

我相信這種情況,和我們居住的環境治安表現相對良好確實有關。但一個現代化都會尚有此等區域,應該還是非常罕見。更別說純樸的挪威鄉間,家家戶戶的門鎖簡直形同虛設,尤有甚者,有些人把車停在路邊,居然直接就把鑰匙留在車上。春夏時節,無論鄉間還是城市,挪威人喜歡敞開家中整面窗戶,增加室內對流,好呼吸新鮮空氣,窗戶有些安在客廳,有些是在臥房,和路上往來行人也許只有寸步之遙,但都無礙他們門戶洞開,不僅光天化日下如此,多數時候連睡覺都捨不得關窗。

挪威員警不隨身配掛槍支

而我們並非生活在一個嚴刑峻罰,宵小怯於犯案的國度,相反的,它卻是一個管理相形鬆散,很容易讓有心人趁虛而入的社會。更令人不可置信之處,在於直到今天,挪威仍然是世界上少數執勤警察不隨身攜帶槍枝的國家。雖然二○一四年新法上路後,挪威所有執勤中的巡邏車都可配有攻擊型武器,員警也可依犯罪現場需求,直接取出鎖在車上保險櫃裡的槍枝自我武裝,不必如同過去還得先開車回警局申請槍枝使用許可,進而延宕第一時間必須的反應,但他們依舊死守著任何員警皆不隨身配掛槍支的傳統。

自一九二○年以來,挪威社會為了警察該不該隨身攜帶槍枝迭有爭論。芬蘭早在一九一八年便賦予警察持槍執勤的權力,瑞典和丹麥同在一九六五年跟進,就只有挪威人到現在還是對腰間配掛槍枝的警察沒有好感,認為如此一來,只會破壞社會原本一片祥和的氣氛,而且好像隨時都有壞事要發生。就連挪威國家警察學院(Politihøgskolen)都有百分之三十三的學生表態不希望自己將來得帶著手槍外出巡邏(百分之三十二贊成、百分之三十五不確定)。挪威最大黨工黨亦長年反對武裝警察,至多只同意讓警察能以更簡單、快速的方式獲得武器就行了。

根據挪威國家警察學院教授克努森(Johannes Knutsson)的調查,自二○○三年到二○一三年十年間,擁有個人配槍的瑞典警察,平均每年要遭遇三十起槍擊事件,挪威的槍擊案則是平均每年三件,這提供了挪威學界反對警察配槍強而有力的立論基礎,因為警察隨身攜配槍械,看來只是徒然增加更多危險和更多傷亡而已。克努森的邏輯是,警察配有槍枝,本是為了協助自己在遇到危急情況時,能強勢穩定犯罪現場,但結果很可能適得其反,反而激化了犯罪者一個個也都擁槍自重,假如警察不配槍,犯罪者就不必處心積慮強化犯罪時的武力,槍擊事件自然減少。論點雖然帶有一些斯堪地那維亞太平世界的「阿Q」味道,假若參酌當地國情和民族性,又好像不是全無道理。

另一方面,挪威媒體曾有過統計比較,二○一一年間(這年發生七二二恐怖攻擊事件),瑞典警方全年一共開了七十六槍,擊中十二人(一人死亡);丹麥警察總計開了八十七槍,擊中十人(無人死亡);挪威全國約有一萬五千名警察,當年自頭至尾所有警察加起來僅僅開了一槍,目標則是一名拿著鐵錘和菜刀殺死友人的男子,在胡椒噴霧器不足以嚇阻對方下,挪威警察只好朝那名男子的大腿賞一顆子彈,最後順利將其制伏。

警察隨身配掛槍枝有助於改善社會治安?

二○○○年之後,瑞典警方歷年開槍數都是兩位數,二○一一年的七十六槍是最高峰,丹麥的情況相去不遠,挪威警察每年開槍數則有幸一路維持在個位數,開最多槍的一年是二○一○年,但也不過六槍而已。其中緣由,的確存在受「槍枝申請流程」約制的影響,而克努森教授認為,瑞典、丹麥警察開槍數高於挪威,卻未必所有的射擊都有其必要性,很多時候,純然是因為他們當下只需解開腰間槍套即可開槍罷了,更何況,從來也無法證明警察隨身配掛槍枝有助於改善社會治安。

二○一一年夏天的恐怖攻擊活動,是導致挪威修法放寬警察使用槍枝規定的轉折。之後歷經多場辯論,權衡各方意見,最後結論是警察個人依舊不得配槍,但所有執勤中的巡邏車皆得安設槍枝保險櫃,遇到特殊情況,由現場員警回報上司,獲准後再取槍應急,省去了往返警局申請拿槍的時間。雖然只是略微放寬警察用槍的規範,竟還是傷及部分挪威人的心理,尤其是十分鍾情於過去夜不閉戶年代的挪威人,他們始終堅信「手無寸鐵的警察」,正是一個平和社會最強而有力的象徵。

包括克努森在內等幾位挪威學者,試圖透過科學統計方法,證明這個國家尚無警察配槍的迫切需求,多數老一輩挪威人,包括一路靠「赤手空拳」晉升高階的警官,在表明自己反對警察配槍的同時,無不強調假如警察人手一槍,必然得投入更多的經費和資源訓練現有警職人員,對不少預算吃緊的城鎮來說,不啻是一筆額外負擔,然而背後參涉的複雜情感,其實是他們極其不願意相信挪威王國的治安已不復當年,在偷拐搶騙這類小奸小惡日益猖獗之際,挪威警察終究也要走上持槍自保的一天,當警察巡邏車常態配置槍枝法案通過後,這些人遂感到有些失落。

多數現代化城市都避開不了犯罪率增加、犯罪內容益加暴力化的命運,挪威人一直以為自己可以置身事外,直到槍枝、槍套愈來愈貼近警察的雙手,一切彷彿就成了不可逆的現象,未來彼此的生活到底是更安全,還是更不安全,挪威人應該是心裡有數。

透過修法,調整所處社會既有的遊戲規則,多數情況可以代表文明社會大家追求進步的一種方式,但偶爾也意味著時局環境江河日下,甚且從中映照出人性倒退的一面。就像我一回到台灣,雖然一時三刻還改不掉外出不鎖門的習慣,當漸漸領略時空環境已然變化,在不鎖門的同時,心中立刻會泛起一陣不安,於是經常在外出行至半路,又折返回頭鎖上門後,才又安心出門。關門上鎖當然是現代人自我保護的正常行為表現,不過,無論如何,我對挪威那段無需時時刻刻擔心有人闖空門的日子,總是特別懷念。

※ 本文摘自《挪威人教我,比競爭力更重要的事》,原篇名為〈不帶槍執勤的警察〉,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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