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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承恩

英國在香港前途問題談判接近尾聲時,就像以往撤出其他殖民地那樣,以民主化為解殖做好準備的計畫。殖民地政府於聯合聲明簽署後的 1984 年末推出《代議政制白皮書》,不料如此就觸碰到中共的逆鱗。中國認為英國是在搞小動作,是想要在主權移交後以另一種方式延續對香港的影響力:在中共的立場看,民主化進程必須由黨國主導,而中共中央在主權移交後必須能夠對香港全盤控制。相等於中國駐港大使的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怒斥英國「不按本子辦事」,要將香港變成「獨立政治實體」。許氏於 1990 年代如此憶述:

這些「懼共」、「拒共」、「反共」情緒,在香港社會瀰漫著。相當多數港人開始希望英國人不要走,中共不要來。後見收回香港已成大勢,又希望英國人多留一點時間;或中國收回香港後,中共不要直接管理,仍由英人管治,或港人自治,以至「國際共管」。

後來,港英政府公開打出「代議政制牌」,「港人治港」又增加了「民主拒共」的內涵──以香港民意為基礎抗拒中國對港事的干預。中英開始談判以來,港人一直希望自己能參加,影響兩國談判,爭取有個好的前景。

英國在談判鬥爭中,採用的「三腳凳」、「民意牌」、「代議政制」等策略,我認為,是英國基於前述港人的情緒,並加以利用;既贏得港人的信任,打擊中國在港人中的形象,又可以增加在談判中討價還價的籌碼。中英在談判鬥爭中,「針鋒相對」,勢所必然。[10]

在 1987 年 4 月 16 日,鄧小平會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香港代表時,重申於 1997 年主權移交後,香港實行的不能夠是西方標準的民主,而必須是符合「中國國情」的民主。他指出:

過去我曾經講過,基本法不宜太細。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我們大陸講社會主義民主,和資產階級民主的概念不同。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權分立,多黨競選,等等……但是我們中國大陸不搞多黨競選,不搞三權分立、兩院制。我們實行的就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院制,這最符合中國實際……對香港來說,普選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即使搞普選,也要有一個逐步的過渡,要一步一步來……

鄧小平更強調香港的自治,不能妨礙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

不要以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來管,中央一點都不管,就萬事大吉了……如果中央把什麼權力都放棄了,就可能會出現一些混亂,損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權力,對香港有利無害……但是如果變成行動,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麼辦?那就非干預不行……[11]

希望香港能進一步民主化的各界人士,於 1980 年代中組合成民主派,他們期望立法局能於 1988 年開放部分議席予全民直接選舉,並以議會全面普選為終極目標。他們亦積極參與兩個市政局及區議會選舉,部分民主派亦以專業身分參與 1985 年立法局間接選舉。殖民地政府於 1987 年發表《代議政制發展檢討綠皮書》,民主派與反民主的共商同盟正面交鋒,一邊積極走到社區宣導民主之善,另一邊卻花大錢買廣告抹黑民主為混亂之源頭。然而,最終頂不住壓力的卻是殖民地政府。最終政府動用誘導式民調,刻意誇大反民主的民意,使八八直選的美夢完全破碎。事件大損殖民地政府的威望,使之被民眾嘲為惟北京馬首是瞻的「跛腳鴨」,在那幾年社會信心直插谷底,數以十萬計的香港人灰心地遷往他邦。[12]不過,即使中國多番阻撓香港的民主進程,民主派此刻仍然嘗試和中共保持友好關係,直到 1989 年那個暑熱的夏天。

在 1989 年春,北京學生為悼念開明派的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紛紛前往天安門廣場。他們很快就將運動的焦點放在自由民主的追求。香港人見北京學生克服種種困難,都不惜一切追求自由夢,因而深深受到打動。在民主派人士牽頭下,逾百萬計的香港人走上街頭,全情投入地聲援北京的「愛國民主運動」。可惜中國當局早就把抗爭定性為顛覆政權的暴亂,並於 6 月 3 日夜間出兵血腥屠城。[13]香港民主派積極幫助學運人士逃出中國,亦繼續聯絡滯留國內的異見人士。為此中共與香港民主派全面決裂,並將他們定性為「反中亂港」的顛覆分子。

帝國崛起下的愛國政治

在 21 世紀第一個十年,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經濟規模上幾可與美國鼎足而立。北京奧運與上海世界博覽會等盛事,令中國愛國民眾持續亢奮。而美國同期又因金融海嘯,國勢一度大不如前。如今中國人不只渴求富強,更期望能超越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歐美民主國家經濟低迷,令中國國族主義者堅信先鋒黨模式的優越性。

