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足夠詞彙可以形容南韓企業底層員工遭受的待遇」

文／麥可．布林；譯／方祖芳

我們淋浴的時候，我看到每個人從背到膝蓋都瘀青發黑。

如同許多南韓的政壇和社會領袖，這名雜誌總編輯在現實生活中出乎意料地矮小，彷彿不堪一擊。他沉默寡言，年輕記者想像他的內心世界充滿他們難以理解、對時事與政策倫理的深奧批評。

直到公司第一次聚餐，幾杯黃湯下肚後，他就沒有南韓人口中的那麼「強」了，才喝幾杯，他就開始透露他的內心世界。

「至於你們這些王八蛋，」他一邊說，一邊朝三名實習生的方向揮舞醉醺醺的手臂，「我們才不會幫你們，想都別想。」

他是指進入母公司報社工作的機會，那間報社剛剛公布職缺。過去一年，這些實習生應徵所有主要媒體的工作，每半年得和數千名求職者競爭一次，每次都失敗。就在那個星期，這本雜誌刊登一篇文章，聲稱他們的媒體集團會採用不同作法，招聘時會重視能力，而非學歷。在雜誌特別調查小組實習三個月的經歷，看來是他們很大的優勢。

不，不是，他殘酷地警告。

三名無辜的實習生雖然灰心喪氣，還是安靜順從地坐在那裡，直到大約凌晨一點，在老天爺眷顧下，總編輯終於睡著。把他送上計程車之後，按照工作場所的規矩，他們也可以回家了。這是我的小姨子告訴我的故事，她是三名實習生中的一個，事實上，那是她第二次在同一間雜誌社實習。第一次實習的時候，她的名字列在兩篇封面故事下面，團隊領導人還因為他們的報導得獎，但是沒有人向她或其他實習生表達任何謝意。她發現這次的前景也差不多，便決定辭職，許多雜誌社的全職員工都很意外，他們以前都忍受過這些狗屁倒灶的事。

她和其他經歷類似求職過程的朋友交換故事，其中一個在江南知名的整型外科診所擔任護士，她因為資歷最淺，時常得擔心自己忘記例行任務，或者有人命令她做從來沒做過的事（這很常發生），而且不向她解釋該怎麼執行，然後因為做不好而受到責罵。

她說：「有時手術的氣氛非常糟，醫生經常一不高興就亂丟東西。一名醫生動手術的時候亂丟手術刀，結果插在牆上。他們老是責備我們，有時也會罵病人。」當然，病人的優勢是全身麻醉。

類似情節很常見，南韓年輕人知道自己離開大學和家庭的懷抱，走向世界時，必須面對什麼樣的狀況。

最近社群媒體時常流傳打耳光或老闆惡劣的行徑，引發眾怒。最令人震驚的案例是西南沿海小島遭奴役的鹽田工人，那些工人很多都領不到薪水，表現不理想還會遭到毆打。當地警方直到外界開始施壓才介入。❶

「極端、激烈、不尋常，沒有足夠的詞彙可以形容南韓企業底層員工遭受的待遇，」韓國線上雜誌《韓國曝光》（Korea Exposé）的總編輯具世雄（Koo Se-woong，音譯）寫道：「不過，問題是為什麼沒有人質疑這種情況。」❷

那是很好的問題，問題本身就標誌了進展，代表只要他們想到可以從哪裡著手，情況就可能改變。也許下定決心後，第一個案例會是：某位公務員在星期五下午五點接到上級指示，要他利用週末寫出「在工作場所如何善待彼此指南」的草案，然後星期一早上，主管把報告丟回他的臉上。

深受其害的人告訴自己，等他們當上主管後，一定不會像那些人一樣。職場因此漸漸變得文明。但是文化中的某些元素，還是會導致大部分的資淺員工變得越來越苛刻。一位時常訓誡社會大眾的知名記者向我坦承，他到餐館用餐，假使聽到女服務生帶有北韓或中國口音，他對老闆的態度就比較粗魯。為什麼？他說：「其他正常口音的服務生可能是學生。」

