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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傑德・凡斯

進行第一輪大學申請時,我根本沒有申請普遍被視為「頂尖三校」的耶魯、哈佛和史丹佛,因為覺得自己不可能有機會。最重要的是,我覺得根本沒差,逕自認定所有律師都能找到好工作。我只要想辦法申請上一間學校,之後就會一帆風順:一份令人敬重的工作、一份好薪水,並完成所謂的美國夢。然後我最好的朋友戴瑞爾在華盛頓特區撞見一位法學院同學,她在一間熱門餐廳當清桌子的雜工,因為那是她唯一能找到的工作。於是第二輪申請時,我決定試試看耶魯。

我沒有申請史丹佛,那是我們國家最棒的學校之一。如果想了解原因,就要明白我過往學到的一個人生教訓就是:人生往往事與願違。史丹佛大學的申請資料不只包括一般常見的大學成績單、法學院入學考試(LSAT)成績和短文寫作,還需要你的大學學院院長簽名:你得交上一份包括學院院長簽名的申請書以證明你不是個失敗者。

我不認識我在俄亥俄州大學就讀時的院長,畢竟學校很大。我相信她是個好人,而且那份需要簽名的申請表的形式意義大於實質意義,但我就是開不了口。我從沒見過這個人,也沒上過她開的課,最重要的是,我不信任她。無論她擁有多少美德,概念上而言就是個外人。我選擇為我寫推薦函的都是信任的教授,我幾乎每天上他們的課、考他們的試,或者為他們寫報告。這裡所有人為我提供了極佳的教育及人生經驗,我愛這間大學,但我不可能把命運交到一個根本不認識的人手裡。我曾試圖說服自己,甚至將表格印出來後帶去學校,但到了最後關頭,我還是把表格揉了丟進垃圾桶。顯然傑德‧凡斯是不可能上史丹佛大學了。

我決定把耶魯當作第一志願。那裡有種迷人魅力,透過小班制和特別的評分系統,耶魯聲稱能以最少的壓力給學生最多的就業機會。不過裡頭大部分學生都來自菁英私立大學,而不是我這種來自州立大學的傢伙,所以我本來覺得沒有機會,但還是提交了相對容易處理的線上申請表。然後在二○一○年一個早春的午後,電話響了,螢幕上顯示的是少見的區碼203。我接了電話,對方自我介紹是耶魯法學院的招生部長,並表示我已經被錄取為二〇一三級新生。那通電話只有三分鐘,但我從頭到尾都興奮地跳來跳去,於是掛掉電話時氣喘吁吁,之後接到我電話的小阿姨還以為我出了車禍。

我知道讀耶魯會讓我累積至少二十萬債務,但還是一心想去。不過耶魯提供的補助方案完全超出我的預期,光是第一年的費用就幾乎全免,不是因為我有什麼特殊成就或潛力,純粹因為我是學校最貧困的學生之一。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因為破產得到好處。耶魯不只是我夢想中的學校,在所有的選項中也最便宜。

《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最近曾有報導指出一個矛盾現象:低收入戶學生去讀學費最貴的學校反而最省錢。舉例來說,要是一名學生的家長每年賺三萬美金,這收入不算多,但也稱不上窮,當他打算去讀威斯康辛大學某個不怎麼頂尖的分校時,必須付出一萬美金的費用,但如果讀的是最頂尖的麥迪遜分校,則只需支付六千美金。如果在哈佛,那名學生只需要支付原本四萬美金學費中的一千三百美金。不過像我這樣的孩子不會知道這種事。我的好兄弟奈特是我認識最聰明的人之一,他本來想去讀芝加哥大學,卻因為覺得付不起學費沒有申請。但其實那裡的學費會比他去讀俄亥俄州立大學還要少很多,正如同我去讀耶魯得花的錢少於任何其它學校。

接下來幾個月我都在準備出發耶魯。我的阿姨和舅舅的朋友為我找了那份地磚經銷公司的工作,我於是整個夏天都待在那裡駕駛叉架起貨機、準備好即將運送的地磚,以及清掃巨大的倉庫。等夏天過去時,我已經存了足夠搬去紐黑文的錢。

