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丁三

一九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在中東鐵路哈爾濱站附近的一所旅館裡,持有英國護照的馬來西亞歸僑、年僅三十二歲的東三省鼠疫防治總醫官伍連德起草著一份電報。他字斟句酌、異常慎重,他在陳述著一個驚人的結論:蔓延兩月有餘、已造成千萬人死亡的瘟疫,並非日本學者北里柴三郎所定義的典型性鼠疫(即腺鼠疫);它不是通過跳蚤在人鼠之間傳播,恰恰相反,它是「飛沫傳染」、在人際間通過呼吸道擴散的產物。他說,這種鼠疫是「肺鼠疫」。

這個論斷異常聳人聽聞。當時,按照典型性鼠疫也就是「腺鼠疫」的防治方法,沸沸揚揚的滅鼠運動已進行了一個多月。在「活鼠斃鼠每個銅幣七枚」、「由就近巡警發給」的激勵下,僅奉天一城即已滅鼠二五三四七隻,奉天全省更達到了八○九七二隻。與此同時,北京「每活鼠給銅元二枚,死鼠給銅元一枚」,天津不論死活,「每頭給予銅子一枚」。這股風潮的蔓延是如此廣泛,以至於幾千里外的漢口,官廳也頒布了「凡捕一鼠持之警局、給銅元二枚」的法令。(《申報》,一九一一年二月六日)

換而言之,倘若伍連德的結論成立,此前的防治工作不過是勞民傷財之舉。更重要的是,滿洲鼠疫牽連著紫禁城最敏感的神經:俄國人盤踞在哈爾濱,日本人控制了小半個奉天省,中途改弦易轍的話,萬一防治失敗,虎視眈眈的北極熊和貪得無厭的日本人會不會趁機要求接管東三省呢?這個畢業於劍橋大學的醫學博士、連中國話都不會講的「假洋鬼子」,到底靠不靠得住?這場愈演愈烈、令人談虎色變的災難,會不會演變成紛爭四起、動搖邦本的人禍呢?

然而,對自己的結論,伍連德異常自信。這一天,在發給防疫大臣、外務部右丞施肇基的這份電文裡,他洋洋灑灑地提出了九條防治意見。他主張立即停止捕鼠,而將防治重點改為隔離患者、封鎖疫區、控制交通、禁絕行人。一句話,他主張「封城」,以切斷任何人際間的流通。

這份電報,讓壓力巨大的施肇基深感為難、坐立不安。

肺鼠疫

這份電報,後來被視為「人類防治鼠疫的轉捩點之一」;並且它促使「中國數千年來哲學的醫學,一變而為科學的醫學」(陳邦賢,《中國醫學史》)。那麼,伍連德是怎樣得出「飛沫傳染」、從而大膽地進行「肺鼠疫」分類的結論呢?

傳播源頭提供了第一個佐證。一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也就是伍連德抵達哈爾濱的次日,他立即拜訪了哈爾濱最高官員、時任吉林省西北路兵備道道台的于泗興。這一天,以伍連德助手林家瑞為翻譯,于泗興毫不猶豫地告訴他,滿洲鼠疫的病源不是老鼠,而是穴居在中俄邊境草甸、近年來被瘋狂捕殺的一種叫「旱獺」的齧齒類小動物。

1910年底中國東北地區爆發鼠疫,圖為東北鼠疫區第二區內的防疫隊伍。

幾年來,旱獺皮毛製品風靡歐美,被視為堪與貂皮媲美的服飾。「一九一○年,每張旱獺皮的售價比一九○七年猛漲了六倍多,僅從滿洲里一地出口的旱獺皮,就從七十萬張增加到了二百五十萬張」(《二十世紀中國災變圖史》)。在暴利的驅動、官府視為利藪的推波助瀾中,千萬滿洲流民以捕獵旱獺為生;一時之間,「山谷流血,原野厭肉,其狼藉實不堪形狀」

邊境草甸的千年隔絕,就這樣被打破了。更要命的是,在人類到來之前,染病旱獺總會被同類驅趕出巢穴,從此自生自滅;而本地有經驗的獵人也絕不會捕捉那些失明、失聲、行動遲緩、症狀鮮明的病獺,他們知道這意味著災禍。然而,成千上萬外地捕獵者蜂擁而來後,一切都不一樣了。

