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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蔡蕙頻

你家遭了小偷嗎?找警察。鑰匙掉進水溝裡面了嗎?找警察。巷口發生汽機車擦撞?找警察。樓下有路倒醉漢、隔壁夫妻吵架?找警察。大考趕不及赴考場、家裡有蛇窩、蜂窩、螞蟻窩……各種疑難雜症,通通找警察!據報導,在二○一六年上半年度,警察給民眾的好感度高達七十三點七,在這個萬事皆打一一○的年代,警察真的是不折不扣的人民保姆!在台灣,有幾項行業的從業人員具有解決萬能的超能力,一是超商店員,結帳、影印、衣物送洗、宅配包裹、沖咖啡、泡珍奶……樣樣都要會;第二名應該就是警察了。

不過,在街頭巷尾穿梭巡邏的警察,並不是自古以來就存在的職業喔!清治時期,因為駐守在台灣的綠營人數不多、公權力鞭長莫及等種種原因,地方治安多半是交由鄉紳領袖或自警團體來維持。還記得台灣因為清法戰爭而陷入「台海危機」時,民間流傳「西仔來打咱台灣,逐家合齊來打番」的說法嗎?遇到危急事件,民眾自己拿起刀槍斧頭共同維護治安,在當時來說是相當常見的事。

警察原來住海邊

到了一八九五年,日本人來了以後,台灣的治安陷入好人壞人分不清楚的無間道時期,讓剛剛接手台灣這個燙手「番薯」的日本人頭痛不已。這時候,最要緊的就是趕快組成維持治安的小小兵,於是「警察」出現了。一開始,總督府從日本本島招募警察,應募人手到了台灣,進行短期培訓之後,就分發到各地開始執勤。他們就像統治者手中那把「希望的種子」,在新領地上散播下去,假以時日就可以收成治安良好的善果。

從來沒有殖民地統治經驗的日本,當時的策略可以說是且戰且走,邊嘗試邊調整統治台灣的方法,因此在一九二○年以前,許多制度都呈現出頻繁更替的狀況,比如說在台灣史上曾經短暫存在的「三段警備制」。三段警備制是第三任總督乃木希典的點子,他依據各地治安的動盪程度,將台灣分成三種區域:擁有強勢武力的軍隊配置在抗日勢力盤據的山區,治安相對較平穩的平地配置警察,兩者之間的灰色地帶,則是憲兵或警察的共同守備區。看似有些道理的三段警備制,卻很快地就暴露出職權衝突、爭功諉過的大問題,所以當一八九八年兒玉源太郎繼任總督之後,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就把效果不佳的三段警備制給廢止了。

經過長時間的調整,到了一九一九年,總算確立了台灣的警察體系。台灣的警察,依照主掌業務的不同,分成以下這幾種:保安警察搭配保甲與壯丁團負責戶口調查、道路橋樑修繕、傳染病及鴉片防治等一般民政事務,以及浮浪者(流浪漢)取締、消防等事項;刑事警察負責維持治安,取締犯罪、搜查證據;高等警察的任務是監視政治活動、檢閱報章圖片影片等出版品之類的思想箝制工作;理蕃警察主管原住民事務;衛生警察掌理保健、防疫、醫療及鴉片麻藥取締。當時台灣警察所要處理的業務,比起戰後可是複雜得多;島內的警察密度與涉入人民生活的程度,也遠遠超過日本本地。正因為業務面向太過多元,一般民眾或許很難看到縣廳長或州知事,但是生活中一定常常和警察交手。警察在日常生活中所展現出的「偉大」,也讓台灣人不得不稱呼一聲「大人」啊!

雖然不同種類的警察有不同的任務分工,但整體來說,在日治前期,建立統治秩序是最要緊的,因此警察的工作重點主要是在治安的維持上,以及加強對原住民的控制;一九一五年噍吧哖事件之後,漢人不再推動大規模的武裝抗日,轉而從事文化抵抗運動,警察的工作重心遂漸轉向思想取締及基層行政。警察們會三不五時來你家查戶口、檢查村里街道有沒有掃除乾淨、你家小孩子有沒有乖乖去上學、當地有沒有傳染病、最近政府發布的訊息你有沒有在聽,例如為了撲滅鼠疫,警察甚至曾經規定了民眾每月繳交老鼠的配額,繳不到規定的數量就會被罰款。一九二○年代台灣人的政治社會運動崛起後,思想控制和檢閱則成為了工作重點中的大重點;一九三七年以後,戰爭的煙硝味越來越濃厚,經濟統制以及各項動員又成為這個時期的警政特色。

除了工作範圍之外,警察權也是很大的,這是因為當局在節省行政成本等諸多考量下,在台灣實施了輕罪可以不經審判就由警察處罰的「犯罪即決」規定,讓警察的權力大大地膨脹。卡通裡「代替月亮來懲罰你」的是美少女戰士,而在日治時期的台灣,警察挾著統治者賦予的極大權力,在一定的刑度之下,可以隨時隨地代替國家來懲罰人民。

