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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蘇上豪

一九四九年以前,民眾平時喝的飲料多屬於加糖的碳酸水,或是添加了水果風味的人工甘味飲料。到了一九四九年,一位芝加哥化學家卻另闢蹊徑,發展出另外一種飲品,正是機能飲料的濫觴──「能量飲料」(energy drink),這似乎可以看作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時代飲品」。

這位化學家叫比爾.史瓦滋(Bill Swartz),因為常常聽到周遭的工作夥伴抱怨疲累,而且談到可能是食物中缺乏維他命所導致,史瓦滋心有所感,於是以一般氣泡飲料為基底,加入咖啡因、維他命B群以及檸檬汁。

為何史瓦滋的同事會覺得自己沒有工作活力是食物裡缺乏維他命?原因很簡單,維他命在當時是新興時髦的玩意,正被商人製成各式各樣的錠劑,宣傳它的好處,要消費者當成營養補充品。

二十世紀初,研究腳氣病的波蘭化學家芬克(Casimir Funk),認為米的外殼(husk)有種胺類(amine)物質,缺乏該胺類物質是造成腳氣病的原因。他稱此種胺類對人體很重要(vital),所以將兩字「vital」、「amine」組合,成為今日「維他命」(vitamin)的由來。人體缺乏各種維他命時,會發生疾病。一九一二年英國化學家佛瑞德克.霍普金(Frederick Hopkins)爵士,以及芬克提出「腳氣病是缺乏維他命的假說」,並成功分離出糙米外皮的胺類物質及維他命B1,開啟了日後的重要研究。

維他命是藥還是食品?

佛瑞德克以餵食「單純化」的食物為設計,做出可能缺乏營養素的食譜餵動物,慢慢找出各種維他命,後來才能知道缺乏維他命A會引起夜盲症,缺乏維他命B2會有口角炎,而缺乏維他命D身體會有骨質疏鬆現象。於是各種維他命被做成藥片上市,商人們鼓吹消費者多加服用,做為一種營養補充。殊不知這些維他命是治療疾病用的,並非是真正必要的食品,無奈這種觀念還充斥於現代的民眾之間,也算是商人廣告的厲害之處。

史瓦滋腦筋動得快,將維他命混入飲料。但他沒有製造經驗及設備,於是在雜誌中刊登廣告,想找合作夥伴。結果在田納西州強森市(Johnson City),有一個名叫「Tricity」飲料公司的負責人查爾斯.高登(Charles Gordon)來找他。二人一拍即合,創造出「能量補充」(engery booter)飲料──Dr. Enuf,Enuf發音同英文「enough」,表示「足夠」的意思,同時在宣傳中說到:維他命B群就是飲料可以提神的來源。

Dr. Enuf最後賣給百事可樂集團,目前仍有生產,而且與時俱進推出各種不同內容物的飲料,添加了更多之後「科學研究發現人體不可缺少的氨基酸或營養素」,雖然銷路大不如前,但仍不失能量飲料領頭羊的風範。在Dr. Enuf之後,有更多能量飲料出現,其中最成功的當是紅牛(Red Bull)這個品牌。它的崛起是個傳奇。

紅牛原是華裔商人許書標(Chaleo Yoovidhya)於一九六六年在曼谷製造的飲料,因為含有咖啡因可以提神,常常被夜班工人、長途貨運司機,甚至是泰拳選手做為提神與健身用;也因為叫紅牛,常被認為有牛身上的萃取物,大概是其成分牛磺酸(Taurine)的關係。牛磺酸雖然在一八二五年就被發現,但是效用在二十世紀中葉才慢慢為科學家所了解。它能維持腦部運作及發展,還有加速神經元增生作用,除此之外也可以降低血壓及減輕心衰竭症狀。因為具有抗氧化、增加肌耐力的作用,所以被以「抗疲勞」的效用加入能量飲料中。

奧地利商人迪特利西.馬特其茨(Dietrich Mateschitz)很喜歡紅牛,於是在一九八五年,和許書標合資創立紅牛公司,以時尚包裝,加上提升精神力的宣傳,成為世界知名品牌,同時也是各式各樣機能飲料模仿的對象。被視為經典的紅牛,始終擁有驚人銷售成績,現在以每年三十億罐的銷量持續受消費者歡迎。

機能飲料的「能量」源頭

含有牛磺酸的機能飲料真的很神嗎?姑且不論它的評價是正面或負面,且讓我們看看蓋爾.史考特(Gayle Nicholas Scott)所整合的報告,他是美國東維吉尼亞醫學院(Eastern Virginia Medical School)的副教授,也是臨床藥學專家。我將報告的重點整理於下:

  1. 研究發現,這些機能飲料提神的作用應該是來自其中的咖啡因,而不是牛磺酸。
  2. 不少小型研究發現,類似紅牛的飲料有增加運動能力的效果,但發現無效的也有很多。二者的共同弱點都是沒有大型、可受公評檢驗的研究群組,僅限於幾十個人的觀察報告。
  3. 有不少報告指出,飲用過多機能飲料對身體有害,像是血小板功能受損、心律不整,或是增加心血管疾病風險,這也是為什麼偶爾會看到媒體報導有人喝了它之後猝死。
  4. 史考特在結論裡提出一個很重要的論點:若是牛磺酸可以增加運動能力,應該會被世界反禁藥組織(World Anti-Doping Agency, WADA)列為禁藥,但事實上沒有。

