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染上這種流感，患者將永遠失去自己的時間⋯⋯

文／約翰．葛拉夫、大衛．汪、湯瑪士．奈勒

美國是一個人民會對著微波爐大吼叫它快點的國家。
——《舊金山紀事報》記者瓊安．萊恩

「富流感是一種重症，這一點無庸置疑。」威斯康辛梅諾莫尼市的理查．史雲生（Richard Swenson）醫師這麼說。史雲生醫師行醫多年，之後把重心放在寫作和演講上。一九九六年時，本書其中一位作者葛拉夫為了《富流感》紀錄片訪問史雲生醫師，在這麼早期時，他就已經發現很多病人為了生活已經竭盡所能甚至超過極限，生命中沒有任何的餘地或空間可留來休息、放鬆與反省。這些人都出現了急性壓力症的狀症。

物質擁有過勞症——只在乎物質，完全忽略人

史雲生醫師發現，很多病患都患有他稱之為「物質擁有過勞症」（possession overload）的毛病：這是一種因為要處理的物品物質太多而引發的病症。「『物質擁有過勞症』的好發時機，是當你擁有太多物質、結果發現自己的人生完全花在維護與照料物質，而不是花在『人』的身上時。」史雲生醫師說：「人擁有的一切也回過頭來擁有人。當人們覺得難過時，他們會怎麼做？他們去購物商場大肆採購，這會讓他們覺得舒服一點，但只有短暫的效果。消費主義裡有讓人上癮的特質。但光靠消費是沒用的。人們東買西買，還是覺得這麼空虛、這麼空洞。他們擁有的只是壓力、疲憊與倦怠，他們的人際關係也一點一滴消失。他們的身邊隨時找得到有趣的玩意兒，但沒有任何意義。」

「悲劇是，」史雲生醫生觀察到，「你朝思暮想要得到某個東西，一旦得到了，卻發現這空虛無意義。我認為，這就是美國社會的現狀。」

美國旅遊作家瑞克．史蒂文斯（Rick Steves）也認同。他每年大約有一百天都在歐洲，他注意到，與美國人相較之下，歐洲人的生活態度比較放鬆，消費傾向也比較不明顯。「就我觀察，美國人似乎找不到人生的方向，因為我們要持續成長的壓力好大，永遠都要求更多。」史蒂文斯在今年初對葛拉夫說：「這就好像繞著圈圈跑的倉鼠，今年要比五年前跑得更快，而且每一年都要跑得比去年快。」

多等一秒鐘，都覺得很煎熬

美國人打招呼的方式在過去二十年已經有所改變。還記得嗎？以前若在職場上或在大街上遇到朋友，我們會說：「你好嗎？」而對方也會回答：「很好啊，你怎麼樣？」如今，當我們問同樣的問題時，答案通常變成：「忙死了，你呢？忙不忙？」（如果他們還有時間的話，才會順便問後面這一句「你呢？忙不忙？」）「我也忙死了。」我們會坦白說。

如果你問同事，他們最希望生命中多一點什麼，他們很可能會回答「時間」。非裔美籍小說家芭芭拉．妮莉（Barbara Neely）說，這個問題跨越了種族隔閡、階級差別以及性別差異，「現在的美國人都沒時間。」我們就像是迪士尼童話電影《愛麗絲夢遊仙境》裡戴著眼鏡的兔子，不斷地看著懷錶喃喃自語：「我沒時間跟你問好了，再會，我遲到了！我遲到了！我遲到了！」

到了一九九○年代初期，趨勢觀察家已經提出警告，有一個問題正在糾纏著美國：沒時間。廣告主注意到「時間將成為一九九○年代的奢侈品」。美西電信（US West）拍了一系列巧妙的廣告，影片中總是面臨時間壓力的人們想辦法在時間銀行或廉價商店裡「買時間」。有一家店打出的口號是「所有類型的時間大拍賣」。一位憂心忡忡的女士問哪裡可以買到「優質的時間」，「現在你可以買時間了，」廣告說：「購買美西電信的手機服務，你就可以擁有額外的工作時間。」

額外的工作時間。這可好了。

我們認為，本來的結果應該相反才對：科技、自動化、電腦控制學等等的進步，本來應該讓人們有更多時間休閒，需要花在工作上的時間更少。未來學家曾預測，到了二十世紀末，我們擁有的休閒時間應該會太多，多到都不知道該做什麼了，大家應該都還記得吧？一九六五年時，美國參議院有一個分組委員會舉辦聽證會，就有人說到二○○○年之前每週工時將可望降到十四到二十二小時之間。

