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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童偉格

忝列本書共同編者,以一年多的時間,閱讀相關文本,我個人最確切的感觸,是在臺灣,以小說書寫白色恐怖的誠然不易。也許,這首先是因白色恐怖自身,已是虛構設想的大規模落實:許多探討現代政治的論著,都可為我們陳明,國家的恐怖治理,對抗的,與其說是真實威脅,不如說是威脅的幻影。簡單說:國家對抗的主要敵人,正是國家自製的「國民公敵」。

或者,一如哲學家阿甘本的分析:當強力建構某種「假想圍困狀態」論述,國家統治者,即可藉保衛國家主權之名,一併創造出一種凌駕一切律法,以行使治理的所謂「例外狀態」。在這種狀態中,統治者對「國民公敵」的計畫性逮捕、偵訊、審判與刑罰等,每一道儼然法治化的程序,事實上,都反證了統治者,是以絕不受任何程序節制的法外威權,來遂行制度化的迫害。更簡單說:白色恐怖的法治核心,正是絕對人治。

發生在臺灣的國民黨白色恐怖治理,原則上不脫上述反證,且也如我們在歷史中的既驗:黨國統治者,將對「國民公敵」的監控,藉連坐懲治或密告獎掖等設計,以系統化地轉嫁給國民全體的做法,具體說明了這種治理邏輯,曾如何細密、經濟且高效地,將所有人,牽制在同一個共犯結構裡相互偵防。於是可知:白色恐怖自身,是一種臨場催發真實的強虛構。

由此看來,白色恐怖為什麼不義,其實毋須更多辯證,也無法藉各種說辭,來為其權宜迴護──對我而言很明白,從前提假設到細節落實,關於白色恐怖,沒有一處堪稱符合正義。它最弔詭的創造,是執法者必以僭法,來汲取、並維繫威權。它對社會造成的最大破壞,是共同體成員,必以恐懼彼此,來做為共同生活意識。它加諸這種生活的更虛偽粉飾,則是切身經受它的成員,不被允許提及它。也就是說:它一面無處不在,滔滔訓講自己的絕對光明,一面卻極端猥瑣地,一路埋證滅跡,令人自承感它的當下起,即難以明確記述它。

人人浸漬其中,但人人皆知,最好不要聲張這種浸漬。它之禁制個人表達,並將這般禁制深化為集體生活共識,使得多年後,我們不僅無法確知它造成的死亡實數,連用「白色恐怖」一詞,來實稱這種生活的顯在恐怖,好像都顯得太過驚動了依然潛在的集體禁制。這種難能實說,正是在臺灣,以小說書寫白色恐怖的不易其二:至少一世代的創作者,或自那制度化迫害的現場寂滅,或在其後,更漫長噤語,僅將真實的空闕,留白為「恐怖」的如實臨陣。

面對上述留白,小說選《讓過去成為此刻》,採取不無矛盾的編選方針。一方面,因上述雙重不易,我們珍視任何直擊現場的文學表述,敬佩這些小說家,對集體記憶責任的果敢承當。就此而言,我們銘感吳濁流〈波茨坦科長〉(一九四八),與邱永漢〈香港〉(一九五五)的深刻在場。這兩部原初皆以日文書寫的小說,前者既直陳終戰以來,黨國官僚對臺灣社會資源的「劫收」情況,也為我們,穩確留影了政權輪替的動盪彼刻,臺灣的「零年」地景;後者,則以臺灣白色恐怖治理最嚴峻的一九五○年代當下為背景,栩栩再現出自由香港,這一寶重避禍處,描述避禍之人,生活在其中的奮鬥或淪沉。

