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被打壓的計程車司機──因為寫詩

受訪者/ 阿藍；文/ 廖偉棠

說到阿藍，很多讀者都會知道他曾是一個寫詩的的士司機、巴士站長，因為電視曾經報道，但人們對阿藍的了解也到此為止，工人詩人、藍領詩人，這些標籤貼上去容易，深入分析卻很困難，於是就會有人想當然以為阿藍的詩一定激烈抗爭、或者一定通俗易懂，然而只有阿藍自己知道：工人的詩與學院的詩，依循的是同一個原則，就是詩本身的創造力。

十多年前有一次文學聚會，我聽過一位前輩這樣談起阿藍：「阿藍的悲哀不是在於寫詩的人要揸的士，而是揸的士的人要寫詩。」我當時很詫異，這位前輩一向敦厚，也出身草根，怎麼會說出這麼刻薄的話呢？十年過去後我仍常常想起阿藍的時候想起這句話，漸漸獲得了新的解釋：他的意思也許是在諷刺香港社會階層的壁壘分明，一個的士司機要是想通過寫詩改變命運，難度比一個寫詩的人「屈尊」去開的士要大得多。

阿藍的命運的確沒有因為寫作成名而改變，起碼他生存的物質條件沒有，我只知道寫作賦予了他內心另一個世界，在那個世界裏他是公平、正義與美的主宰，沒有人可以小看他。而且在詩中，阿藍沒有自怨自艾，卻伸出自己本來也是微力的手臂去幫助更多同階級者發聲，為此他還受到過現實的反彈與傷害。

多年沒見，約採訪的電話打通後，阿藍依然滔滔不絕。尤其是我提到「香港作家」一詞，更惹起了他的火——「我覺得香港社會完全不重視文學和作家，你看Lady Gaga演唱會門票能炒到一萬多元，他們卻不捨得花幾十塊錢買一本詩集！」後來在採訪中他又提到此事，阿藍憤怒控訴Lady Gaga等商業文化的時候，我初還以為是書生意氣，但知道他一生境遇和現況，我完全明白他的憤怒。在香港，一個「白領作家」與阿藍這個「藍領作家」，他們的絕望不過是五十步與一百步之間的分別。

在他工作過的美孚巴士總站見面後，阿藍取出一疊舊照片，一時我無法把照片上英俊甚至穿着有點時髦的青年與身邊已經六十多歲蒼老的詩人聯繫在一起，不乏意氣風發的照片，「六十年代參加時事常識問答比賽，我代表足球組取得冠軍，我既參與踢球也參與問答比賽。」阿藍尤其珍惜一張黑白照，「當時我在電子廠工作，與總經理筆戰，在《工人週報》你一篇我一篇的爭論工人福利問題，他有他的解釋，我有我的立場，最後我被開除了。」

這樣因文「獲罪」的情況，日後阿藍還遇到過，「九巴最初不知道我寫作，我不輕易讓工友知道，但後來我上電視了，電視威力原來這麼厲害，大家都看到了，於是就得罪了九巴——因為我寫了一首〈錢箱更加滿瀉〉諷刺九巴。」這個題材不熟悉內部的人是寫不了的，這是阿藍在九巴工作很久才知道的特性，公司高層知道了這首詩，暗裏一級級地給阿藍施壓，「我不過是一個站長，上面還有稽查、區長、總區長……這樣施壓下來你的工作就不再順利了。我們的力量在現實生活裏是很薄弱的，吟詩是吟不掉的。反而是有些工友因此對你有些尊重了。」

他向我解析〈錢箱更加滿瀉〉的寫作，如何從站長的飯菜生涼切換到辦公室裏有冷氣，是蒙太奇手法；辦公室外面的招牌熄滅了，是象徵手法；結尾處一個玩具汽車裏機械司機不斷轉動軚盤，那是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 1898-1956）的陌生化，以及中國文學的餘音不絕。「我喜歡司空圖，詩的收結應該有餘音。我在自學的過程中整理出一套感覺式的學習方法，領悟的方法，這和司空圖的感性美學相通。」阿藍是草根詩人，但他對詩藝的要求往往不亞於一個精雕細琢的學院派詩人。

阿藍出身寒微，用了一輩子與貧窮搏鬥，這是我毋須諱言的。從政治正確的角度來說：貧寒的生活也許有助於一個作家體察底層生活的細節，就如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 1903-1950）曾流落英倫底層收容所甚至行乞，使他寫出了《巴黎倫敦放浪記》，但如果一個作家長期沒有一張穩定的書桌，精力勞力都用於解決溫飽問題，那又談何提煉生活？阿藍已經算幸運的，他能夠出書、發表詩作，還有更多香港的低收入階層就連一點點的文學夢也做不起，這樣放棄自己的人，我和阿藍都見過許多。在種種不利條件阻撓下，阿藍能堅持到今天，就值得每一個能輕鬆進行寫作的人尊敬。

