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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萬宗綸

在新加坡的幾百個日子裡頭,有個名為「算命先生說我會在新加坡發光發熱」的臉書粉絲專頁總能讓我捧腹大笑,經營專頁的是個在新加坡臉書公司上班的台灣女生。有一次,她拍了一張她從台灣帶了大批口香糖進獅城的照片,讓網友們感到相當震驚──「新加坡不是不能吃口香糖嗎?」

根據李光耀的回憶錄,當他還是總理時,他發現口香糖造成非常嚴重的公共衛生問題,有人會用嚼過的口香糖去黏住信箱口、鑰匙孔,甚至是電梯按鈕,那時候是一九八○年代,新加坡正大量興建高層組屋,口香糖這種東西的特性,讓原本象徵新加坡走向現代化與完美國家的工程,變得骯髒不堪。甚至在地下鐵系統啟用時,也曾發生過零星幾次有人將口香糖黏在車廂門的感應處,造成地鐵公司需要支付高昂的修復成本。

一九九二年一月,時任總理吳作棟遂而公布禁令──全國禁止販售口香糖,也不得進出口口香糖。如果違法販售口香糖,根據《食品販售法》(SALE OF FOOD ACT)第283章第56──1節,得處以兩千元新幣以下的罰款,相當於四萬八千元台幣;而若違法進出口,則可能被判二或三年以下的牢獄,或是罰款十萬(兩百四十萬台幣)或二十萬(四百八十萬台幣)以下的罰款,視詳細情況違反哪條細項而定。

一九九九年美國與新加坡展開貿易談判,直至二○○三年的最後階段,兩項仍待解決的議題就是伊拉克戰爭與口香糖禁令。最終,新加坡允許開放醫療用途的口香糖進口,在符合醫藥法規的規範下,由牙醫師或藥師提供給病人。

換言之,新加坡從來沒有禁止過在其境內嚼食口香糖。而通常小量攜進新加坡的個人用途口香糖,也不會被海關禁止攜帶。

李光耀在二○○○年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採訪時,曾不諱言地告訴記者,新加坡就是一個保姆國度(nanny state),政府管制一切生活周遭的大小事,從幾歲結婚到買賣口香糖都要管,「但是結果是比起三十年以前我們活得更好、活在一個更宜居的地方。」

走在新加坡的觀光市集裡頭,一些紀念品就直接以“Singapore is a fine city”為主題,挪用了“fine”的雙關,既表示良好、也表示開罰。新加坡的好,是建立在政府全面性的規範之下。

如果仔細查看新加坡路邊架設的禁止標誌,有時還真會嚇一跳。譬如地鐵站內不准抽菸、不准飲食、不准攜帶榴槤、不准溜滑板、不准溜冰、不准玩滑板車……琳瑯滿目的「不准」,不禁令人好奇到底執法狀況如何,抑或是說說而已?

若你離開新加坡灣區,走到中部老城區或是更西部的地區,便會發現一樣有老人家隨地吐痰、有人亂丟菸蒂,或是路上隨處可見垃圾。其實新加坡的執法並非那麼嚴格,而大多是仰賴「檢舉」,新加坡人說:「法律寫那麼多只是要告訴大家做什麼事都要尊重彼此、想到別人。」

根據教育學者左林(Levan Lim)的觀察,新加坡人習慣「被動」,在新加坡的社會中,人們需習慣遵循明確的規則跟界線。因此,由政府來訂定什麼可以做、什麼不能做變得相當重要。當然,這也許是個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

換言之,這是一個建立在互相尊重之上的社會,如果沒有人特意去檢舉你,也不會有台灣民間流傳的──「一嚼口香糖就被抓去鞭刑」。更何況本來就可以嚼口香糖。

保姆國家

「保姆國家」又被學者稱作「父輩領導」(father leadership)。類比上來說,政府宛如父親,駕駛著這一輛名為新加坡的車,父親在過去總是把方向盤操控得很好,乘客們也很樂於信任父親的駕駛技術與方向感。不過,當父親希望家庭成員們一起選擇行車路線時,問題就來了。

新加坡社會像是一個在工作上班的成人,但是仍然和家長住在一起。仍然有人煮飯給他吃、有人幫他繳帳單。因為打從新加坡獨立以來,幾乎新加坡政府包辦了一切,從住宅到公積金[1]如何使用,都是如此。

但有時候這種包辦也挺可怕的,大抵上人們都會說新加坡是一座不斷在建造中的城市。有時候忽然之間街角巷弄就多了一個工程,但是很少人知道那個工程是在做什麼,有一天突然就做好了,原來是把公車站升級、把舊座椅換新,或是蓋了一個新的社區活動中心。反正政府提供的,就去使用就行了。

正是這個包裝在現代化工程說詞背後的大小工程,讓新加坡從甘榜快速成為組屋森林。同樣的手段,發生在政府說要重建組屋、就重建組屋,組屋裡頭的居民只得接受政府的安排,到別的地方去住。

