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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胡采蘋

很快的我就發現,大家在講一個什麼我不知道的事情。

2010 年的中秋節,是我第一次在北京過中秋,那也是我在極具聲望的《財經雜誌》上班的第一年,一切都很新鮮。

中秋節前的兩個禮拜,很奇怪的,馬路上開始日夜塞車,我跟同事們約定的會議都很難準時。遲到的同事趕得滿頭大汗,一坐下就向大家致意:「中秋節送禮,哪兒都堵。」這時候,從大家臉上古怪的笑意,我意識到這個「送禮」,不是普普通通的月餅禮盒,似乎有著引人遐想的意涵。

後來我當然知道了,月餅禮盒裡,拿開了上層的月餅,底層會有大把現金鈔票;同事們說,京城的送禮車裡,一整個後車廂滿滿都是這種禮盒,途為之塞。

裴敏欣在《出賣中國》書中,稱此為「賄賂的分期付款」,如果收禮的人滿意了,會給送禮的人安排官職、滿足需求,任務達成之後再補齊尾款,不成就繼續送。農曆春節、中秋是兩大送禮時機,京城處處是官,各種高級禮物流轉,也是一大官場文化:每逢佳節必塞車。

2010 也是上海主辦世界博覽會的一年。在台灣出生長大的我,覺得這不過就是一個展覽,有什麼大驚小怪。然而上海世博會被定位成和北京奧運會同等重要的國家級活動,幾乎動員了全國公務機構、重點學校參加;我們公司也派出多名記者到世博會參觀,因為公司「響應號召」,認購了大批門票。

一進世博館,到處是農村大伯大嬸組成的旅遊團,穿戴全身螢光橘色、腥紅色、玫粉色等鄉土氣息濃厚的團體裝,幾十人、幾十人一組,在世博會場中逛來逛去,彷彿這裡是觀光景點。即使已經動員了大量機關單位,門口查票處排得人山人海,奇怪的是,這個世博會場就是顯得碩大無朋,再多人還塞不滿。

同事們一邊張望一邊聊天:「這片地兒都搬了多少人家?」「欸,還在鬧,該徵的不該徵的,都徵了。看看,都是空地。」我才恍然大悟,大得看不見邊的世博會場,原來儘可能徵收了大量的週邊土地,以世博會之名,趕走地上民居,準備展會一結束就要大片土地賣給建商,居民因此在開幕當天集結抗議賠償條件過低。

在《出賣中國》裡,裴敏欣統計了土地、礦產、國有企業這三大貪腐標的的案例型態,其中惡名昭彰的土地財政,在 1994 年金融沙皇朱鎔基將財稅收歸中央後,成為地方政府至少一半的財源收入。像上海世博會這樣的迫遷、圈地,在全中國範圍內都很常見;儘管推動了驚人的房地產經濟活動,卻也成為貪腐案件的重災區,賣地成為官員發財的重要手段之一。

在北京居住還沒有很久,我很快就學到了,原來在普通京城民眾的話語體系裡,有一種特別隱諱的耳語,大家說的時候不明目張膽,但人人又特別愛說;各種晦澀用語、代號,講到人名時絕不說穿,有各種密語暱稱替代,茶餘飯後、出租車間都是庶民政治講堂。我漸漸知道了每個代號在指誰,個個都是「大領導」。

這是在台灣社會很少遇到的事情,好像有一個神秘的世界,隱藏在人們的交頭接耳中,人人都知道私底下有些什麼事情正在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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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語的世界,有時候會不小心露出一角,你能真正看到一些。

2010 到 2012 年可以說是中國調查報導的大年,儘管我們經歷過公安到雜誌社抓人(只好把同事藏起來)、即將付印的大樣在印刷廠被沒收、已經出街的雜誌被人一個報刊亭一個報刊亭沿街買下(不讓人買來看)、上網的新聞鏈接失效等驚險事件,但平心而論,當時由於新媒體崛起,中國政府一時之間找不到有效的管制辦法,還是有許多珍貴的調查報導得以透過網路與世人相見。

因為《財經雜誌》擁有全中國最好的調查報導團隊,在公司裡稱為「法治組」,都是專門揭發貪腐新聞的風雲記者,因此裴敏欣書中的研究案例,對我來說有一種詭異的親切感。

例如書中提到縣級政府的貪腐能力並不下於較高階的市級政府,為了安排自己人張羅貪腐網絡,縣級政府以「薄利多銷」的方式賣官,大量官位低價格出售,就能快速鋪成「一條龍服務」網絡;生意人前來尋租時,無須個個關節打通,「一把手」點頭即可。豐厚的所得使地方流行把縣政府蓋成「小白宮」,裴書中提到過三座富麗堂皇的小白宮,我自己就去過其中一個。

進入集體貪腐網絡有其儀式,官員們各自帶著情婦出席聚會,算做投名狀,因為情婦常是收受賄賂的白手套。當時流行一種官員落馬情節,官員與情婦的情色照片、錄影動輒被公開上網,紀委就不得不懲處官員,情婦經常是一種官員之間互相控制的把柄。

我的同事甚至寫過一個轟動江湖的封面故事「公共情婦」,一個手腕厲害、相貌並不出色的女子,憑藉對官員需要貪腐網絡的敏銳直覺,竟然成為好幾個部級官員的共同情婦,一個女子網羅了一張有國營企業高層、證券監理高官、省級高官、法院院長等,可以任意功能組合的「合作脈絡」。報導一出,震驚宦海,我們也爭相請該同事吃飯,追問幕後香豔情節。