阿藍出生於大陸，還是兩歲的時候就被抱着來了香港。「身份證上我今年六十六歲，當時報大了幾歲，是生活所迫，家裏連租都交不起，只好小學沒畢業就棄學去工作。因為我父母兩人都吸毒，母親甚至曾經入獄，他們那時艱苦的工作不吃點毒品麻醉自己不行，但一沾上就萬劫不復了。他們辛苦賺來的錢都買毒品去了，哪裏有功夫照顧你？我的大哥已經不再來往，一個收養的姐姐，在她十多歲的時候就被引誘離家出走了，我朦朧中也感到沒有了姐姐，但只是有點不捨得。」這樣的場景，原來不只見於催淚的粵語長片。

那時的香港，貧富懸殊更甚，社會上大部分人都是窮人，「我父親先來香港，母親接着來找尋父親，我有一首詩〈尋夫〉就是寫這個。但找到了，他也養不起這個家，小孩子不懂，越長大越難受，為什麼生活是這樣的？父親住在他幫工的老闆家，僅以餬口，媽媽就做各種雜工謀生，我還記得她早上煮了柴魚花生粥，和我一起帶到工廠路邊賣，賣得差不多就會被人抓走。我斷斷續續讀到小學四年級終於讀不下去了。」

出去工作只能做走鬼的童工，警察巡查就要躲起來，所以後來趁換身份證，阿藍把年齡報大了三歲才解決了這個問題，「其實這樣的情況存在於那時每個窮人身上。」而他們的居住問題怎麼辦呢？阿藍一家連劏房都住不起，開始只能在唐樓騎樓底下圍一圈紙皮來棲身，後來搭到門路，在歌詩舞街那邊的木屋區搭了一間木屋，搭好了又被政府拆，改到大坑渠旁邊的木院再搭了一間。「不知是颱風溫黛還是瑪麗來的時候，我們正在睡覺，頭上的屋頂突然塌了，只好舉家去找父親，父親的東主也只允許暫避一晚。現在想起來，那個時代是會要你隨時消失的——貧窮不止帶來飢餓。」

最後搬進觀塘，當時人稱「紅番區」的徙置區。正巧馬若（香港詩人）也生活在那裏，「我們大家都是街童，不打不相識——一起打過球也打過架。那時踢的球只是紅色的小塑料球，買不起足球。」那個球有一特色就是你總是踢不中它，腳尖卻踢到地面了，所以阿藍他們的球賽總是流血收場。「當時我們各自都已經喜歡文學，進行自修，但只知道對方是踢球打架的街童。相識的契機是，我去社區文化中心看書、投稿，馬若已經加入較著名的秋螢詩社，秋螢邀請我加入——當時的編輯有關夢南、麥繼安、李家昇等，編輯部開會，我和馬若同時進來，互相一看這不是「紅番區」一起踢球的小子嗎？」

「在紅番區，我家還是最窮的，窮得連鐵閘都裝不起，在同層樓裏只有我家如此。當時寫作，只是教心靈不那麼難過，心想我也是寫作的，可以以此宣洩自己對社會對家庭和生命的不滿——為什麼我家窮得鐵閘都裝不起？連街坊都笑話你。」這時阿藍才知道什麼「仗義每多屠狗輩」是騙人的，鼓勵的說辭而已，很多屠狗輩是會瞧不起人的。

做過各行的雜工，二十出頭阿藍始開車，開過貨車、有錢人的私家車、的士，最後在巴士公司做站長。一直寫詩，但也有過多年的中斷，「一九八九年暫停了寫作，因為知道再寫下去，生活就堪虞了！對於一個在草根工作的人來說，你要執着自我，要公平公義的話，就意味着這份工作做不長久。」

「同時香港文壇是一個分黨分派的形式，是根本不值得人留戀的。只要你減少交際，你就是孤立的，你肯交際的話作品水準不夠也不重要，一樣有人賞識。香港文壇比其他文壇更可怕的是，只要不合口味，你就是他敵對的人。這表明了香港文壇的胸襟不及中國大陸或台灣。」彼時文壇的勢利不亞於社會的勢利。

家人亦不支持，亦帶來很多文學以外的壓力。「但我從來沒有以寫作來抨擊家人，陶淵明如此胸襟尚且寫〈責子〉，我沒有，我知道這是社會的問題不是他們的問題。社會一天不好，我的子女只是犧牲者之一，社會上還有萬千犧牲者，我要改善社會那才是根本的。」