另一方面,對嚴峻年代之後、自一九七○年代起,始大量出現的白色恐怖相關小說書寫,除了銘感與珍視,我們也有更大空間,在選編作業時,斟酌這些作品的文學價值。這是說:我們不以重構那已然湮沒的歷史現場,做為小說創作的最重要目的論,而更希望在這基礎之上,小說做為一種文學體裁,能寄存更豐厚的思索或體驗,也能更扎實地,收納現場以來的歷史蹤跡。會這麼設想,原因其一,是因做為編者,確實,在密集閱讀大量以重構歷史現場,做為主要意向的小說作品時,我感到記憶與經驗的雙重疲乏:非常可能,當許多作者,沿用對歷史現場的同一刻板印象,且再一致複寫時,這些寫作總體成就的,不是現場重構,而是對現場重構之可能性的重複抹消。

如此設想原因其二,是因做為小說寫作者,我私心期許小說作品,不應總被看待為是遲來的歷史證言,而應正好相反:小說,將以小說能為的方式,自當下此刻起,為我們前引集體歷史想像。就此而言,抗拒簡化思考,正是事關小說的前瞻性,小說家們,能為小說所做的最好說情。

於是,本書四卷架構,原則上,即依上述前瞻訴求,力圖延展一個已然留白之歷史現場的多重可能景深,以求相對完備且深思地,解構昔時至今的噤語。如此,本書卷一,「血的預感」所錄篇章,著重白色恐怖治理,從起點前刻,直至最冷峻年代的直接體驗描摹。卷二,「眾聲歸來」,複現多年以後,記憶者或聆聽者,對那同一冷峻體驗,多元而活絡的重述。卷三以「國家從來不請問」為題,反詰國家體制的無所不能為,與是否應為。卷四「白色的賦格」,則對位式顯影再更長久以來,在我們集體履歷中,遭體制選汰之邊緣人等的從來實存。

也因本書主要意向,是在寄存關於白色恐怖,小說家們各異的豐厚體驗或思索,於是,一種深沉而內省的詩學,成為總體看來,本書所錄作品的核心共徵之一。關於這個共徵,讀者可將全書開篇,郭松棻〈月印〉(一九八四)做為代表,且再就本書各卷所錄篇章,來延伸審視。某種意義,這般以內向視角,在多年以後,將集體創傷,重新封印於主角一身的詩學實踐,既確證了白色恐怖自肅殺現場起,再更綿長的結構性後效,也透露了小說家們筆下的孤絕人等,對修復生活共同體的深願──若非因為集體連帶感,主角的深切自咎將顯得憑空無由;而所有這些篇章,事實上都不需要寫出。也於是,我們當然亦盼望所有這些篇章,果能共同集成一個重新的「此刻」,幫助讀者,更明晰檢視在臺灣,竟已顯得像是毋須被具體記憶的一段集體歷史。

我個人認為,這正是這部嘗試以文學文本自身的複雜度,抵禦一切簡化之政治思維的選集,最直白的一種政治性:它引領我們,對抗種種太過輕省的遺忘,特別,是緣於真相未明的遺忘,與終究,連同「真相未明」此事本身的一併遺忘。以「白色恐怖」之名,實稱我們歷史中,確曾存在的那種黨國治理方式,僅是關於這項記憶與反省工程,一個重要的起點。因透過坦然實稱它,我們獲得立場,開始據實理解它。透過據實理解它,我們將不允許自己,將政權犯下的嚴重罪行,簡單託言為是社會結構必然,或歷史的不得不然。這是說:透過據實理解,我們可望消解這般恐怖罪行,在我們集體未來中,重複再臨的可能性。

最後,在本書編選過程中,聶華苓《桑青與桃紅》(一九七六)、陳映真〈山路〉(一九八三)、張大春〈四喜憂國〉(一九八七),及蕭麗紅《白水湖春夢》(一九九五)等四部作品,因未能取得授權同意,所以無法收入本書。胡淑雯《太陽的血是黑的》(二○一一),也因作者是為共同編者,故亦不收錄於此書。為稍減遺憾,我謹題記上述五部佳構於此,做為推薦閱讀索引,以饗各位讀者。

※ 本文摘自《讓過去成為此刻》編序,原篇名為〈空白及其景深〉,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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