1910年底東北鼠疫橫行,疫區醫護人員整裝以待。

當年十月上旬,一名捕獵者走進俄羅斯境內大烏拉車站附近的一處華工工棚;幾天後,該處工棚「忽有七人之暴死」。俄國人知道這意味著什麼,他們不由分說,將該處工棚全部華工驅逐出境外,「並將棚屋、衣服行李等盡行燒毀」(《東三省疫事報告書》)。十月十九日,其中的兩名華工輾轉來到滿洲里,並於六天後在旅館裡相繼暴斃。後來,當地官吏上奏說,「是為滿洲里發現鼠疫疫症之起始」。

緊接著,與兩名華工同院而居的店主、房客紛紛身亡。十一月八日,哈爾濱出現首例傳染者;四天以後,疫情蔓延到了長春。此後一個多月,疫情「如水泄地」、「似火燎原」:呼蘭府、海倫府、雙城府、綏化府、阿城縣、雙陽縣……,六、七十個州縣先後發現病例。以哈爾濱華人聚居區傅家甸為例,起初每天死亡一兩人,進入十二月份後,「日斃者七八人,繼而十餘人」。無一例外地,這些傳染者的病勢都異常兇猛,「先發燒,次咳嗽,繼而吐血,不敷日即身死。死後皮膚呈紫紅色」。

如果說,迥異於典型性鼠疫的傳染源,以及極短暫的潛伏期、聞所未聞的可怕症象,已經讓伍連德心生警惕的話,那麼,它在跳蚤冬眠季節的肆虐爆發,它的沿鐵路、大道、輪船航線不斷擴散,乃至它在隆冬凍原、鼠跡罕至之地的漸漸蔓延,都讓伍連德質疑起了傳播途徑。是的,從兩名華工走進滿洲里開始,它始終經行在交通要道上;難道典型性鼠疫能夠解釋這一切?難道以跳蚤為媒介、疫病在人鼠間傳染的理論,能夠回答這些現象?

更重要的是,發生在傅家甸醫院的慘劇,佐證了疫病擴散另有途徑。

傅家甸發現幾名傳染者後,醫生們束手無策,「應對的手段不過放血和針灸」。然而,眾多患者紛紛暴斃後,參與救治的幾名醫生也先後死去。在滿城譁然中,地方官廳只得將新增傳染者安置在一處公共澡堂內,「除將病人隔離,規定死亡後酌給埋葬費外,並無具體防治辦法」。

伍連德由此追問:在幾處醫院挖地三尺、老鼠跳蚤蹤影全無的情況下,這些醫生因何染病呢?真正的傳染途徑到底是什麼呢?

伍連德斷定,這絕非典型性鼠疫。十二月二十七日,在傅家甸的一處平房,他解剖了一名日裔死者的遺體:在抽取兩管血液、「割取心、肺、肝、脾等部做成標本切片」後,在顯微鏡裡,他清楚地看到了切片上的鼠疫桿菌;而三天以後,以死者血液為培養基,鼠疫桿菌團蠕蠕而動。伍連德得出了結論:它的確是鼠疫,但卻是另一種鼠疫。

1910年東北地區鼠疫,死亡人數超過六萬人。圖為哈爾濱的中國防疫隊。

這一天,也就是一九一一年新年元旦的前夜,伍連德明確提出,這是「肺鼠疫」。在致電施肇基、建議封鎖疫區、隔離交通之餘,他拜訪了各國駐哈爾濱領事館,呼籲群起防治。然而,除美國領事羅傑.格林(Roger S. Greene)外,幾乎沒有人肯聽他把話說完。他們不僅質疑這個年輕醫生的奇談怪論,他們更無法相信這個老大帝國的防治能力。

而在各國領事之後,學界的異議聲也出現了。

梅尼斯之死

幾乎是疫情剛剛發作,日本細菌學家、「腺鼠疫」理論創始人之一北里柴三郎立即派出一名學生前來哈爾濱調查疫情;與此同時,他親自坐鎮奉天,組織一大群學者、學生進行三萬隻老鼠的解剖。出乎他們的意料,在堆積如山的鼠屍中,他們沒有發現一例鼠疫桿菌的攜帶體。

北里柴三郎的毫無所獲,原本是伍連德論斷的有力佐證。然而,鼠疫可以在人際間「飛沫傳染」、防治鼠疫的辦法是封鎖疫區而不是捕鼠,以及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中國青年居然要推翻學界的公認理論。

