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薩克訪台講座全紀錄】潮汐般的故事,讓書本身就是一座橋
文/劉芷妤
自席捲全球的《偷書賊》出版後,笑容燦爛可比艾迪瑞德曼(Eddie Redmayne)的馬格斯.朱薩克(Markus Zusak)和他的第二本書《克雷的橋》一起在2019台北國際書展期間來到台灣,與同樣睽違六年剛出版散文集《比霧更深的地方》的作家張惠菁、讀書共和國出版集團社長郭重興,分別於2月15、16、17三日,在國家圖書館、台北書展主題廣場、及藍沙龍進行對談。木馬文化特將這三場講座內容,往來問答整合為朱薩克訪台講座全紀錄,與讀者共享。
「橋」不只是故事內容,也是敘事結構
在這三場座談中,郭重興與張惠菁,不約而同地點出朱薩克的兩個寫作特點:經常使用短句,以及敘事時間會跳躍,故事會像潮汐一樣來來去去。而朱薩克這個潮汐般的特殊風格,是否表示他思考的時候真的就是像這樣在時間裡穿梭來去呢?
朱薩克很開心地亮出他隨身的小筆記本,興奮地說,他寫作是很有組織的,而且會用很多這樣的筆記本,把每個章節的標題寫下來,並不斷重複這個過程,可以說寫這本書的十三年來一直都在做這件事。寫章節標題的原因是想藉這個動作更熟悉這本書,藉此看到這本書的樣子、看到這本書的世界。朱薩克希望自己熟悉這個故事到,每天起床,只要一下床就能進入這個世界,那樣的程度。
朱薩克特別提到,《克雷的橋》這本書有一百章,這些章節之間有個潮汐般的結構,就像沙灘湧上與退下的潮水,現在與過去是不斷交替的。克雷的故事是往前的,父母的故事則要往後回溯。這一百個章節可以分為八個主要部分,分別包含了十二、十四、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四、十二個章節,如果把這些數字畫出來,就能看到故事的結構,像是兩道拱形與中間的平面,它就是一座橋,就跟克雷的那座橋一樣。這是一個很不容易發現的小細節,但朱薩克非常在意,也是他把全書標題反覆寫了好幾千遍的原因,即使是現在都還是能將一百個章節名稱倒背如流。
另外在這八個部分中,每一個部分的標題分別為:城市、城市加流水、城市加流水加罪犯⋯⋯在每一個部分都多增加一樣東西。這麼做的靈感是因為,我們經常在故事裡加新的故事,那讓寫故事的時候就像在建造一座橋。
以橋與潮汐、流水做為故事的骨架血肉,使得這整個裡外呼應、相互指涉的故事,真正成為了一座橋,跨越語言隔閡、漫長的十三年與龐大字數,聯繫了作者與讀者之間。
在充滿故事的地方長大,於是我們寫故事
張惠菁發現,朱薩克這兩本書都非常強調故事的力量。她說,身為家裡最內向的孩子,很容易成為家裡那個愛聽爸媽說往事的孩子,所以自己就聽過很多家裡的故事。尤其台灣是個有多元文化、不同人種與不同歷史匯集之處,絕對是個充滿故事的地方,其實澳洲也是移民國家,想請他談談澳洲移民背景的影響。
朱薩克同意澳洲的移民背景對他的寫作生涯有很大的影響。他的父母就是從納粹統治下的德國與奧地利遷徙至澳洲的移民,妻子的父母則是從波蘭來到澳洲。聽他們說從前的故事,朱薩克會開始想像,在那些「發生這些事」的時刻,如果「發生了別的事」或「同時發生了另一件事」會有什麼樣的可能性。而這樣的想像,正是一本故事的開始,也是《偷書賊》與《克雷的橋》的最初起始。
比如說書中母親來自東歐,他會聯想到史達林,於是把爸爸寫成像史達林那樣高大魁梧而安靜的的男人。不過他也開玩笑地強調,雖然爸媽來自歐洲,但媽媽並不像書中所寫的那樣,她沒有偷過書,爸爸沒有把自己塗黑在街上奔跑,但如果不是他們告訴自己這些朱薩克從未經歷的故事,它憑空是想不出來的。
寫作的不可預期,既痛苦又充滿魅力
寫作對他而言,雖是熱愛,但也有點害怕。可別以為這樣一個國際知名作家,寫作理所當然是順利的,他自敘自己每天早上起床「都很懷疑自己到底能不能完成這本書」,像他的哥哥是個油漆工人,一天能刷好刷滿幾面牆都是可預期的,但寫作這件事完全不是這樣。他和每個人一樣坐下來寫作,然後一直失敗,所以才寫了十三年那麼久,但即使一直懷疑自己,他沒有放棄的是,一直努力著想讓這故事活過來。
朱薩克常覺得寫作的過程雖然辛苦,像是爬一座陡峭的山,但在山頂有個玩沙的遊樂場,那就是寫完的那一刻,是辛苦寫作後的獎賞。有時早上起床時可能還不知道會寫出某個很喜歡的場景,但之後寫出來了,就會非常、非常開心。
將爸爸媽媽的經歷轉化為美麗故事
張惠菁想起《偷書賊》中一個重要情節,朱薩克是從父母親聽來之後,再轉換為故事的其中一環:二次大戰期間,納粹會帶著一群猶太人囚犯,經過他們父母親住的小鎮。其中有個老人家走不動了,路邊有個孩子看到這個情況,便拿麵包過去給老人家,被守衛發現後,兩個人都被懲罰了。
而朱薩克將這個真實事件寫進虛構故事裡,賦予了這個故事新的力量。而這正是在台灣這座故事之島的我們,也應當擁有的轉化故事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