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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威廉.J.道布森;譯/謝惟敏、非爾

二十一世紀的獨裁者也渴求權力,但一定要法律幫他們背書。對那些想要用民主表象來遮掩獨裁本質的政權來說,法律是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專制政府有了法律這塊遮羞布,就能夠輕鬆完成它想做的事,不必現出原形。如果想要解散某個非政府組織,不用逮捕它的成員,只要派出稽查員前去封鎖它的總部,理由是衛生局要評估是否違反衛生相關規定,就可以暫停它的運作。如果不喜歡聽某家廣播電台播放的內容,不用叫廣電處處長去勒令關台、停止放送;只要派稅務稽查員去查帳,說什麼都要找到逃漏稅的證據,這樣一來電台就不得不暫時歇業了。事實上,連這一步可能都不用。只要搬出法條,威脅要進行審核,電台的管理階層可能就會開始進行自我審查,專制政權就能達到原本的目的,根本不需動用到處罰的手段。法律、規定、程序法都可以變成獨裁者的工具,有效地讓反對人士噤聲,因為這些武器看起來正當、沒有政治色彩又客觀。

專制政權依賴法律來維持社會穩定與經濟發展,所以要對付它就更棘手了。大部分的政府──不論是獨裁還是民主──都了解中立的司法體系可以帶來諸多好處。有了可靠而且專業的行政法院,公民就有地方可以和平化解衝突,不需要透過抗議或遊行示威來尋求救濟之道;還可以遏止腐化及收賄,間接促進商業活動與外國投資。然而中立的司法體系一旦開始威脅專制政權、使其無法大權獨攬時,它就變一個問題了。

專制政府原本要利用法律幫助統治,但現在發現自己又多了一個心腹之患:如果法律可以變成政府的遮羞布,它也可以變成反對者的庇護所。環境律師張兢兢有中國的艾琳.布羅克維琪之稱,她曾經在幾件大規模的集體訴訟案中對抗中國企業並打贏官司,過程中也經常會跟中國官員起衝突。張兢兢在她的北京辦公室裡對我說:「共產黨很喜歡談法律;他們希望以法治國。我也贊成法治,然而我的法律跟黨的法律不一樣。」[3]

獨裁國家中,往往會出現一些優秀的律師、異議人士與政治組織,他們懂得利用當權者制定的法律來對抗它。在中國,浦志強會接下委託,替最弱勢的人發聲,讓當局左支右絀,不得不為自己辯護。就算中國官員繼續破壞法治,但因為他們試圖表現出自己是依法辦事,這就使弱勢的一方有了反擊的機會。俄國政府經常將自己的法典束之高閣,置之不理,但它想要與歐洲國家維持密切關係,於是不得不接受例如歐洲人權法院之類的國際法庭判決。反對勢力與異議人士非常清楚,獨裁政權創造出假的法律來當自己的遮羞布,然而如果他們把這些假的法律當成是真的,他們就可以阻止在位者一意孤行、視人民如草芥。即使政府看起來權力大得不得了,它能制定自己的法律,還可以裝模作樣表現出依法行政的姿態,但這些也會使它綁手綁腳,老百姓也可以理直氣壯挑戰它。

這些律師與異議人士非常清楚,法院本身即不公不義,他們想要改變的政治體系更是腐化。然而他們仍然很有耐心地一個案件接著一個案件,一一揭露法律規定的不合理與欺騙之處,一場場小型的勝利累積起來,就足以影響到整個體制。俄國最敢言、最有影響力的環保鬥士伊芙吉尼亞.契瑞可娃向我解釋,就她的觀點來說,不論她的官司是輸是贏,什麼樣的結果都可以用來對抗專制政府。她說:「有時打輸官司,反而給社會更深刻的印象。任何一種結果我都接受,對我都有好處。我一定有辦法證明我們的政府在說謊。」[4]

專制政府希望藉法律獲得正當性,結果往往不是如此。即使他們創造出來的法律有所偏頗,也足以讓他們原形畢露、毫無正當性與合法性。革命的契機也許不需太高的門檻,這些即已足夠。

註釋
[3] 訪談張兢兢,2011年2月,北京。
[4] 訪談契瑞可娃(Yevgenia Chirikova),20104年4月,莫斯科。

※ 本文摘自《獨裁者的進化》,原篇名為〈暴君的工具〉,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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