南韓的人口有五千一百萬人，其中大約三千七百萬人（七三％）為工作年齡人口。在這些人當中，有六百萬人是約聘人員，他們和全職員工做相同的工作，但是比較容易解雇，薪水也比較低。大約六％從事農業，將近一七％是製造業，剩下七七％統稱為「服務業」。

嚴格的勞動法規對於減輕工作壓力沒有太大幫助。根據我的觀察，這是許多問題匯集的結果，其中之一是南韓的資本主義側重於生產者，這點我稍後會仔細討論，另外也包括缺乏替代的成就感來源，造成升遷競爭激烈，每個人都有很大的壓力。老闆上頭也有老闆，他們大部分時間都在生氣。

另一個因素是缺乏「以小搏大」的槓桿。店家需要客戶上門、供應商必須和財閥做生意、員工需要老闆的認可，在民主環境下，雖然存在這樣的差異，根本的概念仍然是人人具有相同的價值（當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不過你懂我的意思），但是在南韓的情況是，層級越高，身價也越高。底層的槓桿是零，因為他必須得到上級認可，而且雙方都同意他的價值比較低（沒那麼迫切需要工作或是可以另謀發展的人，可以選擇辭職。不喜歡老闆是最常見的離職原因）。

更奇怪的是，職場的情誼反而導致粗魯和惡劣的行徑。在南韓工作，有一個有趣、正面的特色，是員工都會努力融入團體。離開英格蘭前，我聽過很多人說自己私底下從來不和同事有任何交集，而且頗為自豪；但是南韓的同事會一起吃午餐，晚上一起出去玩，甚至一起出遊和度假。以下是他們如何培養情誼的例子，雖然故事有點老，不過仍然可以反映出今天的情況。那是在一九八九年，《世界日報》成立時，美國人提摩西‧艾爾德（Timothy Elder）加入他們的國際新聞部。真正發行前幾個月，記者和主編開始建檔、編輯虛擬的版本，提摩西‧艾爾德發現很不尋常的慣例：

實際上沒有太多事要做，所以除了主編以外，我們的部門每天晚上都一起去喝酒，喝到凌晨四、五點回家，然後早上九點都還能準時上班，撐過一整個早上，到了中午十二點，他們一起吃午飯，然後整個下午都待在三溫暖。回來打卡下班後，又出去吃晚餐、喝更多酒。幾個月下來，每天的行程都是這樣，主編沒有加入，因為他是和其他主編出去；我不需要和他們出去，因為我是外國人。我不懂公司為什麼付錢給這種工作模式的人，也不懂怎麼有人能忍受這樣的生活，後來我才恍然大悟，原來這是他們培養感情的方法。當然，報紙正式發行之後，他們就沒有時間這樣做了，而且他們工作非常努力，之所以能夠這麼努力，正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是團隊的一分子。

在這樣充滿凝聚力的團隊裡，大家以親屬的稱謂相稱，只要年紀比較大，就是「哥」或「姊」。關係親密的問題在於只要一不小心，過度熟悉可能引發輕蔑。壓力過大的主管對下屬就像對待煩人的小弟或小妹，而且韓國人說話直接，很可能脫口而出：「你們這些王八……」

說話的方式會依據對象而改變，韓文中的「半語」會加劇輕視的態度。我認為解決的方法是扔掉半語，對所有人都用敬語。由於親切體貼、風度翩翩而廣受歡迎的政治家安哲秀（Ahn Chul-soo）就是這樣，成長期間，他的父母都用敬語和他說話，這在韓國很不尋常，因為長輩都是用半語和晚輩說話。

正如我們可以想見，工作場所凌虐最嚴重的案例來自雄性荷爾蒙最多的地方：軍隊。基本上也是因為韓國緊密的人際關係，大哥揍小弟在過去是習以為常的作法，也成為軍隊制度的一部分，他們承襲日本人的觀念，相信有系統地毆打可以驅走男性身上的女性特質，幫助他成為勇敢的戰士。

