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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廖偉棠

「我是所有詩人之母,我不允許(命運也不讓)那場噩夢打垮我。現在,淚水從我麻木的面頰流下來。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八日那一天,我在系裡。那一天,軍隊踐踏了大學自治權,衝進了校園,見人就抓,見人就殺……」

在智利作家波拉尼奧的小說《護身符》裡,流亡墨西哥的烏拉圭女詩人奧克西里奧這樣回憶起她一生最重要的經歷:一九六八年墨西哥政府鎮壓學生運動(又稱特洛特洛爾科慘案),她躲在大學的廁所裡讀詩,一躲就是十三天,大學復課後她才被人發現。「一首詩不能抵擋一架坦克。」愛爾蘭詩人悉尼這句話不需要她也早已反覆證明,然而苦難使她成為詩歌之母,詩歌之母,在古希臘神話裡,就是記憶女神。詩歌需要活著,並且記住。

從此捍衛記憶,成了不只是詩人還是一代代墨西哥的母親們的義務:在墨西哥政府持續的白色恐怖下,一九七八年,一群婦女創設 EUREKA 委員會,以絕食抗議,要求政府統計失蹤或死亡的政治犯的人數和生平──我是在墨西哥查巴達民族解放軍(EZLN)副總司令馬訶士(S.Marcos)的童話《記憶的度量》裡讀到她們的故事的,馬訶士說:「我們多數失去記憶的人們,虧欠這些女士甚多,但女士們卻允諾我們,讓我們知曉記憶並未消失或休息,尊嚴也沒有尺寸或年齡。」

拉美的前衛作家也都像這些母親,抗拒對現實的遺忘。直到二十世紀末,墨西哥著名小說家富恩特斯(C.Fuentes)還以長篇小說《狄安娜,孤寂的女獵手》紀念,小說以一九七○年的墨西哥(革命餘燼未熄﹑社會風聲鶴唳)為背景寫就,一九九九年翻譯為中文,也是這本書讓我首次知道那場慘烈的運動。

而此後三、四十年,墨西哥發生過無數運動和鎮壓,其中一九八二年契帕斯省對工農及印第安原住民的鎮壓最大規模,在阿布薩隆將軍的統治下數百人被殺被失蹤被監禁被酷刑,但正因為這樣,在契帕斯埋下了日後革命的種子,一九八三年馬訶士及他的反叛同志們來到契帕斯成立了查巴達民族解放軍。而當一九九四年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在墨西哥生效的同日,查巴達正式起義。二○○一年,他們更發動過三千里長征,包圍了墨西哥市。

馬訶士,做為一個擅用後現代傳媒的革命領袖和詩人、作家,也是在這時進入漢語讀者眼中,二○○三年,台灣作家吳音寧譯著《蒙面叢林》,二○○六年,北京學者戴錦華和香港學者劉健芝編譯《蒙面騎士》,都是馬訶士的文集,包括童話、散文詩和檄文。

這些都留存在我的記憶裡,最近由墨西哥又一暴虐事件喚醒:九月二十六日,至少四十三名格雷羅州伊瓜拉市的勞爾.伊西德羅.布爾戈斯鄉村師範學校學生,被當地警察與黑幫聯合虐殺、焚屍,事件被曝光後,該市市長夫婦被證為幕後黑手,與涉事警察、黑幫一併被捕,但是墨西哥人民的怒火並沒消歇,在過去兩個月來多次發起向政府問責的抗爭運動,大有重燃一九六八年的鬥爭之勢。十一月九日,一支由死難者家屬組成的遊行隊伍,經過七日七夜的長征,就像十多年前的查巴達游擊隊一樣到達墨西哥市,和當地抗議者會師。

墨西哥的社會毒瘤錯綜複雜根深柢固,而歸根到柢是政治問題,長期腐敗的革命制度黨(PRI)積重難返,即使在聲稱改革的現任總統佩尼亞帶領下重掌墨西哥政權,也難以改變墨西哥對美國及黑社會力量的依賴。且不管政府貌似決心改革真假如何,學生和人民持續抗爭了幾十年,但依然看不見曙光,若然,抗爭何為?

