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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一國兩制」安排,中國政府答應香港享有「高度自治」。但是,許多香港人認為中國政府經常干預特區政治事務。一個主要憂慮是香港的法律和政治自主權,而在2002年劃上句號的居港權爭議,就凸顯了這方面的擔憂。《基本法》訂明,香港中國居民的子女,只要出生時父或母是香港永久居民,他們就擁有香港永久居留權。但新的立法會在1997年通過條例,對證明居港權的程序加以限制,這觸發了法律訴訟。1999年終審法院裁定挑戰政府一方得直,特區政府就警告,法庭裁決會使一百六十萬可能來港的大陸移民獲得居港權,香港資源將難以承受(政府聲稱,為這些新移民提供房屋和教育的開支將高達七千一百億港元)。特區政府把案件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引發香港法律界嘩然。終審法院全體五名常任法官考慮辭職。李柱銘指摘政府「斷送」香港高度自治。在6月30日特區成立三周年前夕,六百名律師身穿黑衣沉默遊行反對釋法。


擁有《基本法》解釋權的全國人大常委會與特區政府站在同一陣線。超過五百名居港權申請人認為,全國人大的解釋剝奪了終審法院裁決賦予他們的權益,因而引發代表這逾五百人提出的大規模法律挑戰,批評者指摘特區政府玩弄數字,誇大對於房屋、就業和公共衛生的壓力,製造恐慌並挑撥公眾反對移民的情緒。但親北京報章指終審法院犯錯,支持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民建聯主席曾鈺成(自2008年起擔任立法會主席)認為特區政府應尋找「更好的方法」,以阻止一百六十萬可能來港的移民湧入。此外,在人大常委會釋法後進行的民意調查雖然顯示市民對政府信心下跌,但同時顯示逾百分之八十的受訪者(令他們更為擔心的,是愈來愈多大陸移民來到香港)不滿終審法院的裁決,百分之六十五的人支持政府限制移民湧入的做法。在絕大多數人眼中,顧全整體社會的福祉似乎比維護法律更重要。終審法院在2002年1月接納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最終解釋權,推翻之前的決定,裁定為爭取居港權興訟的人敗訴。


另外一宗案件似乎也是對香港法律自主的考驗。在2001年7月,特區政府容許被中國拘留五個月的香港城市大學美籍華裔教授李少民回香港。李少民被中國起訴危害中國國家安全和為台灣做間諜,雖然他堅稱自己只是從事研究,但經秘密審訊後他被定罪,其後被中國驅逐出境。許多觀察家認為李少民案的發生,是中國出於政治原因打壓與美國有聯繫的學者,尤其是因為美國一名華裔學者在類似情況下被拘留。李少民之父是中共領導人胡耀邦的智囊,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因同情學生被監禁。雖然香港入境處處長否認准許李少民入境前曾徵詢北京意見,但特區政府容許李少民回港顯然是得到北京首肯。美國總統喬治布殊(George W. Bush)和美國國會領袖都敦促中國政府釋放李少民,而國務卿鮑威爾(Colin Powell)才剛訪問北京。正如李柱銘說:「無論是誰作出決定,此人知道此事對香港十分重要,全世界都在關注。」雖然此事件看似是香港特區享有司法自主的證明,但有些批評者認為它是北京(乃至香港)肆無忌憚把法律判決用作政治籌碼的另一事例。


在批評者眼中,2002年的居港權判決清楚證明了香港根據「一國兩制」所得到的自治權是何等脆弱。這種恐懼在2003年底似乎得到證實,當時國家主席胡錦濤告誡董建華,如不事先諮詢北京,不能推行選舉改革。儘管北京政府曾承諾給予香港「高度自治」,但這時已經採取措施限制香港的民主發展。全國人大常委會在2004年4月6日決定,香港若要修改選舉法例,須先得到北京同意,香港行政長官不能未得人大常委會批准就推行任何修改現行選舉安排的法案,立法會也不能立法改革選舉。香港反對黨派指摘這決定違反「一國兩制」,4月2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宣佈,行政長官或立法會直選違反《基本法》,這等於否決2007年全民直選行政長官和2008年立法會所有議席由普選產生的可能性。2004年春天進行的調查顯示,市民對於港府處理與北京中央政府關係的手法十分不滿,怨氣達到1997年回歸以來的最高點。


另一個令人憂慮的是香港言論自由的前景。迄今為止,香港繼續享有相當廣泛的言論自由。在1999年3月,上訴法庭推翻早前兩名人士因侮辱中國國旗和香港特區區旗被判有罪的裁決。法院指出,兩人被判罪牴觸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保障的言論自由,而根據《基本法》香港繼續享有此公約保障的自由。雖然終審法院在1999年12月又推翻上訴法庭的決定,維持兩人有罪的判決,但香港人批評中國政府仍相當自由。在1998年7月1日,示威者抗議國家主席江澤民來港訪問,特區警察的應對方法只是播放古典音樂蓋過示威者的聲音。1999年7月1日,國家副主席胡錦濤主持香港回歸祖國紀念碑揭幕儀式,致辭時遭六十多名民主派人士高喊「李鵬下台」和「民主中國」口號打斷。每年天安門事件周年紀念,過萬名市民包括許多內地人,都會舉行和平示威和燭光晚會。


