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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丹尼爾.卡波維茲(Daniel Karpowitz)
譯/張馨方

監獄裡的大學教育創造新的選擇,讓受刑人在服從與違逆、反抗與屈服的極端之間有全新與不同的生活方式。

留著淡茶色頭髮的彼得.貝(Peter Bay)坐在我對面,不發一語、肢體僵硬、一臉木然。那呆滯的眼神讓人猜不透他想說什麼或是有什麼感覺。他是個三十多歲的藍領階級白人,九年級時輟學,在獄中通過高中同等學歷考試。

我和他及另一位面試官面對面坐著,為我們代表的學院進行入學面試。我們坐在占地百畝、最高警戒等級的監獄後門附近一間燈光明亮的臨床教室裡。那裡的回音效果讓每一句話都感覺在空中傳了十萬八千里,儘管我們就分別坐在小桌子的一邊相視而談。貝先生前兩年都有申請入學,兩次都沒有成功。身處嚴重缺乏機會的環境中,他正在追求夢寐以求的事物。這是他多年來的第三次申請,而進展並不順利。

「貝先生,我不希望你走出面試間後,發現自己原本有想說的話,但因為壓力而忘了說出口。我們有很多時間。」
最後一句話當然不是真的。監獄走廊上的所有房間裡全是等待面試的人。

「彼得,你或許知道,從你的論文看來,你可能是塊讀書的料。坦白說,這是你一直都能進到面試這關的原因。這是你第三次面試,對吧?」
「這是我第二次面試。」他說,「兩年前我沒有得到面試的機會。」
我停了下來,讓他繼續說;我看得出他不是在努力想著要說什麼才能讓我滿意,但他似乎沒說出心裡的話。

「貝先生,你的論文展現出求學的潛力,但僅此而已。寫出像樣的文章、閱讀高深的著作是非常困難的事,這需要練習,我的意思是,這是一種習慣與技能,你必須慢慢養成才能擁有的能力。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而你終究會樂在其中。當你仔細研讀別人的著作時,腦袋與內心所產生的想法;把自己的看法與感受寫成文字的能耐……這些都不是『與生俱來』的,不是自然而然就會出現的。你必須學習如何做到這些事。」我停頓了一下。「你的文章讓我們看到希望,讓你有面試的機會──」

「在過去的那兩次申請中。」他補充,露出帶有自我批評與指責意味的笑容。當然,他可能會理直氣壯地長篇大論,控訴我們提出的要求不可理喻、偏好的條件令人不解,還有錄取學生的標準反覆無常。我耐心地等,期待他會繼續說下去。

我衝動地先為校方辯駁,「顯然,入學名額非常有限。」

這一次,打斷他說話的人是我。當權者利用稀少性來合理化自己的行為時,是懦弱的表現。我原本將要做出判斷與決定,完全依照我個人的意見。但我、還有同事們都必須承認錄取程序的缺點。我們致力控制每一批入學的學生人數,以確保他們能專心從事嚴謹的學術研究與巴德學院這類學校特有的個人化學習。當然,如果「稀少性」真的是基本原則,我們就不會坐在最高戒備的監獄裡,試圖開設一流的人文學院,教育那些付不起學費、也缺乏公共補助的學生。大衛.休謨(David Hume)曾說,稀少性是正義的起點,而我一直都覺得這句話是錯的。它簡短扼要、容易理解,但也錯得離譜。

我又試了一次。

「貝先生,負責審核論文的小組──你知道的,學校有一整群員工,包含教職員及其他人員等──小組裡每一個委員都會審閱這些論文。五名委員負責審核一百篇、有時甚至兩百篇的論文,各自私下評分,一起坐下來討論這些文章。這是一件苦差事;雖然有時候滿有趣的,而且總是──我是說一年會有一、兩次──讓人覺得備受啟發。總之,我們通常會一同選出四到五名看起來做好準備、前途不可限量或顯然值得我們賭上一把的學生。我們會思考:他們有看清楚題目嗎?有沒有讀懂內容?他們能夠專心上課、聽進老師說的一字一句嗎?他們是否有辦法撰寫具有洞察力或通達事理的文章?寫出完整的文句、段落?是否言之有物?諸如此類的事情。」

「但說真的,」我說,「除了從一百篇論文中挑選出四、五篇佳作之外,我們做了許多的臆測。但是,我們決定複製擇優錄取的一流大學的入學甄選程序,避免在監獄中建立與『外頭』──也就是主要校區──截然不同的入學制度。這也是我們進行面試的原因。面試的用意是讓申請人有額外機會表達與求學相關、有趣、具有見解的看法,一些屬於他們自己的看法。這些意見可能是關於寫作主題、大學、閱讀甚至監獄。畢竟說話比寫文章來得容易。」
他認真地點點頭。

我正在重複自己說了上百次的話。貝先生依然不斷抿著嘴唇。我努力不去瞄牆上的時鐘或手腕上的手錶。我們快要沒時間了。

「好了,」我繼續說,「我們知道你可能對大學感到好奇。你從來沒有上過大學;你只有到大學接受GED測驗。沒關係。上大學原本就該是一段發現新事物的旅程。」
我對這種話感到厭惡。我已經想不出話可說,但仍滔滔不絕。