新加坡政府每每頒布都市計畫,就是一整區的大改造,然而居民鮮少能夠反抗,或是舉手說不。

「這個政府很惡劣的,說要拆掉你的房子就拆掉的,不需要溝通,也沒有要跟你溝通的。」我坐在回家的 143 巴士上,一位老伯跟一個中國留學生解釋道。

不過由於推出的都市計畫總是很漂亮,充滿著華麗的進步想像,贊成的人總是比反對的人多。

又比如說新加坡最老的生態園區──裕廊鳥園(Jurong Bird Park),在一九七一年開幕,當時政府認為要豢養老虎大象等大型動物過於昂貴,所以決定先建一個鳥園,而非動物園。因為,養鳥實在便宜得多了。

我因為朋友有免費的入場參觀券而有幸拜訪,這是一個很受在地人與外國觀光客歡迎的鳥園。不過,它即將要搬走了。最快在二○二○年,鳥園將會遷至新加坡北部的萬禮(Mandai)地區,與一個規劃中的熱帶雨林公園聯合成一個園區,這會比較靠近現在的動物園和河川生態園,而原本在裕廊的這塊地就會歸還給政府。

也就是說,新加坡中部將成為一個巨大的生態觀光樂園,這聽起來很令人振奮。

不過即將成為鳥園新場址的那塊地,本來是荒野一片嗎?當然不是。那裡原先是一個鳥類保護區,繁殖外國鳥種以供國內外的鳥類專家與學術工作者參訪,這個一九九四年開幕至今的鳥類保護區,面臨了政府要收回土地的窘境。

創辦人之一的張先生,現齡七十三歲,他感到十分錯愕,他對亞洲新聞台記者說:「這裡被規劃成農業科技園區,所以我想說我們應該很安全。我讀到萬禮的新規劃時,我覺得我們的保護區應該會和他們很合。」

政府執意要收回土地,以建設他們能夠促進觀光業的生態樂園。最終的協商結果是,鳥類保護區將要移至另一個只有一半大小的土地。然而那裡容不下多達三千隻的禽鳥,張先生必須得尋求國外買家,找尋是否有人能夠照顧好他的鳥兒們。

空調國度

資深的媒體人、也是前南洋理工大學的副教授喬治(Cherian George),曾將新加坡比喻為一個「空調國度」(air-conditioned nation),意指新加坡的一切都彷彿由新加坡政府這個中央空調來調配設定著。

喬治在二○○○年前後指出,新加坡極權式的規劃勢必會在接下來的十個年頭中顯得不合時宜,新加坡需要「新政治」。他的專書《新加坡:一個空調國度》(Singapore: the air-conditioned nation)中,引述了李光耀被記者問到「最偉大的科學發明是什麼?」時,回答「空調」的這段對話──「因為如果沒有空調,熱帶工人工作時間會大大縮短,新加坡的生產力亦會下降。從歷史上來看,偉大的文明發展於氣候溫和涼爽的地區。」

喬治寫道,大部分歷史學家絕對不會同意李光耀的空調說。李光耀曾談及自己從英國留學歸國時,對於新加坡悶熱氣候的不習慣。喬治懷疑,如果當年沒有了空調,李光耀是否仍能展開他的「新加坡故事」(The Singapore Story)[2]?他說,李光耀的一席言論,講述著他對於新加坡炎熱氣候的執著,也透漏著似乎他自己從未將自己當成屬於這裡的人,而是一個來自北方的、那樣氣候溫和的人,受限於這座島嶼之上。

這個被中國人戲稱為「李家坡」的國度,對於喬治而言,是他的國家,但顯得既熟悉又陌生。李光耀曾經說過:「人民想要的是能夠提升生活品質、降低生活成本的政府」,而非需要一種「高尚的政治原則」──比如「民主」。

二○○九年,南洋理工大學拒絕了喬治的「終身聘書」申請,他被告知他的批判寫作「被認為」將會對於南洋理工大學的未來造成「名譽上的危機」。

接下來二○○九年至二○一二年間的數次年度評鑑中,喬治聲稱他從未被點出有任何研究或教學上的缺點,反而是學校方面建議他去「多與政府接觸」,或是「調到南大中比起新聞教育較不政治敏感的系所。」

最後,喬治被逼著離開南洋理工大學,現正在香港浸會大學任教。二○一四年十二月,南洋理工大學校長接受《海峽時報》採訪,指出喬治的離開,是因為「他的學術能力不足,而非政治原因。」

註釋

[1]公積金(CPF)是新加坡的強迫儲蓄制度,所有新加坡的受雇者必須加入公積金制度,每個公積金會員會有三個帳戶──普通帳戶、醫療儲蓄帳戶,以及特別帳戶。三個帳戶都可投資的商品包含:定存、星國政府公債、年金、投資型保單、共同基金、指數型股票基金等。而三個帳戶各自也有其功能。普通帳戶可以用來購物、支付保險費或教育費等等。至於提撥多少錢是依照不同年齡層而定,舉例來說,五○歲以下的僱員提撥率為33%,當中由員工自行提撥20%、雇主提撥13%。

[2]「新加坡故事」(The Singapore Story)指的是新加坡從一個蕞爾小島躍身成為國際城市的歷程,通常指的是一種成功的新加坡模式,這種歷史敘事傾向凸顯新加坡政府的良善治理,而忽略新加坡內部的社會或政治問題。李光耀的個人回憶錄即以此為書名。

※ 本文摘自《安娣,給我一份摻摻!》,原篇名為〈嚴刑峻法〉,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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