這類故事現在沒有過去常見了,這屆政府上台後,打貪聲勢浩浩蕩蕩,官員落馬甚至打破了「刑不上常委」的慣例;然而以貪腐新聞為主要戰場的調查報導部門,並沒有因為新聞富礦而更強大,反而逐漸萎縮消失,被打擊的程度比貪腐官員還要慘重。

取而代之的,是類似《人民的名義》這種官方審批製作的打貪電視劇,官方在考慮政權穩定的前提下,決定了哪些情節可以被人民知曉,哪些不可以(新聞自由市場上的調查報導就不是官方想要的),對貪腐事件的知情權,正在逐漸被收歸黨國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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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情形下,裴敏欣先生去年出版的《出賣中國》一書,就成為人們在耳語世界中,得以窺見的重要真實。

這本書依據過去中國法院公開審判的檔案卷宗,歸納出幾種重要的貪腐案件類型,包括買官賣官、官商勾結、掏空國企、黑道治國等,並對結構型貪腐現象做出政治經濟學解釋:中國在1990年之前並沒有集體貪腐案件,然而 90 年代行政權下放地方後,由於國家仍然希望控制國有資產的所有權,創造出「可交易的控制權」概念,將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

儘管國家在名義上得到了所有權,然而控制權的法律概念並不清楚,多方勢力都有權介入控制,例如國企幹部、擁有審批權的行政長官、資產或土地的實際使用人等,所有人都聲稱有權介入,導致控制權演變為有隙可乘的尋租標的。

裴書並有層次的將貪腐網絡是如何一層一層建構起來、每種貪腐類型為何發展成如此等問題,進行了有效解釋;例如買官賣官的收入雖然少,卻是建立起長期貪腐機器的重要基礎,因此這種犯罪長期存在,而且能長期不被破獲。

而在官商勾結網絡中,買官的增值空間簡直像股票,有人花 34 萬人民幣買官,貪污共 1300 萬人民幣,增值高達 38 倍;因此官位是必須花時間養護、增值的高報酬投資,官員就必須靠家人、情婦在外包工程、管財務,進行「貪污分工」,這就解釋了為什麼總有家人、情婦介入貪污案件。

在國有資產的掏空案中多半牽涉到生意人,商人總與國企幹部走在一起;黑道則是賄賂警察,因為只有警察能抓黑道,而生意人沒有動力跟警察打交道。書中也展示出某些地方政府是如何一步一步陷入黑道控制的局面。

裴敏欣研究貪腐問題的態度是比較客觀的,他解釋了哪些歷史宏觀決策導致了黨國體系最終淪為貪腐體系,現狀似乎是必然的結構性結局。這也衍生出一個重大問題,如果貪腐是黨國體系發展經濟過程中的重要動力、政策條件下的必然結果,那麼這屆政府驚天動地的打貪之後,這張黨國體系網絡接下來又有什麼意識形態上的前進動力?有什麼其他驅動力,可以促使黨國體系的持續更新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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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一個台灣人,讀這本書還有一種意外的趣味。裴書在解釋黨國體系時,大概每一個台灣人都能輕易的察覺到,書中的黨國脈絡體系和國民黨的「黨產通國產」是多麼相似。列寧式政黨在以黨領國的思想下,導致早期國民黨在處理黨產與國家財產時,也出現非常多裴書中的黨國行為。

國民黨黨產爭議已是長期話題,今年台灣的不當黨產委員會有許多大刀闊斧的改革,許多人將之視為政黨惡鬥。然而看過裴書之後,我想台灣社會可能必須意識到一件事情,我們正在處理的問題,是一個非常具有世界意義的難題。當19世紀末、20世紀初流行的以黨領國政體走入歷史,被一種新的民主政治體制取代,這是我們的共同決定,那麼我們所建立的新政體如何思考、處理舊體制的遺留問題,就是一個必須嚴肅對待,而且對整個世界政治潮流能形成許多啟發的重要課題。

我試著查閱中央圖書館的館藏資料,發現台灣對國民黨黨產的研究資料還相當稀少,僅有15筆結果,顯然台灣在這方面的總結經驗還不多。然而如果台灣能對國民黨黨產問題建立起一個處理典範,未來很可能會成為所有類似問題的解決範例,尤其像中國、新加坡、東南亞等,至今仍遺留強人強勢政黨傳統的國家。我很希望在國民黨黨產問題告一段落之後,能有一本像是《出賣中國》一樣的政治經濟學解釋,記錄下台灣社會對黨產問題的處理過程。

裴敏欣先生是中國「恢復高考」的第一屆大學生。因為文革,中共曾經取消高考十年時間,整整十年全中國沒有出過一個大學生,直到1977年才重新招生。十年份的考生湊在一年考,這一年傳統上被認為是出類拔萃的一年。

從上海外語學院畢業後,裴敏欣先生赴美求學,獲得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目前任教於加州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由於在中國問題上認識深刻、立場鮮明,成為最權威的中國問題專家之一,《出賣中國》是他第一本被翻譯成繁體中文的書,甫出版即成為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的年度選書,這是一本對中文世界有重要意義的書,能在此刻的台灣出版尤其珍貴。

※ 本文摘自《出賣中國》導讀,原篇名為〈人民的名義「超展開版」:電視劇沒告訴你的,都在這了〉,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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