那次離開中央鎮的感覺和之前都完全不同。去海軍陸戰隊的集中營受訓時,我知道自已一定會常返鄉探望,甚至可能因此延長待在家鄉的時間(確實如此)。因為有過四年服役經驗,去哥倫布市讀大學似乎不算什麼大事,關於搬離中央鎮這件事,我稱得上專家,雖然每次都有些難受,但這次我知道自己永遠不會回來了。我不介意,因為在中央鎮已經沒有之前那種歸屬感了。

進入耶魯大學第一天,走廊上貼了一張前英國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即將前來造訪的海報。我簡直不敢相信:這邊才幾十個學生,英國首相要來對我們演講?如果他來俄亥俄州,至少會有一千名聽眾塞滿大禮堂。「對呀,他一天到晚跑來耶魯演講,」一個朋友告訴我,「他兒子是這裡的大學生。」過了幾天,我轉彎打算進入法學院時差點撞到一個男人,我立刻說「不好意思」,抬頭發現對方是紐約市長喬治.派塔基(George Pataki)。這種事情至少每週會發生一次,耶魯法學院根本就像書呆子的好萊塢,我總覺得自己像個驚喜連連的觀光客。

耶魯法學院的第一學期並不為難學生。我就讀其它法學院的朋友埋首於大量課業,嚴苛的評分系統也讓他們必須立刻將同學視為競爭對手,但我們的院長在新生介紹時就希望我們不要一股勁想著未來,而是先追求自己的熱情。我們的前四堂課的評分標準僅有「及格╱不及格」,堪稱輕鬆,其中一堂課是只有十六名學生的憲法討論課,班上同學後來都像我的家人。我們自稱「孤島上一群落單的玩具」:來自阿帕拉契山區的保守鄉巴佬、家長為印度移民的超聰明女孩、至少有過十年「社會大學經驗」的加拿大黑人、來自鳳凰城的神經學家、出生於耶魯校園附近的熱血民權律師、具有絕佳幽默感的女同志……雖然所有人的背景都大不相同,但最後都成為非常好的朋友。

我在耶魯第一年的生活非常緊湊,但令人愉快。我一直都是個美國歷史迷,而校園裡許多建築的歷史都能追溯到美國獨立戰爭之前,我偶爾會在校園內漫步,尋找那些標明建築年代的介紹牌。那些美麗的建築都是新歌德風的高聳傑作,內部的精緻石刻與木質飾條更是幾乎讓法學院帶有一種中世紀風情,甚至有人會說我們讀的根本是「霍格華茲法學院」。描述這間法學院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借用那部奇幻小說。

課程內容很難,偶爾我得在圖書館熬夜,但也沒想像中那麼難。一部分的我總覺得自己完了,大家很快就會發現我是個智商很低的騙子,招生部門也會意識到他們犯下大錯,誠懇致歉後把我送回中央鎮;另一部分的我相信自己沒問題,但得加倍努力,畢竟這裡聚集了世界上最聰明的學生,而我可算不上。不過結果並非如此。耶魯法學院確實有一些絕世天才到處晃盪,但我的大部分同學雖然聰明,但也不至於難以親近。無論是課堂討論或考試,我大多應付得不錯。

但確實也不能說事事如意。我自認寫作技巧不差,但某次面對一名以嚴厲著稱的教授,我交上一篇草草了事的作業,因此得到非常直接的負評,其中一頁直接被寫了「完全不能看」,另一頁則被圈起一大段,並在邊緣寫了「看起來是一個段落,但內容不過是一堆嘔吐物般的句子。修改。」我曾從他人那裡聽說,這位教授認為耶魯法學院只該收來自哈佛、耶魯、史丹佛和普林斯頓等名校畢業生,「我們的工作不是補救教育,而其它學校的學生幾乎都需要。」我因此下定決心改變他的想法,學期結束時,他將我的作業評為「絕佳」,並承認自己對州立大學的看法可能錯了。隨著第一學期接近尾聲,我愈顯意氣風發,首先是因為跟教授相處甚歡,另外還找到一份夢想中的暑假兼差:為一位現任美國參議員的首席律師工作。

