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願放棄民主、擁抱獨裁，法國人曾刻意遺忘的維琪法國

文／洪仕翰

二十世紀是個極端的年代，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的衝突以最激烈的方式在國與國之間上演。面對納粹德國和共產蘇聯等極權主義代表的挑戰，根基不穩的自由民主制度遭到重大挫敗。而在二十世紀上半葉、遭到極權主義挑戰的國度中，在一九四○年自願放棄七十年民主歷史的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特別值得二十一世紀的我們研究。

隨著蘇聯的解體與東歐國家的民主化，我們的世界經歷了一段短暫的樂觀時期，民主制彷彿定於一尊，難以撼動。論者如法蘭西斯．福山等人甚至大膽預言，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將是人類社會的演化終點。

那個樂觀的年代畢竟沒有持續很久。二十一世紀也不過才走到第二個十年，我們已開始聽到各式各樣的質疑。一度看似能夠突破民族國家藩籬的歐洲聯盟，如今看來處處皆是分裂的牆角，更不用說極右派在歐洲的得票率正年年增長；川普在美國一連串具有爭議的舉措，猶如在自詡世界民主領頭羊的美國自由派頭上敲了一記悶棍；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則似乎有愈來愈多的國家意欲仿效所謂的「中國模式」或「俄羅斯模式」。

「民主在退潮」的言論一時甚囂塵上。

我們的世界正在遠離一九四○，但我們的世界彷彿也愈來愈像一九四○。

歷史不會重演，但有時會驚人的相似。無論我們是否正在重返極端的年代，有一件事情倒是確定的：我們正在失去對既有民主體制的信心，就像一九四○年的法國人一樣。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回頭檢視七十年前的法國人，為什麼選擇揚棄自身的民主制度，或許就不再是一個那麼遙遠與抽象的課題。

那麼，一九四○年的法國人為何放棄了民主？

軍事潰敗是最顯而易見的原因。民主的法國在短短六週之內敗給了獨裁的德國，無疑會讓法國人對自身的制度產生懷疑。

然而，軍事上的失利無法完全解釋法國的選擇。法國並不是歐洲唯一受到納粹軍事入侵的民主國家。一九四○年陷落的不只有法國，還有丹麥、挪威、盧森堡、荷蘭與比利時。但法國卻是這些國家中，唯一在戰敗後「自願」放棄自由民主與既有憲政體制的國家，也是除了丹麥以外，唯一民選政府沒有流亡海外繼續抵抗的國家。

而與丹麥不同的是，法國政府甚至沒有試圖在德國占領下維持民主制度，反而迫不及待地宣布民主共和的死刑。

用美國駐法記者威廉．夏伊勒的話來形容，就是第三共和在戰敗後「切腹自殺」了。當民主遭難時，法國在第一時間的反應並不是起身捍衛，而是將過往的民主共和視為戰敗的元凶。就像日後擔任維琪法國副總理的右派政治家拉瓦爾（Pierre Laval）在鼓吹國民議會將大權授予給貝當時說的：「導致這場大災難的制度不能再保持不變了。」

表面上來看，法國的選擇是務實與理性計算的結果。貝當掌權前夕，絕望的邱吉爾曾突發奇想，提案英法共組政治上的統一聯盟，試圖讓法國有理由繼續抵抗。對此貝當只是冷冷地評論：「法國為什麼要與一具屍體瞎攪和？」對貝當來說，納粹德國已經征服歐洲，英國的臣服也只是時間的問題。現實的風向已經變了，識時務者為俊傑，法國應該趁早服膺於這個新秩序之下。

然而，貝當與維琪法國的支持者們並非只是單純的投機主義者。法國之所以從民主走向獨裁，還有其理想與意識形態上的因素。

「法國已經受夠了。」最先主張停戰的魏剛將軍，在法國陷落前曾私底下表示：「由共濟會、資本主義與國際思潮所組成的政權與舊秩序，是導致我們落到這步田地的原因。」[1]這位天主教出身的保守將軍多年來始終同情君主體制，並對「失序」的共和政體憂心忡忡。

