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following two tabs change content below.

文/黃榮堅

按照一般認知,法律是對大多數人有利的東西,例如上面所說,訂定一個交通靠右走的法律規定,大家都方便,或是民法訂定有關父母對於子女的扶養義務,讓小孩子的生存得到保障,讓後代可以繁衍。再講一個有趣的例子,例如德國長久以來的商店關門法。

德國一般商店不是你高興開門到幾點鐘就可以開門到幾點鐘,也不是你想二十四小時營業就可以二十四小時營業。至少我還在德國念書的時候,包括百貨公司或大賣場在內,大致上每一天晚上六點鐘要關門,星期六開半天(除非是所謂長星期六),星期天不准營業。有人可能要懷疑,這到底是什麼法律?不是干涉營業自由與消費自由,在阻礙經濟發展?其實這個法律的考慮是更深層的東西,也就是避免不公平的經濟結構,避免弱勢者生存品質受到威脅。因為如果是可以在時間上無限制的營業競爭,那麼顯然越大的企業越有辦法進行二十四小時以及全年無休的營業行為。講得更具體一點,小生意人或是基層勞工,星期假日也都沒有可以停下來休息的機會。

但法律是人寫出來的,人的知識不完美,人的品格也不完美,因此要寄望人類社會沒有惡法會出現,顯然不可能。最典型的例子當然是德國納粹時期的無數法律,包括在優生學概念底下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也都是所謂「依法行政」的結果。從這裡可以知道,法律固然講的是正義,但這是從理念層次在講的話,換句話說,現實不必然如此,甚至往往不是如此。

或許有人認為人類社會的惡法應該是過去的事情,近代的法律應該已經處於改良後的理想狀態。但是,這樣的想法顯然是太天真了。到了千禧年代,人類社會依然有法律對女性單獨上街者處以鞭打,或對犯通姦罪者用亂石打死。二○一六年十月十八日法新社的一則新聞報導是,印尼班達亞齊省有一位未婚女子因為與男朋友過於親近的關係而慘遭鞭刑,照片裡顯示女子事實上在第五下鞭刑後已經痛不欲生的表情。即使二○一七年也到來,今天我們還可以看到菲律賓新任總統以「煙毒犯還算是人嗎?」為理由所懲處的大量極刑,也容許人民對所謂煙毒犯者可以動用私刑,甚至明目張膽地宣稱自己可以和希特勒一樣屠殺三百萬人。這一些例子都不斷提醒我們,不正義的法律在人類社會裡永遠不會過時。

不正義的法律之所以維續長久可能是因為社會存在利害關係立場的拔河,換句話說,是特定階級在固守其既得利益,所以蓄意不修正。

問題更嚴重的是,不正義的法律之所以維續長久,也可能是大部分人們根本不知道法律的不公平與不正義,也就是無知造成不正義。班達亞齊省在清真寺外對情侶執行鞭刑的時候,台上台下的人群高舉手機猛拍攝,似乎大家都樂在其中,你也不可能吹哨子叫大家不能樂在其中。菲律賓總統對使用毒品者殘酷行刑,甚至人人可以動用私刑,卻也贏得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民意支持。二○一六年的印度國會通過針對所謂光榮處決(或名譽殺人)的新立法,對於社會上盛行的父親兄長等以「不守婦道」為理由殘殺家裡女兒或姊妹的殺人行為不再像過去法律普遍容許的免於刑罰,可見不合理的觀念至少在過去也被習以為常。但不要以為類似的情況不會出現在我們身上,像台灣早先民法對於婚姻的相關規定,原則上妻是以夫之住所為住所。又像對強制性交罪的構成,按照刑法的規定,只有對婦女的強制性交才構成強制性交罪,換句話說,男性是不受強制性交罪所保護的。可見即使在一個自認進步的社會裡,很多事情也並沒有被看清楚。

