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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佩玲

在印巴古典音樂文化中,習樂拜師是嚴肅且終身的決定,我卻因為已在印度以及台灣先後與其他老師學習塔不拉鼓,跌跌撞撞地犯了大忌,造成我與不同老師之間的衝突。這是我第一次,但絕非最後一次,因文化差異而得到當頭棒喝。人際關係在不同文化中的潛規則難免有所不同,如何有誠意地經營長久的關係,便是單次旅行與長期接觸一個地區的最大差別,以及我不斷在學習的課題。

除了學習塔不拉鼓以外,另一個鼓勵我持續往返的原因,則是因為我認識了一位住在拉合爾、同樣對文化感興趣的B先生,開始與他一起更深入地探索他的家鄉。就如愛上塔不拉鼓一樣,這些偶然的火花一開始並非理性的決定。然而,我當時隱約認為或許這些旅途可以充當半吊子的「田野觀察」,協助我結合私人生活與所學的音樂文化研究。於是,我緩慢地累積經驗與觀察,醞釀著未來駐紮當地,可能的研究方向。

我的塔不拉鼓老師沙希德.阿里.汗(Ustad Shahid Ali Khan) 生長於拉合爾音樂世家,伯父是巴基斯坦最著名的塔不拉音樂家米安.肖卡特.侯賽因.汗(Ustad Mian Shaukat Hussian Khan),父親詹.悟.哈桑.汗(Ustad Jaan Ul-Hasan Khan)亦為鼓手,在拉合爾廣播電台任職,哥哥與堂兄弟均以演奏塔不拉鼓為業。然而以音樂為職業的家庭,在王宮貴族尚存的時代依賴上層社會的賞識資助,在階級社會中,時常被視為不入流的下屬。許多塔不拉鼓手更因古早時期為藝妓舞蹈伴奏而一起被污名化。當代的巴基斯坦雖然不再是封建社會,但上層社會的家庭多在政權轉移中保留經濟與政治地位。亦有家族,如B先生的父親,通過殖民及獨立後政府的官職選拔,晉身菁英社會。

這裡的貧富差距懸殊,從拉合爾的都市分區就能感受到,上層社會的富者住在樹蔭蔥綠、花園爭豔的幽靜豪宅社區,一般中低收入的大眾則宛如住在另一個塵土飛揚、生存意志堅毅,然而創意蓬勃的世界。若出生在一無所有的家庭,時常只能指望全家擠在單一房間,過著一生勞碌的幫傭生活。

印巴傳統音樂傳承中,師生關係是一切學習的關鍵。學生必須全心敬愛老師,為其服務。老師感受到學生的誠意,才會主動釋放知識。然而生長於上層社會的B先生,習慣以上對下的態度對待音樂演奏者,高興時以金錢賞賜,但經常頤指氣使。我夾在他們兩者的階級之間,一方面希望老師獲得我認為應得的尊重,一方面,老師也想透過我的關係討好B先生,進而獲得更多金錢或關係上的協助。

我在如此社會結構的權力關係中,時常感受來自兩邊的張力。例如當老師來到B先生家為我上課時,一會兒我在幫老師倒茶拿菸灰缸,但B先生一進房間,轉身變成老師在幫B先生倒茶服侍。而我與老師或B先生獨處時,也時常聽到一方對另一方的怨言(B先生:為什麼你這個老師辦事這麼沒效率?老師:B先生人很大方,但老實說,他這樣對待我,我只是因為你的關係而跟他往來……)。正因為我是個外來者,不屬於既有的權力結構,所以當我與不同階層的人建立關係後,兩個世界的價值觀在我的身上相撞。

經過多方尋覓,我決定以巴基斯坦的蘇非聖祠音樂活動為研究焦點,也下定決心申請美國的博士班,正式成為「研究者」踏入田野調查。二〇一四年冬天,我以哈佛大學民族音樂學博士班學生的身分,在B先生的陪伴下前往南方信德省(Sindh)的貝泰沙(Bhit Shāh)鎮,預計在當地重要的聖祠展開田野研究。經朋友的介紹,我認識了在聖祠唱頌詩歌的老師曼塔.法基爾.居內久(Ustad Manthār Faqīr Junejo)。

在新的師生關係中,我戰戰兢兢,不想過去的錯誤重蹈覆轍,但老師、我,與B先生之間的三角張力依然難以避免。老師來自農村,原本家境便相當清寒,在聖祠唱頌的酬勞也不多,因此學習過程中的金錢報酬是相當敏感的問題。直接以金錢交換課程被視為對知識的汙辱,因此學習此音樂是不講學費的。唱頌者在師生傳承中強調學生對老師的效勞,然而面對來自資源較多背景的學生,難免會有較多的期待。

我努力想建立老師對我的信任,也摸索著該如何合理地給予報酬。除了曲折地贈與含帶鈔票的禮物以外,老師看準B先生曾在政府工作,請我們協助各種需要與政府交涉的「人情」世故,例如協助兒子參與軍隊工作甄選、請文化局重審他的藝術家補助等。原本應由我付出的報酬轉移到B先生的頭上,然而B先生卻沒有受惠於老師的音樂教導,這個不平衡的回饋關係經過兩次數週的田野研究便開始崩解,我也深深感受到了B先生合理的不耐煩。與博班的指導老師討論檢討後,我意識到需要重新塑造我在這裡與老師和其他人的關係,獨立化解老師的人情請求,不能再依賴B先生的協助了。

※ 本文摘自《看見南亞》 ,節錄自〈音樂、女性,與拜師〉,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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