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小說天后親炙鑑識最前線！看鑑識如何在科學與人性中間遊走

文／薇兒．麥克德米（Val McDermid）

以證據為基礎來審判是個相對新穎的概念。數百年來，許多人遭到控訴、獲判有罪，僅是因為他們地位低下；因為他們不是本地人；因為他們或是他們的妻子亦或他們的母親擅長使用藥草；因為他們的膚色；因為他們與不恰當的對象發生性關係；因為他們在錯誤的時刻出現在錯誤的地點；或者沒有任何理由。

改變這一切的契機是世人愈來愈了解犯罪現場蘊含了各種管用的資訊，出現了許多新興科學幫助科學家解讀這些資訊，將之呈現在法庭上。

十八世紀科學發現的涓涓細流在十九世紀淹起大水，不久，許多實用的分析方法走出了實驗室大門。妥善調查犯罪現場的概念漸漸引領風潮，早年的某些警探老是急著找到證據，為他們手邊案件的推論背書。

鑑識科學─可以視為法定證據的一種樣貌─因此產生，科學家很快就發現許多學科都能支援這項嶄新的調查真相的方法。 某個早期的例子將病理學以及現在稱為文書鑑定的學門融為一體。一七九四年，艾德華．柯蕭（Edward Culshaw）被人往腦袋開了一槍，死於非命。當時的手槍是從槍口填彈，再塞入一團紙球固定槍管裡的子彈與火藥。外科醫師驗屍時，從彈孔中取出那團紙球，攤開來一看，發現是樂譜的一角。

從嫌犯約翰．湯姆斯（John Toms）的口袋裡搜出一張樂譜，撕破的角落與堵住槍管的紙球完全吻合。在蘭卡斯特的法庭上，法官宣判他犯下謀殺罪。

我可以想像因為體驗科學發展讓法律更加正義的人有多興奮，科學家協助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將合理懷疑變成篤定。

以毒藥作為例子。數百年來，藥物一直是殺人的好方法，可是在缺乏可靠的毒物檢測狀況下，幾乎無法證實。然而，這個情勢即將逆轉。

即便是最早的階段，科學證據的分析仍是懸而未決的問題。十八世紀晚期，有人發明了偵測砷的方法，不過只能驗出大量的砷樣品。之後，這項檢驗經過改良，效果更好，這得要歸功英國化學家詹姆斯．馬許（James Marsh）。

一八三二年，一名男子受控在祖父的咖啡裡加入砷毒，將其謀殺，檢方找來馬許擔任化學的專業證人。他檢驗了懷疑含毒的咖啡，查出其中含有砷。然而等到呈上法庭時，分析的樣品已經變質，因此無法得出明確的分析結果，縱使嫌疑重大，被告依舊逍遙法外。

但這個挫折沒有阻撓追求新知的專家。詹姆斯．馬許是優秀的科學家，他把這次的失敗轉化為成功的動力。在法庭上飽受恥辱的經驗促使他發明出更精良的檢驗方法，最終的成果威力龐大，就連微量的砷都能驗出。這招將許多對鑑識科學一無所知的維多利亞時代囚犯送上絞刑臺，至今仍舊管用。

鑑識科學的故事闡述從犯罪現場到法庭的漫漫長路，是數千犯罪小說的題材。我以此書說明要如何應用科學手法解決犯罪案件，並不是因為鑑識科學人員有多麼慷慨付出時間與知識，而是因為他們的成就扭轉了世界各地法庭的判決。

我們這些犯罪小說家總喜歡宣稱這類作品歷史悠久，早在聖經中就有諸多橋段：伊甸園裡的欺瞞；該隱殺害弟弟亞伯；大衛王謀害烏里亞。我們努力說服自己，莎士比亞是我們的同業。

但事實上，犯罪小說是在以證據為基礎的執法體系建立之後，才逐漸成形。在這個領域擔任先驅者的科學家與警探為我們留下許多贈禮。

從以前開始，科學能幫助法庭，法庭也能把科學家推向更高峰，雙方都是體現正義的關鍵。為了此書，我與頂尖的鑑識科學人員談起這門學科的歷史、現實狀況以及未來展望。我爬上自然史博物館最高的塔上尋找蛆蟲；我回溯親身體驗過的劇烈猝死；我曾經捧起某人的心臟。這段旅程使我敬畏有加，科學家告訴我們從犯罪現場到法庭的路途往往顛簸不已，同時也是各位這輩子看過最迷人的故事。 而且，這明確地提醒我們：現實總是比小說還離奇。

薇兒．麥克德米 二○一四年五月

※ 本文摘自《比小說還離奇的12堂犯罪解剖課》1/10限時優惠55折，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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