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世界如此荒誕，但我們覺得自己沒有義務去附和它」

文／史行果

一九四二年二月。里約的狂歡節一如既往地熱烈。人群中，一位久經滄桑的異國男子，正嘗試著忘記過去，接受眼前這久違的無憂無慮，像一個正常年代的普通人那樣，跟隨陌生的笑臉而歡笑。這對他並不容易。

就在短短幾個月前，一部回憶錄剛寫完，那是他作為一個歐洲人的回憶，揮之不去的過去。

在遠離故土千山萬水的地方，那個曾經屬於自己而現今已被粉碎的太平盛世又光芒四射地出現在他的眼前，一切在他的大腦再次回放，他於是記下它的一步步淪喪，記下世道人心的徹底改變。沒有任何資料或筆記可以參考，多年記下的日記不知散落何方。完成這項工作後，他覺得疲憊極了。

前往狂歡節的前一週，在寫給親人的信中，他告訴他們，自己和妻子現在會和小狗玩很久，比理智的人在正常的年代和小狗玩的時間要長很多。他還告訴他們，自己準備去參加狂歡節，但其實並不是那麼開心，因為明明知道在其他地方，有房屋被炸毀，有人在死去。但如果不去參加這個盛大的節日，長久沒有任何娛樂的他和妻子又彷彿活得太不像個人樣，太過消沉了。

就在一年前出版的《巴西：未來的國度》這本書裡，他還專門提到這個全球聞名的節日，倘若自己不去親身體驗一番，怎麼還算個作家呢？在南半球這片陌生的土地上安頓下來近半年時間了，他仍不能想像要在此度過晚年。可是，這是一片多麼可愛的土地啊，他內心無比感激這些友善的巴西人。置身於淳樸簡單的心靈間，徜徉於溫柔旖旎的熱帶光影裡，疲憊的靈魂暫且休憩。

被徹底放逐的作家

三個月前，茨威格在客居的小山城彼得羅保利斯度過六十歲生日。妻子綠蒂費心準備了一件了不起的禮物：一套舊的法文版巴爾札克全集。它和原房主留下的兩本蒙田作品，以及一套歌德全集，成了茨威格目前擁有的所有精神食糧。流亡使他放棄了自己的所有收藏，只帶著兩個行李箱踏上前往南美的輪船。他心情矛盾。一方面，希望有朝一日還能重返歐洲，完成未竟書稿《巴爾札克》，他甚至還將書稿留在了英國巴斯的舊宅中。但另一方面，他已暗暗預感到故土難回，在精神故鄉歐洲，他熱愛的一切均成雲煙。被徹底放逐到自己的祖國和母語之外，他已被連根拔起。

在寧靜的彼得羅保利斯，茨威格透過一台小小的收音機了解這個世界的命運。他每天收聽廣播，時刻關注最新戰況。但是，每一場戰役、每一次轟炸、每一回進攻或撤退，對於他，都是新的驚惶、失望和痛楚。同樣流亡到彼得羅保利斯的朋友這樣形容他：史蒂芬就像一隻蜜蜂，從每個花朵中吸吮苦澀。他總是想，如果有一天，納粹的鐵蹄踏上南美大地，他和綠蒂該逃向何方？他們已經太累了。

在戰爭中，唯戰爭本身沒有對立面

就在狂歡節的精采高潮即將到來的那個清晨，茨威格夫婦和友人一道在里約共進早餐。餐桌上的一份報紙吸引了他的注意，「新加坡淪陷」、「英軍大潰敗」、「德軍已向蘇伊士運河挺進」。茨威格久久看著這份報紙。報紙上，和這些戰報赫然並列的，是狂歡節的喜慶照片，在這一刻，人類生活的荒謬和殘忍令他感到難以忍受。當日，他和妻子提前返回了彼得羅保利斯。歐洲、亞洲和非洲，倘若一一淪陷，這場戰爭將是無限的噩夢。這證實了他的預感，回歸的道路已封死，令人心懷希望的未來遙不可及。而今，他不再像一戰時那樣還能對民眾發出自己的聲音。他的《耶利米》在一九一七年復活節的德國出版時，仍然銷售一空。他當時還能前往日內瓦與羅曼．羅蘭及其他交戰國的友人會面，他們仍能夢想通過努力創造一個更人道的世界。但是，「世界在這個時代倒退了一千年的道德。」如今，茨威格和他的朋友們感到，面對這個世界，他們無能為力。