此時中國國族主義者產生浪漫主義想像:他們相信在共產黨治下,中國將能繼承昔日東亞大陸帝國的榮光。他們渴求建立以中國為中心的新天朝體系,並將目光放在香港。「中聯辦」研究員強世功在 2008 年撰寫《中國香港》一書,就將一國兩制描述為鄧小平復興帝國的鴻圖大計。[32]雖然強世功對一國兩制的詮釋甚具爭議性,其推論亦為人詬病[33],然而那卻能反映中國國族主義鷹派的想法。

強世功認為,中國於中共治下的國家建構,彰顯了儒家政治倫理的差序格局原則,而一國兩制則是這種政治儒理的體現。香港就如天朝體系下的藩屬國,香港人獲中共這位「天子」的保護和接濟,而反過來就有責任服從中央的主權權威:

這種中心與邊緣、主體與補充、多數與少數、內陸與邊疆的關係,恰恰貫穿了類似父子和兄弟的儒家差序格局原則,它也同樣是國家所遵循的政治倫理原則:邊疆服從中央的主權權威,中央承擔起邊疆安全與發展的道德責任……

國家就是基於家庭這個基於情感而凝聚起來的團體……「血濃於水」等等這些中國共產黨的話語中耳熟能詳的詞語,恰恰是將儒家的政治傳統帶入現代國家建構中。「一國兩制」在這個意義上,更是建立在儒家傳統的政治思考之上的。

強世功未有解釋何以香港人要與中國人有著類似家庭的情感連帶:也許他是種族主義地假設兩者分享著相同的血緣。總之他主張香港人是應該與中國有類似家族的情感,香港人應該愛中國,就像孩子孝順父母那樣。但強世功感嘆香港人並未有盡愛中國的本分,他將之歸咎於英國殖民者的陰謀:

那麼由於 1989 年全球政治形勢的變化,英國在美國支持下試圖扭轉原來的被動局面,採取主動攻勢,即改變中英聯合聲明的「措詞」,改變它的「語氣」,把香港理解為一個國家,通過政制改革的民主化運動,將香港變成一個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或者在中國內部培植出反對和分裂的政治力量。彭定康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推出其政改方案的……若香港回歸後的政治體系變成立法主導,他們的代理人也就自然獲得了特區政府的管治權。

在強世功眼中,六四慘案後蓬勃發展的民主運動,本質上是要香港變為政治實體的港獨運動。在這場港獨運動背後,是由亟欲延續殖民地體系的英國煽動,而民主派就是英美勢力在香港的代理人。這個講法侮辱了追求民主的香港人:難道他們追求民主的心志都是假的?難道他們都只是殖民主義者的傀儡?但在強世功眼中,香港人渴求自由和民主,本質就是叛國,是「人心不回歸」的罪證

長期的殖民教育使得香港的部分精英以臣服的心態對西方世界全盤認同,喪失了對香港歷史進程的客觀判斷力、反思力和批判力。他們在自由、平等和民主這些文化價值上,認同香港屬於英美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中國的一部分……換句話說,在文化價值和政治認同上,不少香港精英內心其實認同英國這個「國」,或美國這個「國」,而不是中國這個「國」。

凡是追尋民主的香港人,都是「港獨分子」,都是中國的叛徒。然而民主派不是很多人都有大中華情結嗎?強世功否定這些大中華情結是真正的愛國。是否認同中共這個中國國族主義的先鋒黨,是否順從於中共對香港的轄制,方是分辨香港人是否愛國的準繩:

在愛國問題上,他們經常會說,他們愛的是祖國的河山和歷史文化,而不是包含國家主權在內的政治實體。這樣的愛國是我們在港英殖民地下的愛國標準,而不是香港回歸之後的愛國標準……在中央對香港擁有的主權從主權權利變成主權行使的過程中,必然要將「一國」從一個歷史文化的建構變成法律主權的建構,這恰恰是《基本法》的重要意義所在。

對中共來講,香港爭取民主的人士都是現實上的「港獨分子」,但《基本法》又有政制民主化的承諾,那麼中共就應當干涉香港的政治,令其對香港的主權得以實踐。中共要拖慢香港的民主進程,爭取時間壯大中國國族主義在香港的力量,令親共「愛國」者能以民主手法管治香港。強世功在中聯辦的同事曹二寶亦有類似的見解,他主張中共應於香港建立一支平行的管治團隊,令香港的自治不會演化為實質的港獨:

自治不能沒有限度,既有限度就不能完全。完全自治就是兩個中國,而不是一個中國……在管治力量上就必然是兩支隊伍。其中有一支體現一國原則、行使中央管治香港的憲制權力但不干預特區自治範圍事務的管治隊伍,這就是中共、內地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隊伍。[34]