然而,儘管生活充滿了喜悅與新奇事物,我卻對於自己能否在耶魯找到歸屬感產生一絲懷疑。我從未想過能夠擁有此地的一切。我在家鄉時一個常春藤名校的畢業生都不認識,是核心家庭中的第一個大學生,甚至是家族中第一位就入專業學院就讀的人。我是在二○一○年八月入學,當時最高法院的三位新任大法官中有二位來自耶魯,最近的六任總統中也有兩任從耶魯畢業,就連當時的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也不例外。耶魯有些奇特的社交儀式,為了累積專業人脈及認識朋友,這裡會舉辦許多雞尾酒派對及晚宴。我於是跟著同儕「受洗」成為家鄉那些人戲稱的「菁英」,而且我是個身材高䠷的異性戀白人,外表看起來就是他們的一份子。我這輩子第一次感到如此格格不入。

其中一部分原因是社會階級。一項學生研究發現,耶魯法學院的學生中有超過百分之九十五來自上中產階級以上,其中大部分就是所謂有錢人,而我顯然不屬於上中產階級,當然也不有錢。耶魯法學院中幾乎沒有跟我背景類似的人,他們或許外表與我沒什麼差距,但無論這些常春藤名校多麼執迷於所謂的「多元文化」,事實是,不管黑人、白人、猶太人、穆斯林或任何一種人,總之都來自從不用擔心沒錢用的健全家庭。在耶魯的第一學年剛開始沒多久,我和同學一起喝酒到深夜,決定再去一間紐黑文的烤雞店大吃,最後留下一大堆亂七八糟的垃圾:髒盤子、雞骨、田園沙拉醬和汽水濺得到處都是……,我不忍心讓可憐的店員獨自清理,所以決定幫忙,十幾位同學中只有一位留下來幫我:也是出身貧窮的好友賈莫。之後我告訴賈莫,在這間學校內,大概只有我們做過這種要替別人收拾殘局的工作。他沉默點頭表示同意。

雖然我的經驗跟中央鎮的其他人不同,但那裡還是讓我有歸屬感。大部分家長都沒上過大學,我最好的朋友都經歷過或大或小的家族動盪:離婚、再婚、法定分居,或是有個坐牢的父親。大概只有少數幾人的家長是律師、工程師或老師。對姥姥而言,那些人是「有錢人」,但程度有限,我還是覺得我們本質上相同。他們大多住在步行可及的距離,孩子跟我上同樣高中,生活方式也大致相同。就算去那些家裡有錢的朋友家,我也從未覺得跟他們生活在不同世界。

進入耶魯法學院後,我就像駕駛著太空船墜毀在奇幻的奧茲國。這裡的人們會一本正經地說擁有一個外科醫生母親和工程師父親的孩子出身於中產家庭。如果在中央鎮,年薪十六萬美金根本是遙不可及的夢想,但耶魯法學院的學生都計畫在畢業第一年達成這項目標,有些人甚至還擔心這點錢不夠用。

我談的不只是錢的問題,也不是想強調我不夠有錢,我想談的是觀點上的落差。就讀耶魯讓我生平第一次發現我的背景「引人入勝」,無論教授或同學,似乎都真心對我那看似無聊的人生故事深感興趣。我讀的就是間平庸無奇的公立高中,父母沒上大學,童年在俄亥俄州度過,而且認識的所有人幾乎都跟我擁有同樣背景,但在耶魯卻找不到這樣的人。如果回到俄亥俄州,我在海軍陸戰隊的服役經驗並不特別,但我在耶魯的許多朋友卻從未見過參加過美國近期戰爭的人。換句話說,我是這個地方的怪人。

那不完全是件壞事。在耶魯這間菁英法學院的第一年,我還挺享受自己作為一口南方腔調的海陸退役大兵的身份,但逐漸跟同學成為好友後,我開始對自己有所欺瞞的過往身世感到不安。「我媽是名護士,」我告訴他們,但其實她早就不是了。我其實也不太清楚列在出生證明上的法定父親的職業,他對我來說就是個陌生人。除了那些在中央鎮看過我入學短文的密友之外,沒有人清楚那些塑造我個性的真正人生歷程,但在耶魯,我決定有所改變。

我不太確定想這麼做的動力為何,但我想一部份原因是我不再以過去為恥:我父母犯的錯不是我的問題,我沒有必要躲躲藏藏。但最在意的是如果不說,大家就無法理解外祖父母對我的意義有多大。就連身邊最親近的朋友都不見得明白我的人生少了他們會有多絕望。所以或許,我只是想讓他們得到應有的重視。