當雷諾總理主張要遷都至北非繼續抗戰、並舉出同樣流亡海外的荷蘭為例時，魏剛嚴詞反駁，他認為法國第三共和「這種在短短七十年間就換了上百個政府的短命體制」無法和荷蘭的君主制相提並論。那些每隔幾年就會被人取代和遺忘的民選政客，根本無法代表國家。魏剛的回應頗具有代表性，除了暗示他個人鍾情於君主政體外，也明示了像他這樣的陸軍高層，對當時法國的民主共和制所持有的輕蔑看法。

　法國需要一個新的秩序、一個智識與道德上的復興。[2]

國民英雄貝當元帥在向法國人民宣布對德停戰消息時如此宣稱。也就是說，在貝當眼中，法蘭西第三共和不但失序，在智識與道德上也淪喪。為此，法蘭西必須矯正她過去的錯誤，才能重新恢復勞動、家庭與祖國的優良傳統價值。

就像貝當一樣，維琪法國的支持者將戰敗看作變革的契機，可以一口氣擺脫第三共和時期種種他們所不樂見的「民主亂象」：頻頻更迭的政府內閣、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所引發的罷工與社會動盪、政客與媒體的腐敗，以及人民對天主教信仰的不虔誠。

沒有人能夠比里昂的樞機主教熱利耶（Cardinal Pierre-Marie Gerlier）更能表現出這種將戰敗視作贖罪機會的看法。這位主教在法國陷落後坦白地表示：「如果戰勝了，我們或許永遠都會是自身錯誤的囚徒。」[3]

一九四○年法國陷落，意外給了所有對過去法國民主體制抱持敵意或心灰意冷的人們一個難得的機會，而這個機會的產物就是維琪法國。極右派政客、法國大革命後被壓制的保皇黨人、保守派軍人、天主教會與各式各樣的投機分子們聯合起來，在第三共和最脆弱的時刻，給了它致命的一擊。

塵封的記憶：放棄民主的國度

一九四○年，法蘭西第三共和國隕落。

「我感覺此時此刻法國社會徹底瓦解了，軍隊、政府、民心都渙散了。」當時正在巴黎報導新聞的記者夏伊勒這麼回憶。

震驚的法國人迫切地需要一個足以解釋現狀的說詞。而貝當元帥已經準備好了一套。他說：

我們比二十二年前還要脆弱。我們的朋友更少，我們沒有足夠的小孩、足夠的武器，也沒有足夠的盟友。這是我們戰敗的原因。

然後，他話鋒一轉，繼續說道：

我們讓自身的享樂精神壓過了犧牲精神。我們要求的太多，但付出的太少……我不會讓陸軍來承擔政客所犯的錯。

在今天來看，貝當此番言論像是在怪罪過去二十年來的人太草莓，而那些不負責任的政客，則要對這二十年來的政治亂象，乃至於對法國陷落本身，負起主要的責任。

一九四○年，有太多飽受分裂之苦的法國人，已經準備好接受貝當這套說詞。他們成為維琪法國的潛在支持者，並透過支持貝當的說法，將戰爭的痛苦與戰敗的恥辱，轉嫁到第三共和的體制本身。

法國已經準備好要放棄它的民主。

一九四○年七月十日，除了少數逃往北非的議員外，法國國會以五百六十九票對八十票的懸殊比數，全權授予貝當元帥修改第三共和國憲法的權力。法國國會此舉形同宣判了自己的死刑。貝當隨即頒布一系列的修憲法案，包括賦予自己指派與辭退內閣官員的權力、凍結既有國會並改透過自己指派的官員來負責立法。

在新的憲政體制之下，貝當形同掌控法國的行政、立法與司法大權，甚至還可以挑選自己的「繼承人」。從太陽王路易十四以來，沒有一個法國元首擁有這樣大的權力。

彷彿自我實現的預言般，一個萬眾期盼的強人誕生了。

在國民英雄貝當元帥的帶領下，法國終於揚棄了民主建制，轉而投入「國家革命」的懷抱。無論真誠與否，許多人相信貝當的「國家革命」能夠帶領法國走出過往的政治亂象與重回昔日的榮耀。既然自由、平等、博愛是導致失序與混亂的潛臺詞，維琪法國於是把國家格言置換成了勞動、家庭與祖國。