坊間著名的《十人詩選》裏有也斯、葉輝，也有阿藍、馬若，他們一起創造了香港本土特色的詩風。「一九七三年我獲得第二屆青年文學獎，認識了葉輝，他是散文組得獎者，我是新詩組得獎者。也斯是我和馬若介紹給葉輝認識的，也斯編《中國學生周報》的時候，我和馬若投稿，他很欣賞我們的作品，約我們一起見面。我們沒有什麼名人、偉大作家的概念，只是渴望交流而已，這樣才能推進香港的文學。假使我不認識也斯，我們的寫作也有相同的趨向，初期我們會使用文言，以為這樣更典雅，後來就發現不合自己的個性，都使用口語，寫日常生活了。再後來又有不同的發展，有人能把文言和口語結合，神話與生活結合，這也是符合他的本質的。但我不需要這樣做，我的風格是喜歡自由，喜歡沒有包袱——學問就是我的包袱，每個影響我的作家和思潮我只取少少便滿足。」

阿藍的詩還有一個特點是強烈的節奏感，來自他年輕便喜歡聽的流行音樂——「但是不俗的流行音樂，如Beatles、Bob Dylan、Joe Hill等，我當時在紅番區甚至與街坊們組織過一隊樂隊Blue Bird，我是鼓手——沒錢買鼓，便直接在自己身體上練習，於是學會了Jazz的節奏、靈曲的節奏、搖滾的節奏……所以我學的不是平平仄仄的節奏，而是流行音樂的節奏。而且更重要的是內在的節奏。」搖滾的阿藍，這又是一個與公眾想像的工人詩人不同的形象吧？我卻想起了如今My Little Airport等樂隊，也是新一代打工者組成的。

最近六、七年來，阿藍每年只寫兩三首詩，但內容多元化了，少寫了工人生活，多寫了現實其他層面，「如最近寫手機的一首詩，我寫了喬布斯（Steve Jobs, 1955-2011），點出喬布斯本人也不過是一個商品而已。」

「現在的工作我都是做兼職校對甚至速遞等散工，做一天得一天，仍在給居屋貸款供款，我的生活就是用最節儉的方法去生存，別人去餐廳吃飯我則吃十五元的飯盒，在家的話買嘉頓方包，以前吃六塊現在吃四塊，下午則吃便宜的麥片，幾元就一餐。但我一向崇尚Simple Life，就算我將來有錢，我還是用Simple Life的方法生活。」雖然阿藍這麼說，這番話依然讓我很難過。

說實話，我真希望阿藍的生活會好過一些，這個城市即將有「西九」、有M+等等耗資過億的文化項目，而創造文化的人卻依然在生存線上掙扎，我們還奢談什麼香港作家、香港文學呢？

║一首低沉的民歌║——寫給工時過長的地方

節日像民歌

一首首唱着

旋律曾在開闊的地方

節拍出翅膀

飛翔到處飛翔

早上的天空下

挖掘過的地盤蓋搭起來

酒樓商店早已營業

工廠的機器隆隆轉響

巴士軋軋開去碼頭

渡輪泊岸湧出人潮

潮聲時強時弱

人們向商業區走去

電梯升升降降

每天開始的市聲抑抑揚揚

高高低低的節奏

這天街市熱鬧極了

當一個節日來臨

民謠不斷唱着

田野流轉歌謠

寒夜中圍着火堆吆叫

赤腳跳躍大地上

想擊拍起原野的回響

長年伐木墾荒的舊歌

調子轉為沉郁

水災後的怨曲

沿河邊半唱半喊

當豪雨又再降下

落到公路交織的市區

一架貨櫃車日夜趕路

碰撞路面失修的天橋

路途長長的震動

水撥用得太久

轉瞬間無力撥動

視野變成一片朦朧

在雨水橫流的門前跣倒

準時上班的護衛員

站崗時間過長

雙腳酸軟跌傷了

大雨打濕磨薄的鞋子

許多道路陷落

假日加班的經紀

按着胃痛趕去會客

一路走一路想着家人

抽不出空閒陪伴

一個單親家庭的兒女

正在夜總會瘋狂跳舞

跳到聲音嘈雜

敲着發抖的雨傘

寬闊的街道

陷成狹狹窄窄

泥濘濕透一地羽毛

一支支唱着

勞動節如流傳的民歌

在很多地方唱得嘹亮

當空中灰塵日漸積聚

混雜嘩啦嘩啦的大雨

遮蓋了整個城市

當紀念的日子到來

雨季十分漫長

超時工作到夜晚

拖着身體行着

地上積水濕滑

腳步聲緩慢起落

像一首低沉的民歌

點評

阿藍這首名作正如其名，充滿民歌的節奏，大量使用疊字和句子的重複，營造出一唱三歎的沉鬱之聲。其對底層困苦的關注並不訴諸激昂的抗議或者辯論，而是用克制的敘述、行板一樣的賦體，流水般從容帶出感同身受的痛和祈願。

※ 本文摘自《浮城述夢人》，原段落名為〈仍在唱一首低沉的民歌〉，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