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餐廳有甜點店的化妝品公司──資生堂與銀座的共生史

文╱胡川安

我喜歡吃「洋食」，這裡指的不是正宗的西洋料理，而是經過日本人改造的洋食。除了豬排飯和日式咖哩，蛋包飯也是我喜歡的「和式洋食」。而如果要在東京吃蛋包飯，資生堂的 Parlour 總是我的第一個選擇。

位在銀座七丁目的資生堂，總共有兩座大樓，分別是 Shiseido the Ginza 和「銀座資生堂大樓」：前者是女孩們的天堂，一樓到三樓是資生堂的美妝旗艦店，但比起資生堂為人所熟悉的化妝品企業，更令我好奇的是旁邊的資生堂大樓。

磚紅色的資生堂大樓一共有十一個樓層，一樓賣的是餅乾和各式各樣的蛋糕，地下一層是藝廊，三到五樓是資生堂的Parlour餐廳，九樓還有人文空間，舉辦許多講座。除此之外，銀座七丁目的巷子中還有一間米其林三星的法式餐廳L’Osier──這間餐廳也是資生堂的一部分。

化妝品公司為什麼要經營餐廳、藝廊和賣糖果餅乾呢？在銀座這樣的地段上，蓋一間大樓來舉辦藝廊和人文講座，不是很「奢侈」的一件事嗎？

現在的資生堂是聞名世界的化妝品公司，但它一開始是間藥局，在時代的轉變中成為化妝品公司，同時也是「美」的代言人。從資生堂的故事可以看到銀座的發展，也可以看到和洋文化的交流，是美食的歷史，同時是經營者的故事，也是城市轉變的過程。

資生堂為什麼稱為資生堂？

資生堂的創辦人福原有信（一八四八年～一九二四年）生於幕府時代末期的安房國（如今千葉縣南部），年輕時到幕府的醫學所讀書，後來到大學東校（東京大學醫學部前身）繼續進修。

福原有信學的是藥學，他曾於明治四年（一八七一年）受聘為日本帝國海軍病院的藥局長，但於次年辭官轉入民間，之後他從《易經》中擷取「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的概念，開設了「資生堂藥局」。

但《易經》又不是醫學經典，開個藥房又與這本古書有什麼關係？

更何況，做為日本第一代的「洋風藥局」，不是應該取個較為洋派風格的名字嗎？

其實從幕末到明治時代，當時研究西學的人，從大學者福澤諭吉（一八三五年～一九○一年）到賣紅豆麵包的木村安兵衛（一八一七年～一八八九年），他們所想的都是「和魂洋才」──借取西方的技術、方法，融入東方的精神──福原有信當然也不例外。

然而當時的資生堂藥局還未涉足化妝品產品，創辦藥局的福原有信，一生的志向也不在於讓女人變得更美，而是引進西方的藥房制度、實施醫藥分類，並且成立製藥工廠。後來成為日本藥劑師聯合會會長的福原有信，正是因為這些努力才奠定了自己與資生堂的歷史地位。

不過來自於安房國的福原有信，為何把第一家資生堂開在東京的新橋？新橋這個地方對於「資生堂帝國」的崛起，又是怎樣的風水寶地呢？

一開始就是「潮牌」

去過東京銀座的人應該知道，現在的銀座被分為銀座一丁目至銀座八丁目，其中八丁目就是過去的「新橋」。而此一名稱的更迭，亦是資生堂見證銀座街區改造的紀錄之一。從明治、大正、昭和時期到現在，民間努力搭配政府的措施，才讓如今的銀座發展成為東京最具特色且繁華的地段。

江戶時代，江戶城最熱鬧的地段是日本橋；但到了明治時代，鐵路的建設引進日本，全日本第一條鐵路在一八七二年九月開進了東京，新橋成為東京的第一座火車站。做為當時東京的玄關，來來往往的人潮和舶來品都聚集於車站附近，這也讓新橋以及鄰近的銀座一帶順勢崛起，成為東京最繁華的明星商區。

本來東京的建築大部分為木造，很容易因為火災就燒掉一大半，例如明治五年（一八七二年）發生的銀座、築地大火，蔓延的火勢甚至還曾逼近新橋。大火之後，東京市長由利公正（一八二九年～一九○九年）才開始思考都市的改造，並推廣採用較不易引發火災的紅磚建築。在日本，紅磚也被稱為「煉瓦」，當時從銀座到新橋的街區都漸漸改用紅磚，所以此處在明治時代被稱為「煉瓦地」，很有名的豬排飯創始店也開設在此，因而稱為「煉瓦亭」。

由於新橋是最潮的地方，在此地賣西藥容易建立起企業識別度，也容易引起媒體的注意，因此資生堂的店名當時稱為「東京新橋　福原資生堂」。

形象的建築師：福原信三

在福原有信經營下，原本是西藥房的資生堂在新橋的生意蒸蒸日上，站穩了腳步，但真正改變經營策略，讓資生堂成為我們熟悉的「這個資生堂」的關鍵人物，卻是有信的三兒子──福原信三（一八八三年～一九四八年）。

