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文，作為男子的語言

文／ 蔡慶樺

二◯一八年二月，一位八十歲的德國老太太克雷默（Marlies Krämer）狀告她的銀行，告到了卡爾斯魯爾的聯邦最高法院（BGH）。原因是：銀行堅持以男性稱謂稱呼她。她說：「作為一位女性，在語言及文字中被承認，這是我的合憲權利。」

這個案子非常值得一探，因為涉及德文這門語言與性別及政治之間的複雜關係。

語言學者普許（Luise F. Pusch）在三十多年前出版的《德文作為男人的語言》（Deutsch als Männersprache）一書開章說，她的護照裡寫著：「本護照持有人是德國人」（Der Inhaber dieses Passes ist Deutscher）。這讓她非常不自在，因為，這句話指的其實是男性，持有人（Inhaber）是男人，德國人（Deutscher）也是男人。

她的哥哥的護照裡，寫著一模一樣的句子。他從不會不自在，因為，德文是「男人的語言」。

德文的性別特徵極為強烈。名詞分為三種性別，與之搭配的冠詞、形容詞、所有格都必須連動變化，複數形態也都不同，如精密機械的零件緊密接合，牽一髮動全身。可是對 Pusch 來說，德文的問題不在其性別特徵，而在許多表達上過於偏好某一個性別——即陽性。

在德文中有被稱為 das generische Maskulinum 的用法，亦即以陽性名詞作為基準詞指代全部。幾十年來許多對語言及性別議題敏感的人爭取改革德文的這個男性化特性，而普許在一九八四年出版的那本暢銷書，就是這個女性主義語言改革運動的里程碑。

今日，我們已在政治正確的時代，必須對各種處於結構不利位置的族群更加敏感，使用德文者，也必須思考：為什麼人們能夠用男人的詞彙稱一位女性，而不感到怪異？也必須配合做出相對的調整，即使這會使得德文的使用變得更加複雜，但卻會更加正確（其實也更加準確）。萊比錫大學與波茲坦大學幾年前決定，在其校方的用語中，將更注意性別正確。萊比錫大學甚至走得更遠，宣布在其校章中將以陰性名詞指代全部（das generische Femininum）。

性別文法正確

再細論何謂語言中的性別正確，以及改革方向。德文文法中名詞有三種性別，而關於身份的字彙，更是有明顯的陰性陽性區分，例如 Student / Studentin（男學生／女學生）。這種用法的政治不正確傳統是，當要指稱全體時，常常用陽性來代替全體，例如 Jeder Student（每一位(男)學生）、Die Zahl der Studenten（(男)學生數目）這種寫法是以男性、男性複數指稱全部學生。這種忽略女性的用法近年受到挑戰，結果是許多人會把原來學生的複數改寫成 StudentInnen、Student/innen、Student*innen或Student_innen（刻意避開與女學生複數Studentinnen 可能造成的混淆），或者拗口的 Studentinnen und Studenten（女學生們與男學生們）。

普許舉了一個例子，佈告欄上的字條 Wer hat seinen Schirm vergessen?（誰忘了他的雨傘？），只用了陽性所有格（seinen），雖然發問者根本不知道究竟失物的主人是男是女。這就是讓男人來代表一切性別的標準做法。

另外，陽性名詞指代全部還包括了男性的優先。例如九十九個女性歌手是Sängerinnen，但是只要第一百個歌手是男性，這個複數立刻變成男性的Sänger，其他九十九位女性被一位男性代表了。

因此這位語言學家斷言，女性在德文中被迫隱身，其程度甚至比伊斯蘭罩袍（Burka）更嚴重。她呼籲，應該把德文「去父權化」（entpatrifizieren）。
前面提到的萊比錫大學改成以陰性名詞指代全部，是以女學生們（Studentinnen）、女教授們（Professorinnen）這種陰性複數表示所有的學生或教授，就是一種更加激進的去父權化的作法。某個意義來說，萊比錫大學逆寫傳統，揭開了德文中的罩袍，且把女性的能見度拉到比男性更高。

