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於看到一部戲,人物不是在講對白,而是在『講話』。

文/李秉樞;人物攝影/Wu René 吳翛

滿滿咖啡廳,坐落在鬧區中的靜巷。室內斑駁的磚牆下,有著童年的木馬;一旁的書櫃上,陳列幾本你我長大後才讀懂的文學書。角落的植栽,靜靜呼吸。冬日午後,木桌上擺放的檯燈,投遞出一片暖黃。《花甲男孩轉大人》的編劇群,慢慢地訴說起,關於故事的心事……

楊富閔出版於2010年的短篇小說集《花甲男孩》,在當時即受到文壇極大的矚目,而改編戲劇《花甲男孩轉大人》,則在2017年5月26日播出之後,獲得超高收視率,繼而掀起一股討論風潮,並登上網路平台愛奇藝年度冠軍,電影版更即將在農曆新年上映,至今話題不減。

事實上,在當代社會的文化脈絡裡,文學的邊界已逐漸鬆動,並與各種藝術形式之間,產生緊密的連結與對話,不僅拓展了審美向度,無形中亦擴大了我們對於文學的想像。《花甲男孩轉大人》的編劇群,正是來自小說、電視劇、舞台劇、電影各個專業領域,並以其多元的背景,淬鍊的筆力,將文學改編此一劇種類型,帶出不同的創作面貌。

說故事的人

編劇資歷最豐富的楊璧瑩指出,現今的影視環境競爭激烈,網路與電視的收視相互拔河,在這樣的情勢下,臺劇很長一段時間,處在非常低迷的狀態,而「植劇場」系列的「革命」,正是試圖以新的嘗試突破困境。《花甲男孩》這部小說本身就具備戲劇性,適合改編為影視作品,是總監王小棣選擇它的主要原因。

原著彷若一張「地圖」,編劇的工作便是依此描繪出延伸的路徑,讓觀眾抵達更深處的花園;同時,也必須將原著中感動的橋段,鋪敘為更貼近日常生活的情境。楊璧瑩覺得,《花甲男孩》不僅呈現南臺灣風土人情與庶民生活,它更為吸引人的是,「人物難以面對的生命,難以承認的身份,甚至是人和靈之間的聯繫,以及人與過往的關係。」小說多個篇章中,「人物經常遭遇不堪而難言的過往追討而來,讓他們在生活裡感到惶然迷惑。」於是在這部戲中,便衍生出開校車的光昇、離家出走的花慧、猶豫著是否成為乩童的花甲這些角色,他們的選擇或者不選擇,其實都處於茫然之中。「小說裡『迷航』的命題,如此令人著迷,是我決定改編這本小說的動力」,楊璧瑩說道。

吳翰杰認為,在《花甲男孩》原著小說裡,對於角色細節的描寫已相當充足,作者有意識地去運用對話的語言,因而當這些人物原型挪用到戲劇之中,就能順利地形塑角色的個性、說話的方式與動作的呈現,使人物的形象更為「飽滿」。他在網路上看到觀眾如此評論:「終於看到一部戲,人物不是在講對白,而是在『講話』」,讓他明白這是戲劇成功之處,因而備感欣慰。

詹傑也表示,《花甲男孩》中許多精彩故事,都成為戲劇的基底。這部戲能獲得高收視率,也許因為它「反映了觀眾對真實故事的渴望」。這一群沒有明確夢想的人,故事都是很完整的,他們的人生如何掉下去、又怎麼被拉上來的過程,讓我們看到自我生命的某個瞬間,亦因為如此,每個人都可以在戲中找到情感投射的對象,暗想著「我好像是戲裡的那個人」,而從中得到安歇。

阿嬤的禮物

楊富閔作為一名臺灣文學研究者,長期關注祭祀、廟會、遶境等民俗儀式。宗教信仰與他的生命經驗緊密聯繫,正因為他是一個「宮廟孩子」。由於家與宮廟鄰近,每逢廟會舉行,神明出巡總會經過家門口。起乩與擺陣,在鞭炮的聲響與煙塵之中動靜開合,顯得非常迷人。

然而,轉大人的課題,還有老病與亡逝。就讀大學時,楊富閔編選一本名為《送葬人》的作品集,內容涉及悼亡與送行。而在《花甲男孩轉大人》裡,因為阿嬤的彌留與過世,失散在外的人,生命迷航的人,紛紛回到祖厝,重新聚集在一起。就像《花甲男孩》所寫:「我們都忽然有事可做,而非茫茫渺渺人世間。有家可歸,有棺可扶。」因而喪禮不只是儀式而已,更被賦予了象徵意義。

楊富閔說,喪禮就是「一群人回來了,一群人離開了」,然而,參與的每個人,都可以在這樣的大風吹裡面,找到自己的位置,進而反思家庭與人倫的意義。詹傑認為,在這部戲中,阿嬤並沒有留下什麼遺產,而是靜靜地贈予所有子孫一份禮物──讓他們有機重新檢視自己的人生,「看到自己不夠好的地方,其實就是長大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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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錄自《幼獅文藝 2月號/2018 第770期》;作者/李秉樞,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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