邀茨威格同去里約參加狂歡節的好友費德後來回憶那個清晨，他認為，假如那天報紙上刊登的不是新加坡淪陷，而是日本空軍遭全殲，茨威格的反應並不會有所不同。茨威格曾經說過：「假如有人因為柏林遭轟炸而歡呼，我無法和他們一道歡呼。最殘忍的事情莫過於，在這場戰爭中，唯獨戰爭本身沒有對立面。沒有哪個國家拒絕戰爭。」德國作家弗蘭茨．韋爾福爾在紀念茨威格的悼文中，引用了猶太經典中一個古老傳說。當以色列的子孫們眼見法老的軍隊在紅海全軍覆沒，便在岸上集體興高采烈地大聲唱起勝利的讚歌。在這片狂熱的喧囂之上，響起一個威嚴的聲音：「我的造物，喪命眾多。你們，和他們一樣，只是我的創造物，你們卻要歡呼雀躍來慶祝勝利嗎？」這個聲音，在茨威格心中，想必沒有沉寂。

羅曼．羅蘭曾稱茨威格為「獲取了佛洛伊德那把危險鑰匙的詩人」，是卓越的「心靈捕手」。他收藏偉大藝術家經典作品手稿的嗜好，尤其反映出他對於人類心靈活動的高度關注。同樣，這種能力和敏感也體現在他對政治環境和戰爭局勢的觀察和判斷上。對於時代的悲劇和人類的隱密本能，他具有慧眼。早在一戰期間，從歐洲大街小巷的群情激憤中，在前所未有的集體歇斯底里中，他就看到佛洛伊德所發現的人類內心深處反文明的野蠻本能，從而對席捲整個世界的狂熱充滿警覺。「這世界如此荒誕，但我們覺得自己沒有義務去附和它。」

祖國這個概念，不是懷著仇恨的表達

作為孜孜不倦的旅行家，他的足跡布滿半個地球。通過印度、南美和北非之行，茨威格很早便認識到歐洲不是世界中心。於是，一種對於全人類命運的關心，一種人道主義精神，以及對和平的信仰，使得他一生遠離任何蠱惑人心的力量，而和歐洲所有偉大的人道主義者結成同盟。他從來都自視為歐洲人，自視為世界公民。他將自己對歐洲共同體的信仰歸功於故鄉，在二十世紀初的維也納，各民族的人們將吸收到的高雅文化向內轉化為修養和情趣，專注於精神生活。「人們並不像今天這樣將寬容視作軟弱，而將它尊為道德的力量。」 一九三二年，在一次題為「關於歐洲的道德毒害」的演講中，他強調：「新的教育必須從改變了的歷史觀出發，其根本核心在於，必須更加強調歐洲各民族的相同點，而非其矛盾。

孩子們被教導熱愛家鄉，誠然無可厚非。而我們希望的是，除此之外，還要教育他們熱愛歐洲，我們大家共同的家鄉，乃至整個世界和全人類。祖國這個概念，不是懷著仇恨的表達，而是運用在與其他國家的聯合上。」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相對寧靜的時間，茨威格有意識地四處宣揚他的信念，他的聽眾從來不限於某個狹小的國家或地區，他的演講語言從來不限於自己的母語。那時的他依舊對這個世界有信心。他沒有想到，短短幾年之後，歐洲和整個世界都還要再經歷更殘酷的迫害與殺戮，突破已有所有的生存經驗。「在此之前，人類作為一個整體，還從未露出如此猙獰的面目。」

「旅行，持續不斷地旅行，從一個星空下到另一個星空下，到另一個世界中去，並不等於擺脫了歐洲，擺脫了對歐洲的擔憂。」 剛到巴西不久的茨威格已經歷過一次精神崩潰，他已無力再次出發。從狂歡的里約提前返回彼得羅保利斯的他，已暗自做好了最終的抉擇。他的精神似乎不再受到壓迫，內心也恢復了平靜，為最後的時刻做著準備。那天和他通過電話的友人們事後才懂得他語氣當中的深長意味。在這最後一個夜晚，他和妻子再次將前日同去里約參加狂歡節的朋友邀至家中，共度了最後的四個小時。茨威格把從老朋友那裡借的書歸還給他，並和他下了最後一盤棋。

在最後的日子裡，茨威格曾經和友人討論過死亡。想必他對死亡早做過深入的考慮。歷史上那些不朽的人文主義者的命運越來越吸引他，離世前幾個月，他著迷於蒙田的著作和他的一生，完成了《蒙田》這部最後的傳記作品。對於他，蒙田是「在某種特定時刻展現自己全部意義的作家」，「想真正讀懂蒙田，人不可以太年輕，不可以沒有閱歷，不可以沒有種種失望。蒙田自由和不受蠱惑的思考，對像我們這樣一代被命運拋入到如此動盪不安的世界中的人來說，最有裨益。」他受教於蒙田，稱蒙田代表了他所有的精神楷模。

而蒙田說過：「誰學會了死亡，誰就不再有被奴役的心靈，就能無視一切束縛和強制。」在最後的時刻，茨威格保持了他作為一個歐洲人的優雅，保持了內心的自由，足以讓他的歐洲和整個世界永久懷念。

※ 本文摘自《昨日世界：一個歐洲人的回憶【75週年典藏．導讀修訂版】》譯後記，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