我們擁有了科技，但仍無法擁有時間。

經濟成長，反而掠奪你的休閒時間

我們早應多聽聽史戴分．林德（Staffan Linder）的忠告。一九七○年時，這位瑞典經濟學家提出警告，認為所有預言未來將擁有更多空餘時間的說法都是迷思，人們很快就會變成「休閒時間遭到掠奪的一群」。「經濟成長，」林德寫道：「導致時間變得越來越稀有。」他繼續說：「隨著消費商品的數量大增，人們就要花更多時間照料與維護相關用品：要整理更大的房子、要洗車、要把船整理好準備過冬、要修理電視，還要做更多消費開支相關決策。」

其中的道理很簡單：人們越是抵抗不了富流感，時間的壓力就越讓人頭大。

林德點出，購物這件事「本身就是很耗時的活動。」確實，平均來說，當今的美國人花在購物上的時間，比起和孩子一起玩樂、聊天或閱讀的時間多了將近三倍。我們的消費選擇自由度更大了，結果卻是使得沒時間的問題更嚴重。

美國心理學家貝瑞．史瓦茲（Barry Schwartz）在他的書《只想買條牛仔褲：選擇的弔詭》（The Paradox of Choice）中提出警告，選擇太多會讓我們更焦慮，並且可能害得我們更不快樂。他指出，很多人經常覺得很困擾，因為認為自己可能做出錯誤的選擇，總是深怕有更好的產品或更低的價格。

選擇太多，時間太少。林德說這種情況一定會發生，而且他警告說當選擇多到造成壓力時，「廣告的重點將會放在人造資訊上，」這是因為「要建立品牌忠誠度，必須找到絕對不會根據客觀條件行動的人。」也就是說，如果你是行銷人員，你要聘用一群心理學家進行研究，看看哪一種外盒的顏色最能讓購物者聯想到愉悅的性愛，諸如此類的。

工時比過去長、下班後沒力、總覺得在趕

林德主張，生產力成長超過一定限度之後，將會引發時間壓力。但他不確定工時會增加還是減少。他顯然懷疑工時會像贊成自動化的啦啦隊說的將會下降；他是對的。事實上，有些證據強力支持現代美國人的工時比前一代更長。

第一章提過的哈佛大學經濟學家薛荷利用美國勞動部（Labor Department）的統計資料進行研究，她發現，平均而言，一九九一年時美國勞工的工時比一九六九年時多了一百六十小時（以四個完整工作週總計）。「不只是高薪群組有這種情況；順帶一提，這些人增加的工時更長。」薛荷說：「中產階級、下層階級和窮人也出現同樣的趨勢。每一個人的工時都拉長了。」確實，國際勞動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表示，一九九九年十月，美國已經超越日本，成為工時最長的現代化工業國。四二％的美國勞工覺得上完一天班之後就「沒力了」。六九％的人說他們很想慢下來，過一過比較悠閒的生活。

美國獨立調查機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二○一三年時做過一項調查，結論是一半以上的美國父母說，很難同時兼顧家庭與工作，三分之一以上的人說他們「總是覺得在趕」。而這些說法有很多諷刺之處。同一份調查發現，雖然工作時數最短的母親最快樂，但卻有比以往更多的母親說她們想要擔任全職工作。會出現這類諷刺性的結論，部分理由是染上富流感的美國社會對物質的期望過高，但更多是美國貧富差距擴大引發的結果。

以中間所得的勞工來看，他們目前領的薪資比過去更低。如果家中的母親只從事兼職工作，要追上身邊的有錢人就更難了。在一九六○年代，美國是一個靠一份全職薪水就能讓四口之家過著中間水準生活的社會，但現在要靠兩份薪水才能養活三個人。每一個人都在想辦法滿足新的消費期待，但很多情況之下，只能工作更久、更賣力，背上更多負債，甚至多兼幾份工作、承擔更多壓力才能勉強撐著不至於滅頂。

壓力的副作用，等同尼古丁和菸草

當然，前述的結論前提是員工有年休。美國研究機構經濟與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 發表一份新報告名為〈無休假的國度〉（No-Vacation Nation），清楚說到至少有四分之一的美國勞工根本沒有有薪年假。美國的市調機構意見調查公司發現，美國人年假日數的中位數為一個星期多一點；加拿大麥格理大學的茱蒂．海蔓（Jody Heymann）和愛莉森．厄拉（Alison Earle）也做了一項研究，發現全世界有五個國家法律不保證雇主會給予有薪年假，美國就是其中之一。

莎拉．思貝克醫師（Sarah Speck）是西雅圖瑞典醫院（Swedish Hospital）促進心血管健康方案（Cardio-Vascular Wellness Program）的負責人，她提醒我們，度假是很重要的休息，可以阻斷壓力，她更把壓力稱為「新一代的菸草」（the new tobacco）。她有一份簡報說明心血管系統在壓力之下會如何運作，以及抽菸之後的心血管系統是什麼模樣，兩者的差異難以分辨。

