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人格患者若以「另一個人格」犯罪，自己可以獲判無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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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moo編輯團隊
文／臥斧
原刊於【臥斧．累漬物】，經作者同意轉載
1996年，電影《驚悚》（Primal Fear）上映。
《驚悚》掛名的主角是李察．吉爾（Richard Gere），雖然彼時他已經不是1980年演出《美國舞男》（American Gigolo）時的奶油小生，但1990年的《麻雀變鳳凰》（Pertty Woman）及1995年的《第一武士》（First Knight）仍讓他坐穩一線熟男明星的位置。不過，《驚悚》裡令人眼睛一亮的演員，絕對是飾演配角Aaron Stampler的愛德華．諾頓（Edward Norton）。
這是諾頓的大銀幕處女作。
諾頓身高183公分，雖然並非特別高大，但也不算矮個子（事實上他比吉爾還高3公分），不過他當年瘦削的身材和看起來稚氣未脫的長相，演出劇中脆弱羞怯的Stampler十分有說服力；更重要的是，Stampler是個疑似具有雙重人格的角色，當人格轉變時，諾頓也能適切地展現出陰險兇狠的模樣。
吉爾在《驚悚》裡飾演好出風頭的律師Martin Vail，讀到備受愛戴的大主教Rushman遭Stampler謀殺的案子後，認為是個成名的好機會，於是擔任Stampler的辯護律師；而在與Stampler的會面商談過程裡，Vail漸漸相信：Stampler是無辜的──犯罪的是stampler的身體沒錯，但行凶的時候，該具軀體裡存在的，應該是另一個反社會人格Roy。
雙重或多重人格是一種精神疾病，早先被稱為「多重人格障礙」（Multiple Personality Disorder，MPD），目前被稱為「解離性身分障礙」（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DID），患者宛如「一具身體中同時擁有多縷靈魂」的奇妙特質，常是故事創作者愛用的設定。不過一旦這類患者牽涉到犯罪事件，就得面對另一個問題：就算某甲犯案時的人格是某乙，某甲就可以獲判「無罪」嗎？
在幾個著名的案例中，例如《24個比利》（The Minds of Billy Milligan）一書記述的傳主Billy Milligan，在面對多起強暴及搶劫指控時，的確在數位精神科醫師及心理學家的認證下被判無罪，當然，也有不少人認為這只是比利巧妙地欺瞞了這些專家，所以逃過牢獄之災。
其實，面對精神疾病患者犯案，無論最後判決如何，輿論總有許多紛雜看法；倘若最終患者不用面對刑罰，「裝病就可以犯罪然後不用坐牢」的說法就會加大聲量。
不過這種說法有幾個誤解。
首先，就算不需服刑，司法系統大多也會要求犯案的精神疾病患者進入合格的醫療體系，接受應有的管束及治療──想當然爾，這類處置也會引發「為何納稅人的稅金要耗在這種用途」的爭議。
其次，「裝病」這件事並沒有想像中的簡單──這並不是說精神科醫師或心理學家的看法絕對不會出錯，而是對罪犯的精神鑑定，並不是「喔你看起來有精神問題所以就不用服刑」這麼單純。
在《告訴我，你為什麼殺人》（Jeder Kann zum Mörder werden）一書中，對這兩個誤解有詳細的說明。
《告訴我，你為什麼殺人》的作者娜拉．塞美（Nahlah Saimeh）是德國的司法精神鑑定醫師，書中以她經手過的九個案例，說明暴力犯罪者的精神狀態，以及她身為精神鑑定醫師的專業看法。
精神疾病患者犯罪之後，並不適合進入懲戒的牢獄系統，那樣子的環境對精神疾病並無任何矯正效果，讓精神疾病患者進入監牢，反倒可能在禁閉的環境裡增加太多難以控制的變數。塞美認為，基於人權考量，讓這類罪犯進入治療體系，是更為合理、也更符合社會需求的做法。