也正是帶著這個困擾墨西哥人的問題,我重讀了上述著作和買來《護身符》一書,去閱讀墨西哥及拉美的苦澀之詩。《護身符》裡的學生和詩人們也經歷了《狄安娜,孤寂的女獵手》裡那些中產階級與知識分子的絕望,但是比後者更快恢復鬥志,也許因為他們對青春和詩的力量的確信。「那些孩子們,年輕人在唱歌,一面向著深淵走去。我聽見歌聲裡談到了戰爭,談到了整整一代拉美犧牲掉的青年人之英雄偉業,我卻明白最重要的是說到了勇敢、鏡子、欲望和快樂。這歌聲,就是我們的護身符。」《護身符》結尾才開宗明義的這一段話,可以視為新世界理想主義者的驪歌,他們將告別傳統革命所索要的獻祭或者造神運動,一步一步走進沒有光的所在,注視黑暗。

《護身符》裡可能是作者自比的智利年輕詩人阿爾圖.貝拉諾,在革命失敗之後漫遊南美洲最後回到故鄉,支持左翼總統阿連德直至一九七四年阿連德被殺(而墨西哥慘案之前一年,一九六七年,阿連德的好友切.格瓦拉與他發起的玻利維亞游擊戰也被扼殺),他並無氣餒,又回到了墨西哥。在墨西哥他完成一個革命者的自我救贖:通過一次幾乎不可能卻成功了的仗義行為,而呼應了死去的格瓦拉與阿連德的義舉。革命正因為失敗而純粹──這是前革命時代的詛咒也是荊冠,在格瓦拉身上到達極端;而後革命時代,阿爾圖.貝拉諾們唱著不一樣的歌謠。

「在祕魯的馬丘比丘高地,人們不哭,或者是因為寒冷影響了淚腺調節了淚水,或者就因為在高原上甚至連眼淚都是無用的。」墨西哥詩人的母親奧克西里奧在這高寒凜冽的幻覺中頓悟此理,挺過了十三天的禁錮而重生。後革命時代不能再訴諸悲情、訴諸淚水。真實世界裡的一九六八革命倖存者馬訶士,深知淚水是無用的,他靈活地投身後現代社會的游擊戰中,掌握了互聯網、大眾媒體、前衛藝術等等新工具,讓混跡於貧困山林的查巴達民族解放軍成為《黑客帝國》等反烏托邦科幻文化所膜拜的象徵。

馬訶士在二○○三年的戰鬥檄文〈海螺〉裡說:「查巴達既不征服,也不願送死;既不接受有條件的投降,也不想當烈士。」這其實把切.格瓦拉《論游擊戰》裡的靈活自由的抗爭狀態提升到精神層面的獨立,這種獨立超越了所謂的革命中的個人主義和冒進主義,成為一種理所當然的新人,他們沒有烏托邦崇拜,只是告訴世界:「這個世界的一切物質已經足夠,我們需要的只是重新分配。」

他們也清晰知道資本主義世界對革命形象的消費,因此馬訶士選擇了永遠戴著面罩的形象(這比格瓦拉帥氣頭像和 V 怪客面具更加決絕)──所以前幾年當人們質疑馬訶士已經年老,退出了查巴達的領導回歸作家身分乃是象徵革命偃旗息鼓之時,便有新的佩戴面具者成為馬訶士,「我們都是查巴達」,這句口號不虛。

正如前述,伊拉瓜慘案的受難者家屬組成「43×43」團體進行長征,實際上就是在呼喚查巴達精神的加持。墨西哥的革命倖存者苦澀之詩歌唱了幾十年,也應該再次高亢起來。抗爭無論成功還是失敗,都讓每一個參與抗爭者獲得自己獨立於世的證據,歌德的浮士德博士就曾預言:「只有每天爭取自由和生存者,才配享受自由和生存!於是,少年、壯年和老年人,不畏風險,在這裡度過有為的年辰。」這就是查巴達對於墨西哥的意義,也是世界各地抗爭者的意義。

※ 本文摘自《異托邦指南 / 閱讀卷:魅與祛魅》,原篇名為〈抗爭何為──墨西哥革命之詩〉,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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