一九六九年，表完洙（Pyo Wan-soo，音譯）第一年服兵役。一天晚上，第二年的士兵衝進軍營，叫所有人脫光衣服，用木板打他們。表完洙說：「連續幾晚都是這樣，持續了好一陣子。我們淋浴的時候，我看到每個人從背到膝蓋都瘀青發黑。」第二年他晉升後，摒棄那樣的慣例，禁止下面的人延續那個傳統。❸

一九七○年代初期，民謠搖滾樂歌手韓大洙（Hahn Dae-soo）在海軍服役期間也拒絕打人，他回憶道：「我是唯一不這麼做的人，他們說這些新兵因為我變得娘娘腔。頭兩年，他們經常用球棒打我們，有些人的背部因此永久受損，幾個人受不了，甚至還跳海。當時還是獨裁政權，軍方只告訴家屬他們在執勤時喪生。」他讀了《古拉格群島》（The Gulag Archipelago），從書裡找到堅持下去的力量，「我發現索忍尼辛的遭遇更可怕，而且日復一日、長達數年，我相信我能熬過這樣的折磨。」

現在這類野蠻的行徑已經遭到禁止，但是可以欺壓屬下的觀念依然存在。非營利組織「軍人人權中心」（Center for Military Human Rights）的林泰勳（Lim Tae-hoon，音譯）表示，軍隊還是有霸凌行為，不過比較零星出現。該組織也替受害者家屬調查虐待事件，他說：「某些單位可以看到，其他則沒有，不同軍營的文化也不同，取決於由什麼人管理。」難怪許多有辦法的父母會設法協助兒子逃避服兵役的義務。❹

二○一五年，警方逮捕一名大學教授以及兩名學生，罪名是恐嚇與脅迫另一名學生。他們都在這個教授主持的非營利機構工作，虐待行為包括以球棒毆打，以及強迫他吃人的糞便，後面那部分有錄影。據說被害人忍氣吞聲，因為這名姓張的教授承諾幫助他取得在大學任教的職位。❺

南韓人在工作場合以頭銜相稱，最近的趨勢是用名字稱呼同輩，不過你在辦公室通常不會聽到：「嗨，約翰，最近怎麼樣？」而是：「主座，今天上午李科長打電話給您了嗎？」因此晉升不僅代表加薪，也代表更好聽的頭銜。科長與主任之間的區別，和下士與中士之間的區別一樣重要，每一次晉升都代表多一批人要向你敬禮。我告訴南韓人，我在英國的工廠工作時，很多人因為不想承擔責任，拒絕升遷，韓國人都覺得很驚訝。

這種把職級當成行事基礎的環境，權力的象徵就極端重要，例如安排辦公室的分機號碼就要很小心，因為號碼代表等級。同樣的，選擇正確的辦公室不是因為窗外景觀真的那麼重要，而是必須避開階層較低的位置。我以前待過一間公司，為了避免這種視覺上的高低階級，把辦公桌排成H形，但是韓國的員工認為坐在H那條橫線上的人背對著門，會被視為最資淺的職員，所以都巧妙地爭相避開那個位置。

走進南韓的辦公室，你馬上可以分辨出誰是老大，如果沒那麼明顯，可能代表辦公室政治存在模糊的空間，例如合資的企業也許可以看到兩個人有相似的辦公室，辦公桌椅的大小也差不多，可能是因為真正管理營運的是總公司指派的外國人，掛名的老闆則是韓國人。

外國人如果破壞這種權力的象徵，他就倒楣了。某間新聞社的外籍記者接到總部要求，請他尋找辦公室的新地點，並提供員工薪資建議。他認為這是很好的機會，可以讓人們口中的「社長」、但是沒有做太多實質工作的韓國同事了解，他雖然是「駐地記者」（correspondent，職級較低的頭銜），卻才是真正的老闆。他對韓國文化很熟悉，為自己訂了較大的辦公桌椅。社長一句話也沒說，但是從此不再出現，他的行動說明了一切。一星期後，駐地記者親自到社長家拜訪，說他正在調整辦公設備。問題就此解決，大家回去上班，彷彿什麼事也沒發生。