在接班問題上，因為有信的大兒子身體不好、二兒子早夭，因此雖然信三是第三個兒子，但從一出生就被期待接掌資生堂。信三和父親一樣都學藥學，還在明治四十一年（一九○八年）遠渡重洋，前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藥學，吸收當時西方最先進的技術，畢業後也在紐約的藥局實習了一段時間。

在紐約的信三，完成實習後沒有急著回國。當時福原有信建議兒子還是得到歐洲看看，於是信三在大正元年（一九一二年）前往歐洲，造訪倫敦、巴黎和維也納等古都。當時的他並不以參訪藥學學界為目的，而是遊學、參觀博物館、瞭解風土民情，這讓信三在藥學的專業之外更具人文風采。不同的文化衝擊讓資生堂後來走向不同的發展。銀座的風貌也因此而徹底改變！從當初的木造街到煉瓦地，銀座和資生堂之所以能崛起於國際，福原信三是真正的品牌推手、真正的「形象建築師」。

復興，銀座與資生堂的在地羈絆

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正午前兩分鐘，日本發生了芮氏規模七．九的關東大地震。這場日本史上最慘重的災難幾乎夷平了關東平原，十餘萬人因此喪生。但災難之後的重建計畫，卻意外給了銀座「改變復興」的契機。

關東大地震之後，已經入主家族事業的福原信三非常積極地參與銀座重建，並以「資生堂當家」的身分號召銀座街區商家，以紐約「第五大道」做為重建理想，向政府當局提出陳情書。當時的銀座只有一丁目到四丁目，而初代的資生堂店址則在鄰近的新橋附近，直到信三提出「大銀座」計畫，才將資生堂所在的出雲町和竹川町（現在的銀座五丁目到八丁目）納入銀座街區。

信三認為，世界各國最繁華的商業城市都有一條代表性的街道，像是巴黎的香榭麗舍大道、美國紐約的第五大道。而再興的銀座也該被打造成東京最繁華的街區，讓世界所有人一想到銀座就是最時尚、最繁華的代表。

信三不斷在報紙上投書說明「世界大銀座街」、「帝都將來最為關鍵的發展」的理念，本來被視為空想，但透過踏實的腳步，真的打造出銀座與資生堂的整體形象與特色。

讓我們回到故事開頭的銀座印象：在春日的東京行，到資生堂的Parlour吃完蛋包飯，滿足口腹之欲之後，還能在銀座街頭逛逛。這裡有許多人喜歡的「壽司久兵衛」，也有百歲人瑞所經營的「琥珀咖啡店」。在百多年之後，現在銀座的繁華時尚與城市質感，已成為足以與紐約第五大道、巴黎香榭麗舍大道齊名的「地標品牌」。

如今來看，銀座的發展奠基於資生堂的努力；而資生堂的企業形象則透過銀座的改造而完成。兩者的發展相互扶持，展現出一股民間對於城市文化的期待，並且透過共同努力，維持銀座的風格。

打造最繁華的商店街並不是召集大型百貨公司進駐，而是要有具備「個性」的街區，其中充滿著各式各樣的小店，每家都有自己的特色，櫥窗都經過設計，讓逛街的人潮感覺舒適。這是每家商店合作才能達到的「共存共榮」狀態。

關東大地震後，銀座也開了幾家百貨公司，像是三越、松屋等都到銀座設店，對於信三來說，銀座的商店街要讓到此逛街的人感受到百貨公司沒有的感覺──商店的特殊性、建立品牌的信用、具備一流的商品。而資生堂怎麼建立自己店內的風格以區別於百貨公司呢？如何與銀座的整體感覺搭配呢？

從藥局到咖啡店

資生堂雖然以賣西藥起家，但店鋪的感覺相當「日本」。整體設計為日本式的木屋，櫃臺站著穿和服的服務人員，而結帳處像是時代劇中掌櫃坐的地方。

前文提及，福原信三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之後，曾在紐約的藥局實習過一段時間，那時，他發現當地的藥局和化妝品店都在一起，就像我們現在看到的「藥妝店」，而且販賣蘇打水和冰淇淋之類的食品。回國後的他開始思考如何拓展業務，將藥局變成咖啡店或是喫茶店。他決定先在資生堂旁邊邊開一家飲料店，提供女性和小孩可以休憩的空間。

讓資生堂改變經營策略的關鍵性人物是福原信三的老朋友──松本昇，他是最早在紐約大學攻讀管理的幾位日本先驅之一。信三讓他負責經營店面，擔任社長的職務，自己則退居幕後，專注產品開發和創意的發想，將工作區分開來。

關東大地震後，銀座街區開始了大規模改造與重建，福原信三也決定改建以往舊式的藥局──一棟做為藥品和飲料部，一棟則是新的化妝品事業部，並邀請當時知名的建築家前田健二郎設計。同時，也在飲料部引進咖啡和西式糕點，當時的《讀賣新聞》為此特別報導：「資生堂販賣咖啡、紅茶、熱巧克力，還有純正美國風味的蛋糕和派。」