一系列「撥亂反正」的措施很快展開。

維琪法國透過打擊個人主義來重振家庭在法國的核心地位，將法國重新塑造成一個由貝當爺爺領導的家父長式威權國家。

維琪法國透過打擊女性主義與自由主義來提倡婦德和挽救生育率。女孩被要求接受家政教育，學校的教材開始將聖女貞德描寫成精於裁縫與廚藝。它修改民法的離婚要件，凡是結婚三年內一律不得離婚；墮胎自然是非法的，墮胎與協助墮胎者最重甚至可以求處死刑。

維琪法國還禁止罷工與工會，以避免人民陣線時期的亂象再現。新政府強調回歸農民與鄉村的傳統價值，以杜絕階級鬥的可能。此外，反猶主義受縱容，年輕人則被鼓勵加入天主教會。新政府認為恢復教會在生活中的權威，有助於社會的穩定與和諧。

不是所有人都贊同維琪法國的作為，但共和國堅貞的捍衛者卻不夠多。前首相雷諾、達拉第、布魯姆等人都被長期拘禁。先前反對停戰最力的內政部長曼德爾展開最早的地下抵抗運動（他在一九四四年遭到維琪政府殺害），而戰爭部次長戴高樂則流亡海外，從零開始號召法國人反對維琪政府。

貝當的國家革命終究沒能持續。隨著二戰局勢的逆轉與納粹德國愈發糟糕的占領政策，法國人對貝當與新政府的支持迅速冷卻。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第三共和的滅亡與維琪法國的誕生就成了法國人所不願面對的一段回憶。

在二戰結束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一九四○年自願放棄民主、擁抱獨裁的往事，遭到了法國人的刻意遺忘。

在戰後的審判草草定罪了若干維琪政府的官員後，關於第三共和國隕落前夕的記憶似乎就此塵封。或許，正如同研究法國史起家的英國史學家東尼．賈德（Tony Judt）在《戰後歐洲六十年》（Post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當中所說的，像這樣的集體遺忘有助於國家復原。[4]

法國年鑑學派的史家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在一九四○年法國陷落時正在法軍服役，並在德國戰俘營度過他的二戰歲月。布勞岱爾在一九七二年的個人遺囑中自陳，當年之所以會用結構性、長時間的角度去寫他的成名作《地中海史》（The Mediterranean），有部分原因正是出於自己不願面對當年經歷的悲慘事件。他只能選擇拒絕、否定與降低這些事件在歷史上的重要性。他想要相信，歷史與命運都是在一個比這些事件更深遠的層面上被書寫。[5]

與遺忘並行的，是對過往的選擇性記憶。

多數法國人選擇相信，他們是遭受貝當與維琪法國政府的欺瞞，他們選擇相信自己，也很快響應戴高樂號召的抵抗運動，為民主和自由而戰。這或許是法國人在面對放棄民主的這段難堪過往時，一種自我調解的方式。

「抵抗運動」就此成為二戰後法國的國家迷思。

戴高樂與許多共和支持者們特別助長這樣的迷思，因為這有助於他們否定維琪法國的正當性與合法性。強調維琪法國的異常與非法，有助於戰後的新共和維繫自身政權的正統與延續。這樣的迷思持續了數十年。直到一九七○年代以後，才有愈來愈多的法國人願意回頭檢視這段失落的記憶。

註釋
[1]譯自Julian Jackson, The Fall of France: The Nazi Invasion of 194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233。
[2]譯自Julian Jackson, France: The Dark Years 1940-194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23。
[3]譯自Julian Jackson, France: The Dark Years 1940-1944, p.140。
[4]東尼．賈德，《戰後歐洲六十年．卷一：進入旋風》（臺北：左岸文化，二○一二），頁一一三～一一四。
[5]譯自Fernand Braudel, Personal Testimony,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44, No. 4 (Dec., 1972), pp.448-467。

※ 本文摘自《關鍵年代》，原篇名為〈民主在退潮：是誰謀殺了第三共和？〉，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