這一切到底太讓人難以接受了。以北里柴三郎的那名學生為例,任憑伍連德如何遊說,他始終堅持認為,在從老鼠身上找出桿菌之前,斷言這是一場鼠疫未免為時過早。

日本人之後,則是俄國人。十二月三十一日,伍連德拜訪了哈爾濱鐵路醫院院長、鼠疫疫苗研製者哈夫肯醫生的侄子小哈夫肯。這個熱情、略顯大剌剌的中年人沒有那麼固執,他同意眼下爆發的是一場鼠疫;但對於「肺鼠疫」的說法,他同樣不能接受。他說,正確的防治辦法,還是滅鼠結合藥物治療。

最讓伍連德膽戰心驚的卻是,這所醫院已經收治了八名重症患者,但它居然沒有設立緩衝區、隔離區,乃至醫生護士出入病房時,也沒有戴口罩!他悲哀地意識到,不僅三方協作防疫困難重重,在這個聚居著二萬餘名中國人、四萬餘名俄國人以及千餘名日本僑民的國際性城市,華界傅家甸還隨時面臨著俄界與日本僑民區的傳染壓力。

更要命的異議,則來自法國醫生、時任北洋醫學院首席教授的梅尼斯。

與北里柴三郎、小哈夫肯等人不同,梅尼斯身為中方雇員,且有兩年前防治唐山鼠疫的經驗,深得朝廷的信賴。一月二日,當他受施肇基的派遣、從天津匆忙趕赴哈爾濱時,幾乎剛剛坐下來,就和伍連德發生了激烈的爭吵。

在梅尼斯看來,所謂「飛沫傳染」,是不折不扣的荒誕不經之說;伍連德此舉,不過是為了一己風頭而草菅人命。在一頓近乎咆哮的訓斥後,梅尼斯當眾揚言,他將要求施肇基撤換伍連德的總醫官職務,而以自己來替代他。

他果真這麼做了。當天午後,他發了一封長電給施肇基;與此同時,他還要求北京外交使團向朝廷施加壓力,以實現人事的順利更替。在這些咄咄逼人的手筆面前,伍連德被逼無奈,只好向施肇基請辭總醫官職務;但在電文的末尾,他依舊堅持這是一場肺鼠疫,除封鎖疫區外別無他法。

整整三十八個小時以後,北京的回電終於來了。伍連德又喜又悲:在施肇基的斡旋下,紫禁城一反顢頇之態,決定召回梅尼斯,而由他繼續擔綱三省防疫;然而,也是這一天多時間,哈爾濱疫情已急轉直下,日死亡人數由十餘人暴增到了五十餘人,鼠疫進入爆發期了!

1910年底東北鼠疫流行時,在第一區臨時醫院門前的醫生和職員。

一月六日,哈爾濱死亡人數突破百人;次日,暴斃在傅家甸貧民窟的傳染者達到一百二、三十名;又一夜,先後死去的患者逼近了一百五十人大關。

或許,「福之禍所倚」,正是這場洪水猛獸般的災難最恰當的注腳之一?正當伍連德山窮水盡之際,是梅尼斯而不是其他人,以一種異常悲愴的方式改變了這一切。

收到北京回電後,梅尼斯怒火中燒:他拒絕返回天津,並前往哈爾濱鐵路醫院,決定和小哈夫肯合作抗疫。這一天,在沒有戴口罩的情況下,他先後診斷了四名傳染者。

一月八日,在俄國大飯店,梅尼斯頭疼、發燒、徹夜不眠。當伍連德趕到醫院,看望這位固執而正直、與他私交不錯的法國醫生時,他已陷入了半昏迷狀態,不僅咳中帶血,並且在細菌檢查中發現了鼠疫桿菌。三天後,一月十一日,在彌留之際,梅尼斯向伍連德承認了自己的錯誤。

梅尼斯之死,後來被認為是滿洲鼠疫的轉捩點之一。

封城

一月十一日,也就是梅尼斯死去當天,在發往北京軍機處的一份急電裡,東三省總督錫良以「萬萬火急」的字眼,籲請朝廷禁絕滿洲交通。

在這份電報裡,這個清介剛直、「頗有政聲」的封疆大吏,勾勒了此後兩個多月的滿洲景象:「此次疫症,因東清、南滿火車往來蔓延甚速……。(應)於火車經過大站添設病院、檢疫所,凡乘火車由哈赴長、由長赴奉之商民,節節截留,一體送所檢驗,過七日後方准放行」;「如長春、公主嶺、昌圖、鐵嶺、遼陽、新民、溝幫子、撫順、本溪、鳳凰、安東等處,均經頒發章程,一律查驗。」