「探索什麼是學習,了解它對你的意義、它的樣貌、還有它如何成為屬於你的東西。」
他微微點了頭,聽得很專心,等我繼續說下去。

「貝先生,你為什麼想申請這所學院?」
他開口說,「他們,他們……」然後他停了下來。

「彼得,你要知道我不在這裡工作。我和其他老師是以矯正署(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訪客的身分來這裡,試圖在這裡留下最好的印象。但我們的雇主是巴德學院,我們的工作是教學與研究,而在入學審查期間,我們負責來監獄甄選學生。所以,你可以坦白說出你的想法。」

「他們對於更生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他說。
我看著他,抬起眉毛表示好奇。

「『他們』是誰?」我問。
「是啊,」貝先生舔了舔乾裂的嘴唇,但無濟於事,緩緩地回答,「我明白你為什麼會這麼問我。我說『他們』,聽起來就像是指全世界。」
有那麼一瞬間,他臉上似乎閃過一抹真心的微笑。
「我說『他們』,指的是這裡的人,管理監獄的人,也就是CO──矯正署官員──那些公務人員。」

此刻似乎是那天早上他第一次傾聽自己心裡的聲音,並且設想該如何表達,他把我當成訴說的對象。他不但具有自我意識、能夠省視自己的想法,還展現出以我和學院為對象的向外思考方式。

他繼續說,「我猜我說『他們』的時候,不單是指特定的人,也包含『整個體制』。」
他比出引號的手勢。

「貝先生,我每次都會想搞清楚『他們』是誰。有一次我這麼問,一位學生笑了並回答:『小時候,我說「他們」,指的是所有超過五十五歲並住在弗拉特布什註6(Flatbush)的人。』於是我問他:『那現在「他們」又是誰呢?』他嚴肅了起來:『是監獄。』」

我們沉默了片刻,然後我又開口說話。

「我們把實情視為理所當然。我會仔細聆聽自己說的話,留意每次我使用『他們』的時機,而我往往能發現,我說這個詞彙時心裡在想什麼、把什麼視為理所當然。」

貝點點頭,但他臉上沒了笑容,並且嚴肅地說,「你可以看得出一個人認為自己是誰,他認為自己可以往哪個方向前進,」他停頓了一會兒,「還有他覺得自己做不到哪些事情。」
我滿心期待地看著他,等待他的下一句話。
他接著說,「我們對於界線的認知……『我們』和『他們』之間的界線。」

「貝先生,你為什麼比出引號的手勢?」我一邊問,一邊用手指在空中比出引號。他的那個動作讓我非常好奇,但他似乎忽略了我的問題。

「我們可以控制自己的感覺,」他繼續說,「但又不是如此。」
我點點頭。「這可能也不值得我們這麼做。」我說,「我們心中一直都存在著假設、一套固有的理論,用來解讀『他們』是誰,以及『他們』的動機、職權和利益是什麼。」
他點點頭,彷彿在等我說下去。我並沒有繼續。
貝接著說,「我們使用這個詞彙,不只是在指涉『他們』,也反映了我們本身。」
我抬起眉毛,顯得有些驚豔。我很喜歡他的看法。之後,我們又沉默許久,他沒有要說話的意思。我試著延續先前的話題。

「你之前說,他們自己有一套幫助受刑人更生的方式?」
「他們期望你服從,」他接著說,「不只是遵守規定,我的意思是,不只如此,還要遵守基本的社會規範,試圖讓自己變成一個更好的人──不論他們所謂的『更好的人』代表什麼,我想說的是,我有自己的看法,我有主見──,但是……」
他越說越小聲,然後又提高音量。
「我希望有不同的生活,摸索出自己到底可以如何過得與眾不同,在人生中第一次……找到……自己的目標。但是……」
「但是?」
「到最後常常有人試圖控制我,強迫我照他們說的話去做。」

那是我第一次可以沒有壓力地看著他,也感覺可以比較沒有壓力地讓他注視我,以學院代表的身分坐在他前面決定是否要錄取他,而不會覺得尷尬。

「那與這裡的一切都無關,」他繼續說,「我覺得……這是……這是羞辱。這不是教化──他們是這麼說的。『矯正刑犯的行為。』但情況並不是這樣──」他停了下來,陷入沉默,扁薄的嘴唇再度靜止不動。我猜他沒說出來的那個詞是「更生」。他似乎不想說出口,不想用這個詞來形容監獄裡的狀況。

我試著表現出中立的態度,因為我或許有點過於認同他的看法。

「那是他們所謂的更生。」他又開始說話,停了一下,然後繼續。「我知道。我需要改變……」他再次停頓,「我的生活。這所學院,可以讓我變得不同。」

他丟出一個個線索,然後把它們串在一起。「這是不一樣的方式,不是他們的方式。我知道我需要這麼做。看看我,看看我做的一切。但我是做得到的。這有可能是我的出路。我知道我可以。」
我沒有說話。
「我從來沒有像這樣追求過一件事,」他說,「從來沒有全心全意地追求過……我真正想要的東西。對我來說,沒有事情比念書更重要。」

