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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國偉、曲辰

自一九五○年代中期,也就是二次大戰後日本第一度的高度經濟成長期開始,現實便再度成為推理小說家書寫的題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一九五五年以〈埋伏〉正式踏入推理文壇的松本清張(1909–1992)。清張的創作理念,是希望透過強調犯罪動機的社會性,在文學中對現實世界提出問題,也因為這樣的書寫路線,使得「社會派」成為日本盛極一時的推理書寫路線,更跨海傳播到臺灣與中國,形成重要的影響。

而且,我們現在所慣用的「推理小說」一詞,也與清張在日本推理文壇的崛起息息相關。此一名稱最早是由木木高太郎率先提出,二戰之前他先是提倡「偵探小說藝術至上論」,認為偵探小說有著高度的文學性與思想性,是高於一切的文學作品,但沒有獲得支持。二戰之後,他正式倡議以「推理小說」此一名詞與概念來包括過去他主張的那些具有文學性的作品,但由於他自己的創作也無法支持這套論點,再度被忽視與遺忘。直到一九五七年,松本清張在雜誌上陸續連載了《點與線》與《眼之壁》,並在一九五八年推出單行本暢銷百萬冊、讓這個類型成為日本大眾文學的主流後,才有了巨大的改變。

由於這兩部作品取材於一般社會,以其中的芸芸眾生為典型去塑造角色,並且著重於以往受到忽視的犯罪動機,與傳統偵探小說立基於特殊性的社會階層及大家族人際關係有所不同。而為了與此類型過去的傳統進行區隔,「推理小說」此一名稱被再次提出,用來指稱松本清張所帶動的新創作風潮。然而,松本清張對於後世的影響,除了社會寫實的路線之外,更多是展現在題材與元素上的多方嘗試。像是〈埋伏〉、《點與線》(1958)、《砂之器》(1961)中占重要角色的鐵路,不僅讓讀者領略到日本現代化的歷史軌跡,也成為後來西村京太郎(1930–)、山村美紗(1934–1996)、內田康夫(1934–)等「旅情推理」的先行者。另外像《零的焦點》(1959)與《球形的荒野》(1962)則分別觸及了二次大戰後美國駐軍日本的歷史,以及戰爭期間的國際政治問題,成為森村誠一(1933–)經典名作《人性的證明》(1976)的先聲;而且無獨有偶的,森村誠一融合本格解謎與社會意識的創作路線,其實與松本清張的早期創作如出一轍。

此外,松本清張透過《零的焦點》(1959)、《獸之道》(1964)中「惡女」的描寫,展露出其獨特的女性關懷與視域,提供了夏樹靜子(1938–2016)《天使已消失》(1970)、《蒸發》(1972)等具有高度女性視野作品登場的土壤;更不用說,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後,惡女輪迴轉世,成為東野圭吾《白夜行》(2000)、《幻夜》(2004)、《聖女的救贖》(2008)中最難以忘懷、且又充滿神祕存在感的主角形象。

相較於動輒將社會問題上綱到國家層次的松本清張,不論是有「松本清張的女兒」美譽的宮部美幸(1960–),或是走犯罪寫實路線的東野圭吾,都將視野置放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滋生的新型態問題。所以像《火車》(1992)中的信用卡、《繼父》(1993)的失親家庭、《理由》(1998)的法拍屋、《模仿犯》(2001)的媒體、《R.P.G.》的網路虛擬家庭、《無名毒》(2006)的千面人事件與有毒建材與土壤、《所羅門的偽證》(2012)的校園霸凌,無一不是展現宮部深入庶民社會人際網絡的獨特視野,以及對於社會變化的敏銳觀察力。而同樣在東野圭吾的《湖邊凶殺案》(2002)、《時生》(2002)、《紅色手指》(2006)、《新參者》(2009)中,則是以親子、家庭、教育為題材,無一不是觸及了當今日本社會的問題核心;更不用說東野圭吾二○一三年出版的「加賀恭一郎系列」最終作《當祈禱落幕時》,裡面觸及了日本核電管理的弊端,以及對相關問題的反省,更讓評論家岡崎武志(1957–)讚譽這是東野圭吾版的《砂之器》,可以看出松本清張精神在當代的承繼與延續。當然我們也無法忽略在二十一世紀後,由於新自由主義的盛行而造成了社會經濟差距擴大,應當補足的社會福利卻又無法跟上,並且在二○一一年的「三一一大地震」後,從未有過的巨大災害提醒了日本人關於國家利益與個人權利的問題,這讓葉真中顯(1976–)《失控的照護》(2013)討論的老人安養與年輕世代負擔過高的問題,與《絕叫》(2014)中討論人如何被社會拋棄,都成為現代日本人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機。

雖然曾經有評論家指出,如今幾乎沒有人在用「社會派」這個稱呼了,但從這些作家仍繼續提供推理小說與社會對話的管道,並且繼續受到讀者的歡迎,仍可以看出推理小說中的「社會性」在這個時代仍然具有的重要功能與意義。

※ 本文摘自《血腥謀殺:朱利安.西蒙斯寫給新手與鐵粉的推理文學聖經》,原篇名為〈現代的點與線:松本清張與社會派〉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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