幾十萬旅客被安置進沿途車站,滿洲一下子寂靜下來了。不僅如此,在錫良的主持下,以大部分府縣自行防疫、「奉天、哈爾濱兩城與日俄合辦」為原則,滿洲官吏與日俄當局進行了緊急協商。一月十四日,在山海關嚴密盤查、「過往紳民須經五日方予放行」之後,南滿鐵路停駛,京奉火車停售二、三等車票;一月十九日,中東鐵路全線禁運,同時劃撥出一百二十節車廂以隔離疑似病人。短短幾天時間,滿洲交通斷絕、商旅不行。這些措施是如此嚴厲、如此徹底,以至於太子太傅、欽差大臣鄭孝胥也在山海關停留五日後才得以返京。

緊接著,一個個檢疫所、一處處臨時醫院,沿著鐵路線迅速鋪張開來。在錫良雷厲風行的敦促中,以鐵嶺縣為例,它先後設立了一個防疫局、十七處防疫所、七個防疫分卡以及一家疑似病院和十五個隔離所;以德惠縣為例,它先後動員了十名醫官和二一七名辦事人員,進駐四個防疫分局、八個防疫所和十處診療所、隔離所。短短一個多月時間,東三省共設置防疫機構一七四六處,它的觸角延伸進了廣漠的集鎮、鄉村。

如果說,錫良的種種手筆,為他贏得了晚清名臣、「一代能吏」的名聲,那麼,在傅家甸主持防疫工作的伍連德,則吸引了更多的目光、更廣泛的關注。這一年,伴隨著各地報館雨後春筍般的出現,無論關外的《盛京時報》、《滿洲日報》、《奉天公報》,還是關內的《北京日報》、《申報》、《大公報》,乃至眾多日俄媒體,幾百份報刊連篇累牘地報導著滿洲鼠疫,一時之間,「竟成世界新聞」(《鄭孝胥日記》)。而他們挑選的新聞眼,無一例外地是伍連德所在的傅家甸。

傅家甸成為滿洲鼠疫的成敗象徵了。也是一月中旬,在伍連德的統籌下,這個共有二萬四千居民的重疫區,被劃分成了四個區,「各區置主任醫師一人,助手二人,衛生勤務十八名,員警二十六名」,實行日夜監控。與此同時,一千餘名步兵、衛生員警戴著口罩,管制街巷、稽查人口,「四區居民,佩戴符號,如需往來他區,須請路條」。

一個「城中之城」出現了。然而,在十餘天的防治之後,傅家甸死亡人數不降反升。

大約一月二十日,死亡人數超過一百五十人;五天後,達到一百六十餘人。到一月二十八日,一個歷史性的數字出現了:一百八十三人。更可怕的是,防疫人員的殉職比例與日俱增:除五十八名醫生死亡六人外,五百餘名雜役遇難一百零二人,七百餘名員警病死三十五人,僅有區區一百五十人的救護隊,更有六十九人先後身亡。一時之間,傅家甸死氣沉沉,絕望籠罩著每一個人。

又何止是一個傅家甸?眾多親歷者留下的奏章、報導、筆記、回憶,記載了一個「地無完土」、「人死如麻」的悲慘滿洲。這一年臘月,錫良注意到,「棺木銷售一空,許多人家不得不實行蒿葬」(《錫良遺稿奏章》);《盛京時報》這樣描述罹難四千餘人的長春,「死屍所在枕籍,形狀尤極慘烈」;而幾十年以後,一個鄉民所回顧的村屯慘狀,或許正是廣漠農村的一個縮影:「臘月末……郭老十回家過年,除夕病死,停屍五天,致使全家五十三口人死亡三十二口,隨後殃及全屯。老胡家七口病死六口,全屯死亡近百人。至正月二十終熄。」(《榆樹文史資料》)

※ 本文摘自《災難改變歷史》,原篇名為〈鼠疫:大國寡民在一九一一年〉,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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