到了今天,對於性工作者的法律規範問題也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德國訂定專法保障性工作做為一種職業選擇的自由,並且特別強調因為性交易所產生的債權可以做為民事請求權的基礎。反觀我們的法律,對於性交易行為依然處於尷尬的立法態度,也就是立法字面好像不完全禁止性交易,但是落實層面上卻可以說是採取完全禁止性交易的策略。如果性工作者還可以免於受罰,只能說是因為執行上的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而不是容許。問題是我們從來沒有在法律整體系統上認真檢討過,為什麼不能有性交易?今天德國法律文字規定對性工作者的平等保障,表示性工作者歷經過遭受社會歧視的創傷,而在今天的台灣社會,這樣的歧視在法律上以及現實上都繼續存在。因此特別對於可能存在的無知所造成的不正義,我們只能隨時自我警惕,今天的法律不見得就是公平與正義的化身。

執法者可能扭曲法律

既然法律是用來處理社會問題的準則,那麼理論上訂定了一個正義的法律,社會就會正義起來。但我們巡視人類社會經驗,很快就可以知道,事實上不是如此。

一個現代國家的法律自然不會規定公務員可以貪汙、可以為企業家或為自己圈地或圈人來牟取暴利,問題是現實如此。不只在印度,也包括我們自己所在的地方。我們除了不時看到有關公務員貪汙案件的新聞報導外,縣市政府首長藉交通建設或促進產業之名為企業家徵地蓋豪宅或養地,是一種大規模的圈地。至於替代役被分發到企業(研發?)或店家(賣鍋貼?)去挹注私人的生產營利,是一種大規模的圈人。顯然法律怎麼規定是一回事,法律怎麼解釋、怎麼適用、怎麼執行是另外一回事。完整來說,法律的執行包含的層面很廣。行政機關必須依法行政,這是法律的執行。法院必須依據法律為訴訟做裁判,也是法律的執行。不管是司法或行政,總之法律的作用與意義具體存在於個案中的適用,因此我們可以說,法律的解釋、適用與執行才是法律的生命,而所謂正義與不正義,最後指的都是一個個案或很多個案的正義不正義的問題。由於文字意義先天上都具備相當程度的抽象性,因此法律文字本身大致上都有解釋的空間。結果是一個法律真正落實下來的正義或不正義,和執行法律者的看法或態度有關係。

相對於立法的不正義,法律執行層次上的不正義往往不會引起多數人的注意,因為執行的不正義大多出現在個案裡面,所以只有當事人會有感覺。最簡單的例子是,如果法院做了一個錯誤的判決,那麼直接受害者就只有訴訟裡的原告或被告。當然一個法律案件判決的對錯牽涉到複雜的事實與法理問題,所以所謂對錯都不見得會有絕對的答案。在這樣背景底下,我們大多不會急著把一個所謂錯誤的判決標示為不正義,畢竟正確的判決本來就是有一定難度的。真正的問題應該是當法律的錯誤理解或錯誤執行變成是一種被堅持的慣例或制度的情況,像我們後面談到的司法實務過去對強制性交罪的解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早先實務一向認定,只要被害人沒有激烈抵抗的動作就表示性交是出於被害人的意願。這樣的固定解釋導致的結果是,事實上被害人遇到凶殘的加害人都不敢反抗,於是被害人接受性交都被認定是出於意願的性交。我們很容易看出這結論的荒謬,因為這等於是法律鼓勵加害者,你越凶殘,你就越不會被判有罪。

警察執行盤查究竟是否合法?