塞美也指出，司法精神鑑定醫師的工作，其實一則是鑑定被告過往的精神狀況（包括成長經歷、日常生活以及相關的精神病史），二則是鑑定被告犯罪時的心理狀態。
也就是說，一個早被確診的精神疾病患者，倘若在犯案時精神狀態正常，仍然是會被判刑（可能還會視狀況加入治療體系）的；而根本不是精神疾病患者，卻宣稱在犯案時突然發病的「裝病」行徑，是很難騙過精神鑑定醫師的──因為醫師不會光聽被告的片面之詞，還會參考被告的過往紀錄及相關資料。
況且，早有許多資料指出：在醫師的反覆詰問之下，裝病的被告很難不露出馬腳；因為許多乍聽之下與精神疾病無關的問題，在專業判斷裡都有另一層意義。
有趣的是，《告訴我，你為什麼殺人》裡收錄的第一則案例，被告就沒有因為精神鑑定而免去刑罰。
在這個名為〈黑暗的幻想〉的篇章裡，凶手是一名殺害患病妻子之後當街焚燒屍體、引起鄰居注意而報警的男子。男子在被捕之後，供稱自己有時會憂鬱地鑽牛角尖，曾經有過自殺的念頭，所以檢方請塞美為男子進行精神鑑定，以判定男子是否具有責任能力。
很遺憾地說，這樣的案子並不罕見──自覺無法照顧久病的家人、經濟狀況欠佳而且還有難以清償的債務⋯⋯我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裡就可以看見許多類似例子，因為被生活的困境壓得無法喘息，於是決定先替家人從塵世解脫，然後再了斷自己的生命──但在最後一刻卻因故沒有成功自戕。
塞美清楚地說明這種「自殺合併殺人」計劃最後變成謀殺事件的判定過程，以及從被告經歷、供詞與犯罪過程中獲得的鑑識依據。塞美提到在探訪被告時，常會遇上被告哭泣的狀況，但同樣是哭泣，背後卻有好幾種截然不同的原因；同時也提到，因為司法精神鑑定醫師的身分特殊，可能會成為審判時的證人，本身並不需遵守醫病之間的保密原則，所以被告與醫師對談時，仍可自由選擇是否說出自己的真實情況。
《告訴我，你為什麼殺人》一書裡列舉的案例，大多是這樣的案子──案件本身並不極端（書中並沒有出現駭人聽聞的連續殺人魔），算是尋常的社會案件，但卻是司法精神鑑定醫師面對的大量案例中的代表性案例。雖非每個行凶者都有精神疾病，但犯案時的精神狀況，仍有許多應當客觀審度、仔細推敲的黑暗。從這些案例裡，可以看出德國司法對審判過程的謹慎，以及司法精神鑑定醫師在面對行凶被告時的態度。
選擇這些案例，因為塞美認為這些被告彰顯了她的論點：人人都可能成為凶手。「事情只取決於個人的處境、個人的犯罪門檻和個人的觸發點──或是取決於相應的極權意識型態。」塞美認為，悲慘的童年、受創的精神，並不能當成犯罪的藉口，但在法律審判上，可能會因這類原因減輕罪責，並將犯罪者送入相應的治療機構。
同時，塞美也認為，不應將精神障礙與危險或犯罪劃上等號；因為無論是否患有精神疾病，暴力行為的源頭都是「自我價值的膨脹」和衝動控制不良」。也就是說，人類的惡劣行徑來自本身的脆弱，精神狀況沒有問題的人也必須面對相同的問題。
在敘述案例的過程裡，塞美一面分析犯罪者，一面談及制度，同時指出某些常見的盲點（例如大多數人會輕忽女性暴力精神病患可能造成的傷害）；她認為犯罪者都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而一般人與犯罪者之間的相同遠遠多過於差異。是故，了解犯罪者的精神狀態，依此建立更完備的體系，是對包括精神疾病患者在內的所有個體成員及整體社會而言，都是應當努力進行的工作。
在創作《FIX》系列短篇時，俺曾被詢問：有沒有興趣寫行凶者患有精神疾病的案例？俺對這方面的案例的確有興趣了解，也想透過故事去審視及反應國內大眾對這類案件的看法，不過彼時限於時間，暫時沒能進行。
讀完《告訴我，你為什麼殺人》再回頭想想《驚悚》，會發現劇中的情節在現實當中或許不大可能如此發展（其實《驚悚》當中的罪行，並不只有「Stampler是否真的是雙重人格」這麼簡單地善惡二分）；但事實上，不管行凶者是不是精神疾病患者，行凶者的心理及精神狀況都有研究及理解的必要。對小說創作而言，這是讓角色行為能夠發展、進而推展情節的重要因素，而對社會而言，這是建立、調整相關體制的必要環節，也是讓每個人更加了解自己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