我在蒐集寫書資料的過程中，請幾名管理顧問說出他們讚賞的南韓公司，不是因為公司的表現，而是企業價值。有些人說沒有，其他人則提到一、兩間，例如一九二六年由愛國商人創辦的製藥化學公司柳韓洋行（Yuhan），這間公司的目標是韓國人必須身體健康才能奪回主權。大多數企業構思出理念，只為了可以放在網站上，除此之外完全不具任何意義。

我不想把工作場所不愉快的問題描述得過分誇張，但是那些管理顧問必須思考那麼久，的確反映出問題有多嚴重。

企業價值可以透過招聘的方式展現，在這方面所有公司似乎都大同小異。我認為南韓的企業相當拙於評估價值，包括人的價值。大企業好像完全不想花力氣了解應徵者的熱情或能力，他們普遍認為學生還沒有做好工作的準備，所以剛進公司的員工要接受培訓，一、二年之後，再決定安排他們到什麼部門。因此雇用員工的基礎往往是學歷，附加的好處是讓外界覺得他們很客觀。這就是為什麼南韓人執迷的不是好教育，而是好學校。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那麼多人履歷造假，許多人註明自己在著名的國外大學念書，卻沒有寫清楚他們根本沒畢業。我認識一個在頂尖大學任教的宗教學教授，自稱擁有哈佛大學博士學位，不過一個美國人上過她的課之後，告訴我她其實沒有拿到博士文憑，只得到「安慰獎」，也就是較低的學位；另一個朋友的妻子聲稱自己和他在同一間歐洲的大學念書，實際上她只是去找他共度週末。我警告他，現在對履歷的審查越來越嚴格，因為不久前一位女士遭踢爆捏造耶魯大學博士學位，引發社會關注。他告訴我，他的妻子已經把她的假學歷升級到劍橋大學。

註釋

❶請見二○一五年一月二日，《日本時報》（The Japan Times）美聯社記者福斯特‧克魯格（Foster Klug）的〈逃跑奴隸回憶南韓偏僻小島的人間煉獄〉（Escaped Slave Recalls ‘Living Hell’ on remote South Korean islands）。

❷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韓國曝光》，具世雄，〈超級資本主義韓國用完即棄的勞工〉（Disposable Workers of Hyper-Capitalist Korea） 。

❸表完洙現在是很受歡迎的新聞雜誌《SisaIn》的發行人。

❹社會精英在這方面做得很成功，一九九七年一名總統候選人很可能就是因此敗選。請參考一九九七年九月七日，《紐約時報》，尼可拉斯‧克里斯托夫（Nicholas Kristoff），〈兒子涉嫌逃役，導致南韓候選人支持度下跌〉（Sons’ Military Weigh-In Pulls Korean Candidate from Lead）；二○一四年三月十八日，《亞洲通訊》（Asian Correspondent），喬瑟夫‧金（Joseph Kim），〈調查顯示南韓有錢人逃避兵役〉（Koreans Shun Military Service as Survey Shows Rich Dodge Draft）。

❺這位學者後來被判十二年徒刑，請參考二○一五年七月十四日，《韓國時報》，鄭敏鎬（Jung Min-ho，音譯），〈教授因虐待學生，遭到拘禁〉（Professor Arrested for ‘Torturing’ Student）。

❻關於假造履歷表的報導，請見二○○七年八月二十八日，《紐約時報》，李秀賢（Su Hyun Lee，音譯），〈造假學歷令南韓名人蒙羞〉（Fake School Records Shame Korean Figures）。

※ 本文摘自《新韓國人》，原篇名為〈除了工作還是工作〉，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