雖然《基本法》保障新聞自由,但在香港回歸前的一段時期,中國政府就已顯示它對何謂新聞自由有自己一套看法。在1996年5月,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魯平向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說,「絕不」容許鼓吹「兩個中國」或香港、台灣獨立的新聞報道。同年10月,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錢其琛承諾,香港傳媒會享有完全自由,也可以提出「批評」,但告誡傳媒不能散播「謠言或謊言」,也不應對中國領導人作人身攻擊。這些和更早之前提出的警告,似乎營造一種自我審查的氣氛。在1994年1月,英國廣播公司製作的一部關於毛澤東的記錄片被中國政府指斥為偏頗,本地電視台無線電視遂決定不予播放。1996年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和傳播學系一項調查顯示,許多新聞工作者不願意批評中國政府。香港記者協會在1997年預計,對香港言論自由斲喪最大的,可能是新聞界自我審查,而非直接政府干預。


不過,香港享有的新聞自由,仍然比大多數亞洲國家為大,若與中國大陸相比肯定更是大得多。在1998年春天於北京舉行全國政協分組會議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港區委員徐四民批評公營的香港電台,指它播放批評中國和香港政府的節目。不過,江澤民曾告誡香港的全國人大代表不要干涉港府事務。此外,董建華說新聞自由很重要,卻認為對於特區政府應該作正面報道,但是,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堅說香港電台應享有編輯自主,而且這屬於本地事務。秦家驄在1999年說:「在九七前,大部分西方和本地傳媒仍然以1989年天安門事件發生時的眼光去看中國,所以均提出悲觀黯淡的預言,但這些預言並沒成真,香港新聞自由繼續發達。」


問題是沒有人能肯定這種新聞自由能維持多久,或者範圍能有多大。在1999年8月,徐四民和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王如登抨擊香港電台,指它容許台灣駐港代表在電台發表鼓吹中國和台灣是兩個國家的言論。親中政黨民建聯的兩名領袖批評香港電台違反《基本法》明定的一個中國政策。其後副總理錢其琛說,鼓吹台灣和中國是國與國關係牴觸一個中國原則。在2000年10月,香港記者向國家主席江澤民提問是否支持董建華在2002年連任的問題,遭到江澤民斥責。主張台灣獨立的民主進步黨提名的陳水扁在2000年春天當選台灣總統後,中聯辦副主任王鳳超警告香港傳媒不要報道台獨活動。雖然中國當局沒有明言新聞機構若違反禁令將如何處置,但香港傳媒明顯出現自我審查的趨勢(並非所有傳媒專業人員都那麼關心新聞自由的。1996年左派報章記者就成立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抗衡帶頭捍衛新聞自由的香港記者協會)。


中國政府與特區政府很關注香港內部的煽動叛亂和顛覆活動,這是特別敏感的問題。北京一直強調香港不能成為顛覆中國的基地,在2001年初,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宣佈政府會「密切注視」法輪功。法輪功是結合佛教靜坐與中國傳統氣功的半宗教組織,自1999年起被中國大陸列為「邪教」取締。但在香港,法輪功是根據社團條例註冊的合法組織,成員經常舉行和平示威,抗議中國大陸打壓。在2001年期間,董建華對於法輪功的稱呼從「或多或少」是「邪教」,改為「毫無疑問」是「邪教」。行政會議成員方黃吉雯促請政府通過禁止煽動叛亂法,以監察法輪功。2001年5月,特區政府正式宣佈有意制定反邪教法,針對目標是法輪功。這項宣佈在本地傳媒引起爭議。在6月底,政務司司長曾蔭權(他剛接替陳方安生)突然撤回反邪教法建議,說特區政府會以「香港的方式」來處理這問題。


到了2002年9月,在北京全力支持下,董建華在其第二任特首任期內,嘗試就煽動叛亂和顛覆國家罪行立法,此舉是為落實《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規定,該條文授權特區政府「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並禁止香港政治組織與外國政治組織建立聯繫。香港特區政府和1980年代末殖民地政府的做法一樣,發表公眾諮詢文件,列出所建議的法例的主要條文,其中一條授權政府可取締任何在中國大陸被禁制的組織(如法輪功)。立法的消息引發大型公眾示威,既有支持的,也有反對的,後來特區政府在2003年初宣佈,立法會將在7月表決議案。


同時,在2003年3月,香港受到簡稱沙士(SARS)的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侵襲。港府飽受批評,被指沒有及時承認爆發疫症,又淡化有關感染源頭是中國大陸的報告,但即使面對這樣的指摘,港府還是決定繼續推動備受爭議的國家安全條例立法程序。在市民對政府信心下跌的情況下,此時推動立法時機不可謂不差。在7月1日香港回歸中國六周年的日子,發生了這個年輕特區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民眾遊行,有超過五十萬人參與。更令政府難堪的是,新任總理溫家寶當時身在香港參加回歸慶典,並見證中國和香港之間簽署新的自由貿易協議。


董建華同意刪除容許特區政府取締內地非法組織的條文,但堅持國家安全條例其他內容維持不變。反對條例的人要求他下台,董建華同意延後表決。他前往北京與溫家寶、新任國家主席兼中共黨總書記胡錦濤、國家副主席曾慶紅會面後,在8月宣佈政府會就國家安全條例立法事宜再次諮詢公眾。不過,在受到反對立法的人甚至他自己的支持者施加龐大壓力後,董建華最終在9月初撤回條例草案。國家安全條例爭議餘波蕩漾,影響到2003年11月的區議會選舉。雖然中國大陸和本地親中媒體指摘民主派不愛國,但許多民主派候選人贏得議席,而與國安條例有關的候選人都鎩羽而歸。

※ 本文摘自《香港簡史》,原段落名為〈一國兩制概念與香港自治〉,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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