努力創造性別中立的嘗試

還有一種演變，是以抽象名詞取代具體個人，挪動了概念，以避開德語性別的難題。例如傳統上校長必須寫成Schulleiter / Schulleiterin（或者Rektor / Rektorin），一樣會以男性複數（Schulleiter）指稱複數，但是現在傾向於使用Schulleitung（學校管理階層）；或者傳統上以男性教師複數代表教師複數的die Lehrer，現在也被寫成 Lehrkräfte（師資）；管理者的複數不再寫成Administrator，而是Administration。

另外，形容詞主詞化（Substantivierte Adjektive）也是個解套，例如「生病的人」（die Kranken）就是把生病（krank）這個性別中立的形容詞名詞化；分詞主詞化（Substantivierte Partizipien）也是解套，以行動、行為來避開性別，如die Studierenden（學習者）代表學生（而非Studenten），die Dozierenden（教書者）代表講師（而非Dozenten）。我認為這是很中立又不複雜的用法，不過也有缺點：這是概念的轉換，嚴格說來已不同於改寫前的詞彙內容。例如，學生應該是一種身份，即使在吃喝玩樂都不會改變這個身份；但是學習者強調的卻是學習的動作，一個不學習的人，即使擁有學生證，還能算是個學習者嗎？

還有很多作法，這裡不能盡述（例如以被動式避開主詞也是之一），這些作法都是致力創造性別中立（genderneutral）或者性別正確（gendergerecht）的語言，是近年來針對德文非常重要的改造，雖然並未達成一致共識。尤其在政府文書、學術期刊、官方聲明等文件上，更必須對性別議題敏感（gendersensibel），德文的演化更是寧可繁複也得力求性別中立正確，兼顧男女。例如全部的工作人員應該寫成Alle Mitarbeiterinnen und Mitarbeiter，而不能寫成Alle Mitarbeiter。

國會議員菲爾娜（Elke Ferner）於二◯一四年被任命為聯邦家庭部的國務秘書（Parlamentarische Staatssekretärin des Bundesfamilienministeriums，類似我國的部會政務次長），然而她把服務證寄回給任用她的梅克爾，因為那張服務證上寫著的職稱是男性用法的 Parlamentarischer Staatssekretär。當時批評她小題大作的人不少，但是支持她的更多。此後，政府部門中的性別正確稱謂受到更多的重視。

拒絕被稱作「小」姐的女性

還有一種性別敏感不是來自文法，而是概念。最明顯的例子是 Fräulein 這個字今日已經不用。在德文裡稱對方，傳統上稱謂有 Herr（先生）、Frau（太太）、Fräulein（小姐），Fräulein 一字是將女人（Frau）接上小（-lein）變化而來（亦即語言學說的 Diminutiv），以這個非陽性非陰性的中性字形容尚未出嫁的女性。一位德國女性朋友告訴我，多年前她讀大學時，女學生們非常厭惡 Fräulein 這個字，時代淘汰這個字是必然的。因為男性們藉由稱謂，可以確認眼前的女性究竟是否已經名花有主，是否還可以追求。

在西德早已棄用 Fräulein 多年後，東德民間還保留著這個用法，直到統一。統一後，這位朋友與她的西德友人們接觸東德人時，被喚為 Fräulein，莫不瞠目結舌，清楚地感受到兩個不同世界有著不同的時間，不同的語言，以及不同的性別意識。

除了辨識是否已婚外，使用 Fräulein 形容尚未出嫁的女性也顯示了不同性別的不同社會待遇。為什麼成年未婚女性是「小」姐，但成年未婚男性可以享有與已婚男性一樣的稱謂，不被視為「小」？

一個名詞將女性劃分為兩個群體，只要尚未結婚的女性永遠是 Fräulein，永遠是中性的，也永遠是小的，不管她年紀多大；可是對於男性來說，無論是否已經結婚，他卻始終是 Herr。雖然，中世紀時確實存在著「小先生」（Herrlein）這樣的用法，但是我們卻從不使用在對成年未婚男性的稱謂上。

歌德《浮士德》中關於格麗卿（Gretchen）的那章，便有一幕非常知名的對話。浮士德稱呼格麗卿：「我美麗的小姐」（Mein schönes Fräulein），而格麗卿抗拒這個說法，答以：「我既非小姐，亦不美麗」（Bin weder Fräulein, weder schön），可說是女權運動的先驅了。