從你家的水溝蓋一路管到太平洋,這樣什麼都管、什麼都不奇怪的警察制度到底有沒有用呢?研究者派翠西亞.鶴見就說,警察執法的「方法容或粗暴,但是有效」,像是警察依照家屋大小,規定民眾每月繳交老鼠的配額,有效撲滅了長期以來猖獗的「過街老鼠」。

你只有一個回答:「YES SIR!」

然而,就是因為警察對於民眾的生活干涉過多,加上權力很大,穿梭於文學作品中的警察角色,通常都沒留給人什麼好印象。像是在吳濁流的筆下,「警察」總是和「作威作福,魚肉百姓」劃上等號,警察一來,眾人無不鞠躬哈腰、小心應對、陪笑臉,走的時候還要送上水果蔬菜作為大人的伴手禮;賴和的〈一桿『穪仔』〉講的是被逼迫到無田可耕作的秦得參為求溫飽只得到市場賣菜,可是警察大人卻以秤違反度量衡規則而沒收了他賴以維生的秤,這篇小說裡的警察就像有牌流氓,逼得秦得參走頭無路,最後只有起身反抗一途。還有像是蔡秋桐的小說〈奪錦標〉裡面,村民為了替警察大人建立其「不朽的偉業」──撲滅「寒熱鬼」(瘧疾),儘管怨聲載道卻還是得拚了命地整理環境,就連警察生病了,百姓們還要前去送禮慰問。警察手握著公權力,在大人面前,大家不低頭不行啊!怪不得吳濁流回憶,台灣人擔任「巡查補」不但不是光榮的事,反而會遭來眾人的恥笑,說他們「吃日本屎」;而《台灣民報》也諷稱警察是「田舍皇帝」,就是地方上作威作福、人人怨恨的土皇帝啦!

還有還有,現實生活中台灣文化協會舉辦的演講場合,警察也很常來亂。文協成立之後,到處舉辦演講,啟發民智,目的在提升台灣人文化,當局當然不願意看到台灣人被啟蒙,於是警察常常來「臨監」,動輒喊出「中止!」以制止演講、解散集會。當時有人發現,若是由日本人主講,活動被命令「中止」的情況比較少,如果是台灣人用日本警察較不熟悉的台語進行演說,反而常被「中止」,擺明是大小眼。在那個民眾無權無力只有無奈的年代,台灣人「是鐵蹄下的弱者,釜底的魚,任是要煎要煮都是強者的自由。所以臨監、注意、中止是可隨便發的。」又像發生在一九二五年的二林蔗農事件中,林本源製糖會社之所以能夠在未談好蔗價的情況下強行採收甘蔗,就是因為警察撐開了對財團的保護傘,才引爆了這次的衝突。

但是這個情況太讓人好奇了,為什麼那時候的警察不能是正義的化身,而是永恆的壞人役呢?這就要怪台灣總督了,日本國會通過的「六三法」把台灣框成日本之外一個特殊法域,總督得以據此頒行許多藐視人權、自由或法律的規定來壓制人民,而執行這些嚴刑峻法的,就是站在第一線的警察們。他們在日治前期弭平武裝抗日勢力,後期又在文協場子裡制止辯士演說,從台灣人的角度來看,總是站在人民對立面、高牆那一邊的警察,能不被看作是惡人嗎?

但是,歷史有趣的地方,就在於我們以為的是這樣,定睛一看,又未必全是那麼一回事。挾著國家權威來勢洶洶的警察,還是有著人性柔情的一面,像是作家楊逵當年貧病交迫的時候,資助他度過難關的好友入田春彥正是一名在台灣服勤的警察,入田屢屢批評統治者的殖民政策、同情台灣人,最後也因此被驅逐出境,在返鄉前夕服安眠藥自殺。而林莊生回憶起他那參加台灣文化協會而被警察盯上的爸爸莊垂勝,因為被日本人當作「注意人物」,在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間,總有特高不時來家裡和莊垂勝聊聊、「注意」一下他的動向。林莊生說,特高是穿便服的,不像一般警察,他們比較斯文有禮。大概一兩個月來一次,當他們來了,「滿座的客人皆肅靜下來,所以我也可以察覺到這個人不是父親的朋友。」特高經常登門拜訪,久了以後也有感情,卸任時還會帶著新人來介紹,就像普通朋友一樣。在原住民地區服勤的警察,和原住民往來的故事更是精彩,不過限於篇幅,只能留待後話了。

「你再不聽話,警察(大人)就來把你抓走了喔!」這句話是不是聽來很熟悉?我們有時會在不經意之間,把「警察」的權威植入下一代的教養裡,那是因為百餘年來,台灣人屈從在「大人」之下,從「警察」身上學會了「服從」,這股「大人味」想來也真辛酸。但是,我不禁想著,總是喊著「大人呀」,習慣服從和被管理的台灣人,什麼時候才會建立自主意識,能夠自我管理,自己「轉『大人』」呢?

【延伸閱讀】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徐國章譯注,《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一篇中譯本(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二○○五年)

※ 本文摘自《台灣史不胡說》,原篇名為〈【警察】代替國家來懲罰你〉,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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