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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客

犁客

每天半夜走進文字荒田耕作的莫名其妙生物,雜食亂栽,還沒種出一顆果實,已經犁整下畦荒地。

文/犁客

「那個其實是google到《桃色蛋白質》,」熊一蘋說,「金祖齡上節目,找余光和陶大偉,然後就瞎聊。」

《桃色蛋白質》是台灣有線頻道從前製播的一個節目,對台灣廣播歷史有點熟的話應該聽過余光、對台灣電視及電影歷史有點熟的話應該認識陶大偉;不過,得對台灣的搖滾音樂發展過程略知一二,比較可能知道金祖齡是何許人物。

倘若這幾個人你都聽過,那就該讀讀熊一蘋的《我們的搖滾樂》;倘若這幾個人你都沒聽過,那就更沒理由不讀《我們的搖滾樂》──因為這本書從書名看來在講搖滾樂,其實在講1950到1980年代的台灣,書名裡的「我們」指的不是玩搖滾樂的人,而是推廣搖滾樂、抗拒搖滾樂、熱愛搖滾樂或者把搖滾樂視敗壞代名詞惡魔進行曲的人。

我們的搖滾樂》講的不是搖滾樂的曲式特色發展歷史,而是在講:「搖滾樂」為什麼會變成「我們」心目刻板印象的那種模樣。

而這也就牽扯到:我們以為「什麼」是「搖滾樂」?

想像起來很不合理啊

「先前就聽周杰倫啊,最接近『樂團』的大概是『F. I. R.』吧;」熊一蘋說,「後來才聽到『1976』,突然就真的有種宇宙爆炸的感覺。」

熊一蘋開始聽樂團、跑live house、演唱會和音樂祭,碩士論文也想以台灣的地下樂團為主題。「結果那時我才現找不到『台灣樂團史』或者『搖滾史』之類的概論;」熊一蘋說,「有講『熱門音樂』的,也有講『民歌時期』的,但似乎就各自一塊一塊的,彼此沒有關係。」

在《我們的搖滾樂》第一章裡,熊一蘋開宗明義地說表示:台灣人從搖滾樂誕生的時候就開始聽搖滾樂了。這表示要談這事的時間得拉到1950年代,也表示那時的「搖滾樂」還不一定是我們現在認知的「搖滾樂」,它同時代表了當時的西洋流行音樂,以及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某種「更新、更好、更進步」的酷形象。

但那不是當年一心維持穩定、希望「生聚教訓、反攻大陸」的國民黨政府樂見的東西,尤其是六零年代之後,以美國為主的搖滾樂發展與嬉皮、反戰文化的緊密連結。「中國到八零年代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的搖滾樂才開始發展;」熊一蘋說,「台灣搖滾樂能在戒嚴時期發展,想像起來很不合理啊。」

五、六零年代的台灣能夠有這類音樂萌發的空間得有幾個條件:首批聽眾必須有能力有機會聽到國外電台廣播、想玩音樂或公開表演的人得要有夠力的「關係」與公權力角力──是的,熊一蘋提到,台灣初代的搖滾樂愛好者及表演者,有極大的比例不是受壓迫想反抗的本省族群,而是接近既得利益階級的外省青少年。

這樣的群體乍聽之下似乎與搖滾樂「反抗」、「躁動」、「底層」或「顛覆」等特色格格不入,與現在地下樂團常有的刻板印象也截然不同;但在《我們的搖滾樂》中,熊一蘋提出了精準的觀察,在他仔細查考的論述當中,以「搖滾」為名的「西洋熱門音樂」,開始顯出不同階段被商家、媒體、愛好者及批評者賦予的不同名號,不同面貌。

我變得很擅長操作影印機

既然先前沒有類似的概論資料,熊一蘋就必須在資料查找上頭投注大量時間。

「最直接是找音樂雜誌,不過裡頭的報導大多是音樂人的生活和見聞之類,可以參考的不多。」熊一蘋說,「另外是報紙的藝文版、線上資料庫,地毯式地找,看到一個什麼人提到什麼事,就去找同時期相關的東西,或者讀資料時讀到其他報導裡也提過的事,就把兩個連起來。」

台大圖書館和國家圖書館都是熊一蘋常去找資料的場所,「印下來資料用實體的資料夾整理,有時得把整本音樂傳記都影印下來。」熊一蘋笑道,「論文寫完之後,我變得很擅長操作影印機。」

網際網路提供其他方面的協助,「例如Google到一些部落格文章提到音樂人軼事,就記下來之後再找其他資料交叉比對;」熊一蘋說,「還有訪問音樂人的節目影片,那類節目裡就常會提到很多文獻裡頭沒講的東西,然後再去查有沒有可以佐證的紀錄。論文裡會講查證的過程,如果查出來的東西有出入,我會列出來然後說明我認為哪個正確的原因。」

無論是實體文獻還是數位資料,檢索連結都沒有捷徑,從《我們的搖滾樂》裡可以讀出熊一蘋的用心及仔細,那些過去時代發生的故事,有時鮮活得彷彿熊一蘋真的找到當事人訪問過了,例如提到警察去查緝樂團表演,其實真正的原因是父子吵架。「像節目錄影那種零散的訪談其實很多,」熊一蘋說,「我自己沒做訪談、光是整理那些,就把論文寫完了。」

把過去變成通往現在的框架

我們的搖滾樂》是熊一蘋將碩士論文改寫版本,更適合大眾閱讀,不但梳理了20世紀五零年代到八零年代,西洋流行音樂如何進入台灣、如何改變台灣的閱聽群眾及如何被台灣改變之外,也呈現了政治氛圍的演進,以及社會環境的變化。有些大家根本沒想過與流行音樂有關的單位──例如「皇冠」出版社──其實在這個過程裡扮演過重要角色,有些人物──例如近年在中國發展的陶喆、他早年以製作兒童節目著名的父親陶大偉,以及他擔任過「台灣省政府警務處處長」的祖父陶一珊──則呈現出流行音樂與個人、家族、政治局勢等等密不可分、相互影響的連結。

「論文主要寫到八零年代,也有想過可以繼續往下查資料,」熊一蘋說,「不過我總覺得這類東西有比我更有資格寫的人,輪不到我寫才對。」

雖然如此自謙,但換個角度看,熊一蘋或許才是適合寫這個題目的人,「可能我對舊時代比較沒有包袱,也不是為了懷舊之類的心態而寫,我只是對現在的樂團感到好奇;」熊一蘋說,「而要談現在的狀況,就要整理過去,把過去變成通往現在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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