語言不只是工具

也有批評者質問，不過是語言性別，何必如此大驚小怪？畢竟即使只使用陽性詞彙，我們都還是知道人們表達的是全部，而語言求的，不就是溝通無礙嗎？許多反對者便稱這種女性主義語言改革是「性別瘋狂」（Genderwahn）。

問題是，語言從來不只是工具而已，還是身份認同的一部份（例如我雖未刻意這麼做，但與我的父母自然而然只以台灣閩南語交談，雖然我們使用國台語這兩種「工具」均一樣流利）。德文這個「男人的語言」，對某些人來說正阻絕了其身份認同。

本文開頭的案例正可以說明，對某些人來說，語言之事涉及認同，一步不可退讓。德國儲蓄銀行的薩爾布呂肯分行（Sparkasse Saarbrücken）在寫給其客戶的信上、以及合約裡的稱謂，用了男性的顧客、帳戶持有人、存款者、儲蓄者（Kunde, Kontoinhaber, Einzahler, Sparer）等指代了全部，老太太克雷默非常不滿，要求改正未獲正面回應，一狀告上法院，成為全國媒體關注焦點。

儲蓄銀行表示，用男性指稱全部，是兩千年來的德文傳統，並無引起誤解疑慮，而使用性別正確的德文，只會使已經高度複雜的書面德文更加複雜，無益溝通。當地的法院也接受這樣的說法。

但是克雷默不以為然。她說，幾十年來她始終是個獨立女性，她一人養大四個孩子，沒有男人為她分擔，結果，她自己的銀行卻在面對她時使用的語言裡把她「噤聲消失」（totgeschwiegen），或者把她「變性了」（geschlechtsumgewandelt）。

老太太早在收到銀行的信函前，已經是個語言鬥士。她也看到了普許在德國護照中看到的問題。上世紀九◯年代時，她拒絕領取德國身份證件，只因為其中不正確的語言，她並發起連署要求改進。後來聯邦參議會在一九九六年時決議，證件中的「持有人簽名」（Unterschrift des Inhabers）一欄，不再只能是男人，還可加上「女性持有人」（Inhaberin）。

她在薩爾布呂肯的地方法院陳詞時這麼說：

「我們女性是人口中的多數，卻在我們的語言中隱身，就好像我們不存在一樣。因此，我才變得叛逆。因為我們在語言中無法現身，我們在社會中也無法像男性一樣受到同等重視。因為男性始終現身著。而我永遠被更改性別，被轉換為男人。我不願意。」

她也獲得其他人聲援。例如國會議員多姆帥特——貝格（Anke Domscheit-Berg）針對地方法院支持銀行的「兩千年傳統」說，提出她的批判：

「完全的怪異。那我們是不是都可以支持一切人們在兩千年前做的事情？這真是人們可以提出最糟糕的主張。他們該多做些資料蒐集。學術界早已提出越來越多的研究表示，所謂的男性指代全部，根本充滿太多例外，無法指代到女性。只是那些人感受不到這點，而對話外的第三者也會誤解。例如，如果有人展示一張照片，說：找出這張照片上誰看來是典型（男性）醫生（einen typischen Arzt），所有人都會尋找男性。只有強調要找男或女醫生（einen Arzt oder eine Ärztin），人們才會跟著找女性。」

確實有道理，「傳統」並非論證的有效主張（否則蓄奴制、小腳、多妻制等，豈不都是某個時代的傳統嗎？而德國人引以為傲的馬丁路德何必娶妻、挑戰天主教會，動搖更古老的傳統？）況且，所謂男性指代全部是兩千年傳統的說法，也難站得住腳，那更應該是時間累積下的約定俗成，不是兩千年前某個時間點開始產生了這個用法並一錘定音的。而且，語言在歷史中取得的共識，又豈是永恆的共識？一代更換一代的人類世界裡，怎麼會有從不被更換的語言世界？今日德國讀者閱讀康德時代的語言，便可知道，所謂語言傳統一直在變動中。

※ 本文摘自《爭論中的德國：如何在歧異中共存，理性明辨走向成熟民主》，原篇名為〈德文，男人的語言？〉，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