有異於史考特對這些機能飲料含有牛磺酸的損益討論,有另一個更嚴重的問題潛藏其中:這些飲料含有大量糖分。一罐不到三百毫升的機能飲料,若以一顆方糖四.五公克來算,含糖量至少在六顆以上,而這也是二○一六年九月十二日《美國醫學會雜誌》(The Journal of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JAMA)一篇研究文章中提到的重大問題。

牙醫師柯恩斯所帶領的團隊,發表了一九六○年代對糖的研究。根據他們所掌握的內部文件顯示,當時的糖研究基金會(Sugar Research Foundation),即今日的糖業協會(Sugar Association),支付了五千六百美元(相當於現在的五萬美元)給三位哈佛大學的學者,他們的研究主題是關於糖及脂肪對於心臟病的影響。一九六七年,這三位哈佛學者將研究成果發表於《新英格蘭醫學期刊》(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盡量淡化了糖與心血管疾病的關聯,轉而強調飽和脂肪酸是最大禍首。這件像是「買通」學術研究報告的事件發生在五十年前,這些哈佛學者與糖業基金會高層目前皆已不在人世,也無從得知相關批評,只剩下《紐約時報》所下的驚悚標題:「糖業公司企圖操縱科學研究」(Sugar Industry Attempt to Shape Science)。

國民健康 vs. 經濟利益

身為醫師,我覺得這不過是冷飯熱炒,畢竟今日研究環境早已不是五十年前可比──因脂肪和攝取過多糖分(尤其是加工糖)引發的疾病,在期刊報告上已不勝枚舉;二○○二年七月二十三日,美國心臟學會在《循環雜誌》(Circulation)上,甚至開宗明義指出攝取過多糖分,對心血管疾病、糖尿病都有一定影響,連帶在網站上公布對於代糖及合成糖的飲食建議,這些資料都已公開十年以上。

不過當整體經濟利益對上國民健康,政府的態度卻是鬆散的。即便美國是研究心血管疾病的翹楚,但是只要沒有鬧出人命,要是能促進經貿發展,這些行為都可以被容忍。像是添加瘦肉精、高糖、高脂及高度加工的食物,都能夠順利販賣。畢竟如果生了病,後面還有龐大的醫療商機。

然而還是有些國家不是這樣想。以匈牙利為例,二○一一年開始管制加工食品,一口氣將糖、鹽、咖啡因及油脂含量全部加入課稅範圍。因為政府發現民眾肥胖的問題十分嚴重,日後對健康的影響勢必加劇。墨西哥政府也學習匈牙利,在二○一五年開始徵收糖稅,民眾飲用含糖加工飲料的比例因此下降二.五%到六%。這些措施立意雖美,產生的後續效應卻不見得是好的。匈牙利雖在四年內增加了七十億元稅收,許多食品加工廠卻因此倒閉,數以千計的工人失業。被視為「不健康」的加工食品價格提高後,墨西哥國內經濟條件差的人只好選擇「更便宜」的食品,而非「更健康」的那些。

身在臺灣的我們,看到正反二面的效應後,應該追隨匈牙利、墨西哥,甚至即將開徵「含糖飲料稅」(sugar soft drink tax)的英國嗎?

每當發生重大食安事件,政府除了查封食品、要求廠商自律、提出證明,似乎也只有任事件降溫,祈禱沒有其他意外發生。究其原因,除了人員編制短缺,更沒有大家期待的國家級食安單位出現,達到統合檢驗與稽查,甚至研究的可能,為國民降低食安風險做努力。這讓我對臺灣的食安問題憂心忡忡,並對這樣的鴕鳥心態不以為然。

即使現在有了更為嚴苛的立法做準則,但法官的自由心證往往「高高舉起、輕輕放下」,彷彿要等到類似美國磺胺萬靈丹的死亡事件發生,才對摻入危害人體成分的食品加工業者嚴懲。是否現代的我們也要成立如美國當年的「食毒小隊」,找一群志願者吃下那些害人的東西,依照其損害程度決定刑責高低?我強烈主張只要摻入有害物質於食品中,基本上就要有近似「殺人未遂」的刑度量刑,若有人因此死亡,「謀殺罪」的判決就應該加諸在這些眼裡只有錢的黑心商人。法律是最後的防線,我們不能期待每個犯罪者都像化學家瓦特金,在犯錯之後有道德覺醒。太多人像他的上司馬森吉一樣,反正有法律漏洞可以鑽,嘴上認錯永遠是下下之策──最近因為黑心油而鋃鐺入獄的魏姓食品公司負責人,截至目前為止,未對自己公司做出的違法食品誠心道歉,他說的三十億食安基金,亦如空中樓閣。

最後一點,也是我不能接受的,就是機能飲料在廣告上說的「國家級」抗疲勞認證。仔細看看它得到認證的理由,只是餵食了四十隻老鼠而得到的結果。憑著薄弱的研究報告便得到背書,政府卻忽略其中高糖分的危害,顯示沒有替食安把關的決心。

※ 本文摘自《藥與毒》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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