但還有其它原因。在意識到自己跟耶魯同學的巨大差異後,我也開始懂得欣賞自己跟家鄉人們共享的特質。最重要的是,雖然表面上一帆風順,我卻開始強烈感覺到一種內在矛盾。開學後沒多久,我返鄉探親,停在小阿姨家附近的一間加油站加油,離我最近的一名女性工作人員身上穿了件耶魯T恤,「你讀耶魯嗎?」我問。「不是,」她回答,「但我外甥讀耶魯,你也是嗎?」我突然不知道該怎麼回答。我的老天,她的外甥竟然讀耶魯?雖然愚蠢,但我就是無法坦率承認。就在她表示外甥就讀耶魯的那一刻開始,我面臨了抉擇:我究竟是名耶魯學生呢?還是擁有鄉巴佬外祖父母的中央鎮孩子?如果是前者,我們可以相談甚歡,聊聊紐黑文有多美;如果是後者,她和我之間想必會出現一道無形隔閡,我也無法再信任她。我想像在雞尾酒招待會及時髦晚宴上,她會和外甥一起嘲笑那些粗野的俄亥俄州人,說他們死抓著槍枝和宗教信仰不放。我就是不想跟她站在同一邊。於是在那一刻,我嘗試進行一種可悲的文化抵抗:「不,我不讀耶魯,但我女朋友是那邊的學生。」接著上車離開。

我並不認為那是個光明磊落的選擇,但在通往成功的快速道路上,那一刻確實反映了我的內在衝突:我對一個陌生人說謊,只為了不讓自己感覺像個叛徒。我其實早就注意到這個事件帶來的其中一項教訓:與外界長期隔絕的後果之一,就是不只覺得自己無法獲得一般認定的成功人生,還將其視為另外一種人的資產。姥姥一直想推翻我的這種心態,某部分而言,她也確實成功了。

另外一項教訓是,不只我們社群內的人不停在強化這種心態,試圖幫助我們向上流動的場所與其中人們可能也有影響,就像我的教授暗示耶魯法學院不該收不是來自名校的學生。我們無法量化這些態度對工人階級造成的影響。不過我們確實知道,美國工人階級不只更難在經濟方面向上流動,就算成功也比較容易落下來。我猜想這種必須將認同拋在身後的不安一定造成了部分影響。社會中的上層階級如果真想鼓勵人們向上流動,就不該只是推動立意良好的政策,而是要真正敞開心胸,去接納那些有點格格不入的新成員。

我們總是稱頌這個社會充滿階級流動的可能,但其中也有缺點。所謂階級流動代表一個人的生活有所改變,大部分情況是改善,但也有可能變得更糟。你也勢必會離過往的生活愈來愈遠。過去幾年來,我去了巴拿馬和英格蘭度假、在高檔的全食超市(Whole Food)購物,也會去聽弦樂團演奏會,甚至在努力戒掉自己對「精緻醣類」的癮頭(那個詞彙所包含的項目可多了)。我也開始擔心親友的種族歧視問題。

這些事情本身都沒什麼不好,其實大部分都很不錯,比如造訪英格蘭就是我的兒時夢想,少攝取醣類也有益身體健康,但同時也代表社會流動不只跟錢與經濟情況有關,還包括了整體生活風格的改變。那些有錢有勢的人不只是有錢有勢,生活遵循的也是一整套不同的邏輯。當一個人從工人階級流動到專業階級,過往生活風格顯得粗俗也就罷了,往往還非常不健康。最讓我明顯意識到這件事的一次,是我帶一位耶魯的朋友到餅乾桶鄉村餐廳用餐,在我小時候,這餐廳簡直高檔到不行,也是姥姥和我最愛的餐廳。但和耶魯的朋友一起去時,我只覺得經歷了一場油膩的公共衛生危機。

這些其實都不算大問題,就算再給我一次選擇的機會,我仍會為了這份全新人生忍受這些社交上的尷尬與不安。但意識到自己是這個新世界的文化異類後,我開始認真思考一些從青少年時期就無法擺脫的疑問:為什麼我的高中同學都上不了常春藤名校?為什麼跟我類似的人這麼少在美國的菁英組織中出現?為什麼我們的家庭這麼容易出現爭端與危機?為什麼我總覺得耶魯和哈佛之類的學校如此遙不可及?為什麼成功的人就是感覺如此不同?




※ 本文摘自《絕望者之歌》前言,原篇名為〈第十二章 耶魯法學院的異類〉,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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