社交民主化的推手

建立東京證卷交易的日本資本主義之父澀澤榮一，除了是商業和實業界的鉅子，也是社會觀察家和改革家，他曾經寫過一篇文章〈日本的娛樂和西洋的娛樂〉，提到日本人都在「四疊半」的塌塌米上進行家庭的活動，而西洋人則是「屋外主義」，喜歡到室外進行娛樂。他注意到，西洋人的衣服較適合在屋外活動，日本人則相反；而因為日本人都待在家中，所以也只有好友三、四人，西洋人則較為好客。澀澤榮一甚至提到居住空間中的桌椅影響了日本人的社交生活，因為日式的桌椅會影響穿衣的習慣，也讓日本人較為內向。

後來日本便漸漸增加與模仿西式的社交空間，像是東京帝國劇場裡面都擺設了椅子，而非日本人習慣的座敷。

著名的國際政治活動家新渡戶稻造（一八六二年～一九三三年）也提到日本的「非社交性」，而為了鼓勵日本男女走出戶外，多多交際，新渡戶稻造在《婦人畫報》裡特別介紹英國的「五時の茶」，也就是下午茶，希望日本女性學習英國女性們，出來聊聊天、逛逛街，感受城市的氣氛。

如果時間回到明治時代，當年的女性是沒辦法自主上街的，會去購買舶來品和衣服的也都是社會地位較高的男性。爾後幾十年，在不少社會重要人士的鼓吹下，社交場所陸陸續續開放，女性們逐漸走出家庭。

我一開始提到的資生堂咖啡沙龍Parlour，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出現的。

資生堂調：時尚、藝廊、咖啡沙龍

在資生堂之前，日本的咖啡店或喫茶店常留給人較不好的印象，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店內女服務生帶有陪酒小姐的味道。但資生堂咖啡店所要營造的，則是讓女性也能輕鬆在此用餐喝茶的環境；為了讓社會地位較高的女性亦能夠在此交際，資生堂進一步篩選服務生，改用十四、五歲上下的「美少年」做為服務人員。

女性客人非常喜歡年輕的「小鮮肉」，看著他們穿著筆挺的西裝在場內服務，這樣的角色轉變，擺脫過去喫茶店有陪酒小姐的印象。而有了固定的女性客源之後，餐廳旁的資生堂化妝品部當然也順便成為逛街的場所，事業蒸蒸日上。

有了餐廳和Parlour的資生堂，逐漸吸引許多想沾染洋氣的貴婦前來，而在這個社交空間中擺放一些國外流行的物品，也很容易引起買家注意。因此，為了進一步讓資生堂和藝術氣息畫上等號，建立更富氣質的品牌形象，資生堂在原有的飲食與美妝事業裡，添加了藝廊的經營。

我們或許不應該用現在藝廊的角度思考當時的藝廊，在當年舉辦的繪畫展，就規模來看，置多只有整個展覽場的七分之一大左右，在當時稱為「展示場」，大部分只是展示國外的商品而已，不像現在的銀座有不少藝廊，有些賣古物、有些賣畫。但銀座最早的藝廊還是資生堂，前前後後舉辦超過三千次的展覽，不論如何，資生堂都是先驅者。

雖然繪畫展在資生堂的展場並不是主要展覽，但結合咖啡店與藝廊的沙龍，逐漸成為知名畫家和作家聚會的場所，像大正、昭和時期的知名畫家川島理一郎、梅原龍三郎、高村真夫等，都在資生堂開過畫展，也和福原信三維持著良好的關係。除了畫家，資生堂透過吃飯與逛藝廊所營造的時尚、文藝氣質，也為文人傾心，漸漸的，Parlour成為許多作者筆下的場景。根據作家嵐山光三郎的記載，Parlour曾出現在森鷗外的小說《流行》、谷崎潤一郎的《金與銀》、太宰治的《正義與微笑》、川端康成的《東京人》。

信三對於企業形象的想法是很長遠的，他與藝術家保持良好的關係，讓資生堂成為美的象徵，不僅有助於推銷化妝品，爾後這些藝術家更直接成為資生堂廣告的最佳執行者。

在資生堂眾多廣告中，最知名且經典的就是山名文夫為其設計的企業logo──「花樁」和「資生堂字體」──兩個結合在一起，營造出我們現今再熟悉不過的「資生堂調」（資生堂的風格）。

福原信三對外積極地推動銀座整體的繁榮，成為世界上屈指可數的繁華街道；對內則將資生堂經營成藝術、文化與時尚的象徵，打造品牌形象，成為銀座的代表性商家。不管是對內還是對外，從構思、實行到推動整體計畫，都可以看到福原信三的思想高度，他不只讓資生堂賺錢，還改造了銀座、改造了東京、改造了文藝界，讓銀座因為資生堂而閃耀。

※ 本文摘自《東京歷史迷走》，原篇名為〈銀座的發展：資生堂〉，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