「人大常委會」於 2016 年 11 月 7 日再次釋法,對《基本法》104 條名為詮釋實為修法,禁止未能通過宣誓的議員再次宣誓,並將其逐出議會。他們針對的,不只是涉嫌於宣誓時以「支那」一語侮辱中國的梁頌恆和游蕙禎,而是所有反對北京政權全權統治香港的在野陣營:事實上於這次風波被褫奪議員資格的,除了梁游二人,還包括自決派及社會民主派的議員。「人大常委會」副祕書長李飛於釋法後召開記者會,其間之言論雖然令人震驚,但歸根究底還是彈了十幾年的老調:

回歸之前,香港就存在著一股企圖顛覆中央政府、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樣的反動勢力和反對勢力,回歸以後香港出現這樣的情況,始終是這股反對勢力不認同「一國」,以各種所謂包裝的口號,侵蝕「一國兩制」、侵蝕《基本法》,架空人大。你們可以好好看看,這股思潮不是現在出現的,只是過去隱性港獨不敢公開,到現在這些人也不敢公開地打出港獨的旗號,但是它有一個非常險惡的辦法就是挑動年輕人。當然,香港回歸時這些年輕人還沒出生,他怎麼能夠受那個時候的影響呢?我想這些年輕人就受到了這些人的影響,受到他們的灌輸,而且是有組織的灌輸。所以,我相信這些年輕人再過若干年以後,也能看到背後挑動他、教唆他的這部分反對勢力的真實面目,他也會受到教育的。這是就你們講講的所謂港獨問題,這是第二點。[35]

梁頌恆和游蕙禎二人於宣誓時挑釁中國,確實缺乏政治智慧。然而,他們二人之言行,充其量只是一個觸發點。中國一直以來的愛國標準,都是要帝國臣民無條件接受先鋒黨的專權統治。香港人只要對北京政權的絕對權力稍有質疑,在本質上都會被視為分離主義者。即使沒有港獨思潮、沒有宣誓爭議,2016 年 11 月 7 日的劫難,亦很可能會在這幾年以不同的方式發生。以為「愛國不愛黨」就可以避免「觸動底線」,那恐怕是自欺欺人的想法。

早於梁游風波未發生的兩年前,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早已於 2014 年 6 月 10 日公佈《「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書中強調: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固有的,其唯一來源是中央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完全自治,也不是分權,而是中央授予的地方事務管理權。高度自治權的限度在於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特別行政區就享有多少權力,不存在「剩餘權力」……「兩制」從屬和派生於「一國」,並統一於「一國」之內。「一國」之內的「兩制」並非等量齊觀,國家的主體必須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是不會改變的……「港人治港」是有界限和標準的,這就是鄧小平所強調的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制度必須符合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符合香港實際,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體現均衡參與的原則,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特別是要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做為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區域的法律地位,符合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規定,經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人選必須是愛國愛港人士。[36]

也就是說,一國先於兩制、兩制出自賞賜,若有人以兩制來反對中央、抗拒干預,他就是在搞港獨;「港人治港」的港人是擁護黨國的港人,沒份治港是因為你對黨國的愛不夠,而「港人治港」的前提是「黨人治港」,因此還在喊「還政於民」的,就是在搞港獨;而中國模式的民主,是黨國帶領下的參與、是讓親共者更能參與的均衡參與,還在談普及而平等的決策權的,他也是港獨。經歷多年的風波,我們應該清楚中國方面已經肆無忌憚,他們已明言惟有黨國能控制的群眾動員,才是合乎中國特色的民主。真正想要為香港帶來自由、幸福和尊嚴的公民,又豈有可能避過中國那條「不准港獨」的紅線呢?

註釋
[10] 許家屯(1993),《許家屯香港回憶錄》,臺北:聯經出版。
[11] 鄧小平 1993。
[12] Scott, Ian (1989).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Hong Ko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3] 香港記者協會編(1989),《人民不會忘記:八九民運實錄》,香港:香港記者協會。
[14] Roberti, Mark (1996). The Fall of Hong Kong: China’s Triumph and Britain’s Betrayal. New York: Wiley.
[15] Tsang, Steve (1997). Hong Kong: An Appointment with China. London: I.B. Tauris.
[16] 魯平著,錢亦蕉編(2009),《魯平口述香港回歸》,香港:三聯書店。
[17] 蔡子強、劉細良(1996),〈九七回歸前夕的香港行政與立法關係〉,《香港社會科學學報》,第8期。
[18] So, Alvin Y. (1999). Hong Kong’s Embattled Democracy: A Societal Analysi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32] 強世功(2008),《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33] 陳冠中(2012),《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34] 曹二寶(2008),〈一國兩制條件下香港的管治力量〉,《學習時報》,2008年1月28日。
[35] 《中國評論新聞網》,2016年11月7日。
[36] 《「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

※ 本文摘自《思索家邦》,原篇名為〈自主就是分離:中國眼中的香港民主〉,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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