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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費南多.薩巴特;譯/魏然 

極權主義者永遠都是一副冷嘲熱諷的神情,他們訕笑道:在那些開放的社會制度中,所謂自由,不過是「表面文章」,不過是「資產者」的自由。他們奚落自由,將自由的無效展示給眾人,將自由看成是一套騙人的把戲。一旦得到機會,他們必定要把自由斬盡殺絕!因為他們深知,儘管自由表面上脆弱不堪,常常失效,但是齊整劃一的極權主義絕不能與基本政治自由共存:倘若縱容自由存在,假以時日,它一定會把仰仗坦克與員警來維護統治的當權者徹底消滅。

順此邏輯,極權國家當然會壓抑個人自由,因為它們本身就是藉著「眾人」之名施加統治,它們當然不甘心和每位公民分享權力。但是,自由的敵人不一定永遠在自身之外,也可能藏匿在個體自身當中。精神分析學家佛洛姆[1]在社會學領域也頗有建樹,半個世紀以前他寫了一本非常有趣的書,書名耐人尋味──《逃避自由》。

問題的關鍵就在這裡。公民害怕他自身擁有的自由,各種各樣的選擇與誘惑鋪陳在他面前,還包括那些他可能犯下的錯誤,那些他可能做出的野蠻行為……如果他願意那樣做的話。他就像在一片讓人疑惑的海域上漂浮,找不到什麼固定的參照,一切價值都要他親身去揀選,他必須獨立判斷什麼是他應做的事清,無論是傳統、神靈還是領袖的智慧都不能減輕他的繁重任務。

但是,公民首先會因為別人的自由而感到恐懼。自由的制度就是具有這一特徵,因為每個人對於將要發生的事情都沒有十足的把握;每個人都感到別人的自由是一種威脅,因為我希望每個人都依照我的預期行事,每個人都有義務順應我的要求,絕對不能觸犯我的利益。如果其他人是自由的,那麼很明顯,他們可以做好事,也能夠做壞事。如果他們能如我所願只做善事,豈不更好?如果放任他人生活於自由中,我豈不是要擔待巨大的風險?只要別人不能享受自由,很多人寧願放棄他本人的自由:事情就是這樣發生的,每當大家覺得必須如此,情況就已不可挽回。

我的自由是非常危險的,因為我可能會濫用自由,可能會傷害自己;別人的自由,那就更不用說了,因為他們可能會濫用自由,以此達到傷害我的目的。取消這種不可靠的狀態不是更好嗎?你不要以為永遠是執政者想要取締自由或者盡可能削弱自由──在很多情況下,是公民們對自由感到厭倦或恐懼,於是主動呼籲當權者進行鎮壓。每當民眾要求國家「為了我們好」而限制自由時,國家決計不會放過這個天賜良機。某些極權主義政客──譬如希特勒──就是通過選舉程序掌握政權的,因此我們可以得知,自由公民可能會運用他們的自由來終結自由,也可能會利用大多數人的民主來取消民主。

政府下達的禁令越多,不負責任者越感到安全快樂

讓我們進一步來廓清這一觀點──不負責任者是自由內部的敵人,不管他們自己是否意識到這一點。所有那些否定責任的人,就其本質而言都是在拒斥公共自由;如果把自由與每個人都應承擔的義務割裂開來,自由就會變得難以理解。自由就是把握自我:要麼每個人都在身邊安置一個員警、一個醫生、一個心理專家、一個教師,甚至還包括一個神甫,讓這些人每時每刻指引我們,告訴我們應當怎麼辦;要麼我們就自己做出決定,之後不論結果是好是壞,都要勇於面對。

做一個自由的人意味著可能會犯錯誤,甚至會誤用自由而傷害到我們自己。享受自由卻從來不會做壞事,永遠不會遭遇不幸……這種狀況並不符合人類的本性。現代民主制度發軔於十八世紀中葉的啟蒙運動。當年康德曾指出,啟蒙標示著人類已然走出政治上的未成年狀態。如果我們已是成年人,就應有能力組織自己的生活,在法律面前做平等而自由的人;如果情況剛好相反,就需要一位「超級爸爸」,請他來保護我們,依仗他來抵抗我們自己,或者說,讓他約束、指導並管理我們自由行動的能力。不用說,我們眼前就有一位競選人主動請纓充任「超級爸爸」,為了贏得這個頭銜,他把所有的籌碼都壓在上面──你已經猜到了,我說的是國家。國家原本只是我們的經營顧問,現在卻出現了一種狂熱的想法,要把國家變成我們的父親(所有那些在國家面前顯得膽怯、幼稚、嬌生慣養的人大都支持這種狂熱想法),我們將這類官僚主義色彩的狂躁症統稱為家長制思想。這種思潮影響深廣,超出你的想像。

患有幼稚病的不負責任者又可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懼怕別人,另一類懼怕他們自己。但是這兩種情況的最終結果是相同的:政府下達的禁令越多,他們越會感到安全、快樂。他們將國家視為偉大的父親,並以他們的方式向父親禱告,懇求父親「不要讓我們墜入誘惑」。這是因為所有的不負責任者都不相信自由(自由是一件美好事物,但也是一件艱難的事),而是相信一種神話:誘惑是不可抗拒的。換句話說,他們相信有一些形象、一些話語、一些物品,還有一些陰謀詭計,或者其他什麼東西會不斷地引誘他們,這種誘惑與生俱來,勢不可擋,以至於在這些誘惑面前他們不可能做出絲毫反抗,因為他們的決斷能力已經完全潰敗。

他們經常說:「再也把持不住了……」於是,國家—父親就成了唯一的拯救力量,他親自出馬,禁絕一切誘惑──一旦消滅了誘惑,危險也就消失了,這群可憐的傢伙正是這麼想的。我曾對你說過,他們非常幼稚。

註釋

[1]佛洛姆(Erich Fromm,一九○○至一九八○),德裔美國心理分析學家,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著作包括《逃避自由》、《愛的藝術》等。

※ 本文摘自《哲學大師寫給每個人的政治思考課》,原篇名為〈少一些自由,會更幸福嗎?〉,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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