貝沉默了。
他又回到原點,我們快要沒時間了。

後來我才知道,貝在二十出頭時就入獄,根據紀錄,他的罪行並未涉及暴力,而且情節不嚴重。為了那樣的罪名,他已經吃了多年的牢飯。我想,他的案子應該跟許多其他案件一樣都包含認罪協商的程序,或者更準確來說,他拒絕進行協議。因此,聽說法官對他加重量刑。諷刺的是,美國司法會如此嚴苛,是因為它是如此民主──即便稱不上民主,至少也算是民粹主義。這個體制最民主的特色之一,是地方民選的檢察官──也就是地方檢察官──享有高度的自由裁量權,他們將民眾的情緒與意見直接帶入執法過程。美國的公務人員體系中沒有專業的檢察官,他們不具備成本效益分析或風險管理的學識,對每天起伏不定的輿論浪潮視若無睹。顯而易見,人民在政治體制中真正唯一的守護者,是那些站在懲戒制度前線的檢察官們。

就獄中日常生活的層面而言,貝似乎已準備好服從基本規定與行為準則。倘若不是如此,他大可從東紐約懲教所轉到某間管教更嚴格或紀律更嚴謹、而且課程比較少的監獄,基本上,這種監獄通常離城市較遠。然而,貝一直告訴我,他並未準備好完全屈服於監獄內部的遊戲規則,或是在他看來驅使了許多要求的道德觀。他渴望自己有所改變,但同時也反對他口中負責「教化囚犯」的道德機器的許多特性。對他而言,這項制度對於更生的論述與教化的做法似乎會危害他對於改變的渴望,而不是帶來助益。

我相信,申請大學的受刑人都明白,像「巴德監獄計畫」(Bard Prison Initiative,BPI)這樣的作為,實際上是學校與某些監獄人員和高層之間的合作,而且通常是十分密切的合作關係。其實,對於這種合作關係的憎恨,可能讓許多受刑人從來都不提出申請。貝肯定清楚這兩個機構之間的合作,但他更在意自己在這當中察覺到的巨大分歧。我能理解他說的,上了大學,他不但可以反抗這個體制、還能將他的日常生活轉變成此時此地就能戰勝的鬥爭,而這正是他最希望看到的結果。

一瞬間,貝為我解釋了我多年來只在直覺中認定的事情:上大學這件事很重要,有部分是因為它可以展現參與的定義及不同於監獄裡的服從模式。從最廣義的角度來看,這正是為什麼我認為監獄大學是一個重要的政治空間,對於整個國家都會產生影響,即便我們同時也在努力解決這一代過度監禁的問題。我也從不同於貝的有利角度了解到,在此教化體制下,有許多專業人士與官員認為,藉由其他形式的紀律、尊嚴與尊重去幫助受刑人建立其他生活方式,完全是監獄制度的公共使命。

貝帶著熱切的盼望向我訴說這件事,並且表達了對於我長期致力的這項工作的清楚認識。他起初在面試中的茫然、有話說不清的掙扎,透露出他受到某種不同於自己以往接觸過的事情所吸引。就我的了解,他認為進入大學將能讓他遵循他本身可以協助建立的嚴謹紀律;在大學裡,他或許能摸索出融入體制但不屈服於體制的方法。這意味著與其他人一起──也許是他第一次──成就某種脆弱但具有韌性、而且唯有在共同的努力與理解下才能實現的事情。

那天後來,我們決定錄取貝先生。

我在學校攻讀憲法時學到了一個教訓,因此意識到在監獄裡成立獨立文理學院的政治重要性。維克多.奧夏滕斯基(Victor Osiatynski)是一位來自波蘭的人權律師,在波蘭於一九八九年從蘇聯獨立後曾參與國家新憲法的制定過程。我是在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念法學院時認識他的,當時他經常來院裡擔任客座教授。他身材矮小,有著圓滾滾的肚子與紅潤的臉頰,小指戴著一枚鑲有一小顆紅寶石的金色圖章戒指。維克多的研討會以「立憲政府的定義是什麼?」為主題,而他給了一個驚人的答案。他主張,立憲政府不是權力分立、不是奉行法治而屏除人治,或是關於任何我們在學校不曾學到的東西。

維克多表示,「立憲政體是盡可能提供選項的政治形式,而那些選擇既不是屈服、也不是反抗。憲政體制考量這兩種立場,並在它們之間開創一個空間,越寬廣越好」。他的結論是,「這暗示了暴政會限縮差異的範圍,讓人民只有一個令人惶恐卻十分簡單的選擇:不是違抗,就是服從。」

對我而言,這正是彼得.貝申請東紐約懲教所巴德學院課程時所說的話的主要含意。他在尋求一條走出懲戒制度的道路,目的不是逃避現實生活的責任,而是以尊嚴面對這些責任。這也道出了後續章節中許多受刑人的艱困處境。

※ 本文摘自《監獄大學》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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