「壓力無所不在。」思貝克醫師說：「壓力會嚴重傷害人體。現代人是全面投入工作。我們超時工作，而且一小時要當好幾小時用。壓力導致血管收縮，就像尼古丁和菸草的作用一樣。壓力在引發心臟疾病上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和無法控制血壓以及醫學上的肥胖症造成的影響不相上下；工作過度、負擔太大以及壓力沉重，都是一種生物化學力量。」

思貝克是一位有著奇特幽默感的快活女子，她給了病患一些忠告：慢下來，不要再追逐擁有更多物質的妄想。「某些病患來看診並對我說，他們無法控制壓力，他們睡不著，他們不知道該怎麼辦，我會告訴他們：『兩個星期的假期，一覺到天明。』（譯註：原文為Take two weeks and call me in the morning，借用的是一九七○、八○年代美國醫師的口頭禪：Take two aspirin and call me in the morning〔兩片阿司匹靈，一覺到天明〕，當時阿司匹靈是醫師最愛用的萬靈丹。）」

但很多美國人沒辦法照辦；他們沒有兩個星期的年假。因此，在二○○九年時，佛羅里達州的眾議員艾倫．葛瑞森（Alan Grayson）在國會提出一項法案，規定一定要給美國勞工一到兩星期的適度年假。這項提案在很多國家都讓人笑掉大牙，但在看重物質而非時間的美國，放假幾乎被視為對西方文明的威脅，至少在美國人眼中是如此。本書的作者之一葛拉夫在一場記者會裡加入了葛瑞森的行列，支持這項議案。

福斯新聞臺（Fox News）指控葛拉夫想要把美國變成一個處處是閒人的國度，以及（天啊！）「二十一世紀的法國！」 這條議案通過的話或許真的能迫使美國人民去品嚐美酒佳餚，但它從未出過委員會的大門。葛瑞森二○一三年時重新提案，但前景比過去更黯淡，因為共和黨在二○一○年贏得了眾議院的控制權，他們反對任何強制企業作為的提案。他們忘了，一百年前，正是保守的民主黨塔夫托總統（William Howard Taft）提議，美國勞工一年應該得到兩、三個月的假期，好增進健康、生產力並促進家庭關係。

進步和我們有何關係？

薛荷提醒我們，美國的生產力自二次大戰之後已經成長兩倍有餘。「那麼，問題就是：進步和我們有何關係？我們可以減少工作時數。我們可以用一半的時間生產出本來的產量，用另一半的時間休息。或者，我們也可以維持同樣的工時，產出兩倍的數量。」薛荷說：「而我們把所有的經濟成長都投入在生產更多物質上面。我們的消費倍增，工作時數完全沒有減少的跡象。事實上，工時還延長。」

歐洲決定走的路就大不相同。一九七○年時，歐盟各國的每位勞工每小時生產力僅有美國的六五％，但因為當時他們的工時長一些，因此每人平均國內生產毛額約是美國的七○％。到了二○○五年，歐盟整體的平均生產力仍僅有美國的九一％，但有幾個經濟體的每位勞工每小時生產力高於美國，然而這些國家的每人平均國內生產毛額卻依舊僅有美國的七二％。他們擁有的物質比美國人少。發生什麼事了？很簡單：歐洲人把一大部分的生產力成長拿來換取時間，而不是金錢。因此，他們不再長時工作；如今的歐洲人工時比美國短了，一年少了將近九個星期。

因此，雖然歐洲人花在醫療保健上的每人平均費用少很多很多，但他們活得更久、更健康。事實上，在美國，壓力已經大到能殺人。在健康方面，美國在富裕國家裡排名絕對是掛車尾（或者，就像史蒂芬．貝茲魯胥卡〔Stephen Bezruchka〕醫師說的，美國是最早「掛」掉的國家）。

富流感顯然並非導致美國人處於時間壓力的唯一原因，但絕對是主因。不斷高漲的期望，導致人們持續努力追求擁有最新的產品，在消費的領域上一較高下。回過頭來，這又強迫人們更超時工作，以求能買得起更多東西。要買的東西這麼多，要更努力工作才能買到，人們的生活越來越混亂，壓力越來越大。就像一位運動人士說的：「就算你在老鼠的比賽裡贏了，你還是一隻老鼠。」而且你很可能變成一隻死老鼠。

※ 本文摘自《富流感》，原篇名為〈超時工作、過度消費，壓力大到能殺人〉，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