新聞上常出現的一個熱門爭議是關於警察執行盤查的問題。警察可不可以在車站看到行人腳穿拖鞋、眼神怪異,就要求拿出身分證供查核?對於這問題,基本上可以理解的是,盤查是為了治安的目的。但是對於腳穿拖鞋、眼神怪異者進行盤查的效益關係是什麼?先不論定義模糊的問題,由於腳穿拖鞋或所謂眼神怪異者的幅員太廣,而真的做壞事的人也不見得要穿拖鞋或眼神怪異,因此這種標準的盤查對治安效益命中率過低,相對而言,也就是人民犧牲的自由成本過高。當然也有人認為,只要自己沒有做錯事情,把身分證拿出來有什麼關係?這樣的說法固然是出於善意,不過也是個人角度的說法。換成整體社會角度來看,如果法律體制上(而不僅是個案),警察在路上僅僅因為路人的拖鞋或眼神就可以要求路人拿出身分證,路人拿不出身分證,就要被帶回警察局,這已經是警察國家的做法,換句話說,是用警察恣意決定人民的權利空間。

警察盤查是否合法的問題論述,答案並不是在警察勤務條例裡去找一個規定警察可以盤查的條文作為所謂的法律依據,因此就可以自稱合法。這裡牽涉到一個基本問題就是,什麼叫做有法律依據?一般人往往只知道法律形式,以為只要有一個條文數字就是一個法律依據,卻遺忘了法律解釋,甚至遺忘了法律文字的問題。我們在這裡先借用一個個人權利關係的規定做例子來說明,就是我們社會早期父母親對子女的教育懲戒權觀念問題。很多人認為父母對子女施加體罰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例如打耳光等等,卻不知道這樣的舉動已經構成傷害罪。重點在基本觀念:由於一個人的權利都是以另外一個人或一些人的負擔為代價,因此即使是法律上明文規定的權利,權利基本上都有界線的問題,像言論自由並不等於人有任意開口罵人的自由,行動自由並不等於人有極速飆車的自由。同理,傷害性的體罰對於小孩子所造成的傷害根本已經違反教育的意義,所以並不在教育懲戒權的範圍之內。

國家在法律執行上的不正義,問題之所以嚴重是因為人民像小蝦米要對抗大鯨魚,無論自己人權再怎麼被侵吞,卻往往無奈。令人懷念的已故作家作家史迪格.拉森(Stieg Larsson)在千禧三部曲裡《直搗蜂窩的女孩》(Luftslottet som sprängdes)書上所描述的,是瑞典國家安全機構裡的集團基於個人利益思維對無辜人民所進行的迫害與追殺。故事最後法庭正反角色的豬羊變色,以及法官高聲宣示「沙蘭德小姐,我撤銷妳的失能宣告就表示妳和其他公民擁有一模一樣的權利……」都讓讀者覺得大快人心,原因正在於此。不過男主角布隆維斯特和女主角莎蘭德應該還算是幸運,他們是能力絕世的駭客,可以在全部電腦主機間神出鬼沒向惡勢力去討回自己人生的公道,更根本的是國家首相自身所展現出來「捍衛瑞典民主不受真正的或推斷的反民主威脅」的決心,簡單講,這國家並沒有到達民主機制失靈的階段。

最終極的法律執行不正義應該是民主機制的完全失靈,也就是假民主的問題,是在最高領導人作用下形式民主國家的全面性不民主。我們知道,如果用最嚴格的標準來看民主政治的現實,世界上並沒有絕對的民主國家。但問題在,即使是以所謂接近民主的標準來看,民主也不是人類社會經驗中的常態。說穿了,選舉程序選出來的總統事實上也可以進行反民主的統治,因此民主並不只是一個像國會、法院或選舉等的簡單形式,而是統治者及其附庸者心中的民主素養。威廉.道布森(William J. Dobson)在《獨裁者的進化:收編、分化、假民主》(The Dictator’s Learning Curve: Inside the Global Battle for Democracy)裡就舉了俄國的例子:俄國領導人普丁所創造出來的體制代表著二十一世紀獨裁制度的最新演進,國會只是普丁統治機器的附件之一,是免讀法案的「民主機構」,也就是法律提案送到國會,除了文字枝節問題外就是原案通過。簡單講,這個國家裡領導人的專斷可以主宰一切而無阻。

※ 本文摘自《靈魂不歸法律管︰給現代公民的第一堂法律思辨課》,原篇名為〈二、我們看到的法律現實〉,立即前往試讀►►►

  • 用Line傳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