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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邏輯是這樣的:一國先於兩制、兩制出自賞賜

文/徐承恩

六四慘案為香港政局帶來空前的危機,香港人於 6 月 4 日凌晨哭紅雙眼,在電視屏幕上見著冷血的中國軍人殘殺手無寸鐵的民眾。更令香港人坐立不安的,是當日下令殺人的殘暴政權,在 8 年又 26 日後就會變成香港的新宗主。

殖民地政府為挽回香港人之信心,決定落實名為「玫瑰園計畫」的大型基建工程,當中包括把機場從啟德遷到赤鱲角現址。然而,中國卻指責殖民地政府想要在主權移交前耗盡香港的財政儲備。最終經過多場祕密談判後,英國首相約翰.梅傑於 1991 年 11 月訪問中國,與國務院總理李鵬簽署《新機場諒解備忘錄》。梅傑是六四慘案後第一位出訪中國的西方國家領袖,如此使他飽受輿論攻擊。而蘇聯於 1991 迅速崩潰,使英國擔心萬一共產中國亦步其後塵,英國或會於歷史上留下與極權帝國勾結之污名。梅傑於北京受辱後,決定為光榮撤退改變固有政策。他不再信任外交部中主張對中溫和的中國通(Old China Hands),並於 1992 年中派遣曾任保守黨黨主席的親信彭定康為最後一任港督。[14]

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

彭定康履新後,即以改革者的姿態革新殖民地政府的管治風格。他擺脫以往殖民地總督的超然姿態,反倒像民選政治人物那樣走進社區、面對傳媒。彭定康於任內推行公共服務改革,嘗試增加公營服務之透明度、促成問責,制定服務承諾,亦增加了社會福利、醫療和教育的開支。此等改革雖然為民眾的生活帶來實質上的改善,卻招來中國方面的質疑,認為彭定康想以公共服務為幌子榨乾殖民地政府的財政儲備,最終只是想令香港「車毀人亡」。

但彭定康令中國最為不滿的,是他提出要把香港政治制度盡可能民主化。《基本法》規定於主權移交後,立法會中直接選舉的議席雖會逐步增加,但仍有一半議席會由以專業界別及工商界為主的「功能組別」以間接選舉產生。《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規定香港政制須待 2007 年後方能進一步改革,而且改革案要獲得三分之二的立法會議員同意,並獲中國人大常委會批准方能實行。而中國方面亦認為民主只是參與,不是決策,亦因如此香港政治制度必須著重各階層的「均衡參與」:也就是說,被中國視為香港資本主義制度棟樑,又與中共關係良好的商界精英,雖然是只佔人口少數的優勢階層,卻必須能夠在議會中佔較大的份量。

彭定康卻善用《基本法》的漏洞,擴大「功能組別」的定義,於 1995 年立法局選舉引入九個具廣泛選民基礎的新「功能組別」,變相增加議會的直選比例。[15]中國認為彭定康的政治改革方案,既不合「均衡參與」的中國式「民主」原則,亦無視中國於1997年後對香港的絕對主權。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魯平為此大動肝火,怒斥「彭定康方案,我們叫『三違反』,既違反聯合聲明,又違反《基本法》,又違反中英達成的協議。香港若成為政治城市,這將是香港人最大的不幸!」他甚至表示:「彭定康先生將來在歷史上,要成為香港的千古罪人。」[16]

中國延續以往的陰謀論邏輯,認為英國意欲於撤出香港前設下陷阱,甚麼將之與英國於 19 世紀的帝國主義擴張相提並論。比如中共政治局常委李瑞環,就於 1993 年 3 月質疑:

哪有由外國人用槍炮,佔了別國的地方,給別的國家的人講民主⋯⋯民主應是那裡的民來主⋯⋯你應該走,民主應該是這樣的吧,因為你不是這兒的人。

中國於 1994 年 12 月宣佈落實成立臨時立法會,並於1996年1月成立籌備工作委員會。這個委員會除了負責挑選臨立會議員,亦會制定推選委員會的成員名單:推選首屆行政長官及 1998 年立法會部分議員。這個委員會的成員皆由北京委任,亦因此以商界人士及親共派為主,並以「自己選自己」的方式於 1996 年 12 月選出臨立會。而除了民主民生協進會的馮檢基、廖成利、羅祥國和莫應帆之外,其他議員不是商界人士就是親共派,這等同變相於主權移交日褫奪大部分民主派的議員資格。臨立會成立後,即決議推翻立法局於 1995 年選舉後做出的決議:當中最惹人爭議的,是恢復舊版《公安條例》的決議,使警察能以任何理由反對民眾的自由集會。除此以外,臨時立法會亦廢除多條保障勞工權益的新法案。

彭定康意圖通過《基本法》的灰色地帶推動民主進程的努力,最終也不敵 1997 年 7 月 1 日的大限。在那大雨滂沱的黑夜,隨著米字旗徐徐落下、五星紅旗冉冉升起,中國也宣告於這場兩種民主的戰爭中獲得勝利。在主權交接儀式的會場,原為非法組織的臨時立法會水鬼升城隍,其議員在衣香鬢影下宣誓就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失去議員資格的民主派議員,則到立法局大樓的陽台上向民眾發表演說,矢志要於未來重返議會。[18]

帝國崛起下的愛國政治

在 21 世紀第一個十年,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經濟規模上幾可與美國鼎足而立。北京奧運與上海世界博覽會等盛事,令中國愛國民眾持續亢奮。而美國同期又因金融海嘯,國勢一度大不如前。如今中國人不只渴求富強,更期望能超越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歐美民主國家經濟低迷,令中國國族主義者堅信先鋒黨模式的優越性。

此時中國國族主義者產生浪漫主義想像:他們相信在共產黨治下,中國將能繼承昔日東亞大陸帝國的榮光。他們渴求建立以中國為中心的新天朝體系,並將目光放在香港。「中聯辦」研究員強世功在 2008 年撰寫《中國香港》一書,就將一國兩制描述為鄧小平復興帝國的鴻圖大計。[32]雖然強世功對一國兩制的詮釋甚具爭議性,其推論亦為人詬病[33],然而那卻能反映中國國族主義鷹派的想法。

強世功認為,中國於中共治下的國家建構,彰顯了儒家政治倫理的差序格局原則,而一國兩制則是這種政治儒理的體現。香港就如天朝體系下的藩屬國,香港人獲中共這位「天子」的保護和接濟,而反過來就有責任服從中央的主權權威:

這種中心與邊緣、主體與補充、多數與少數、內陸與邊疆的關係,恰恰貫穿了類似父子和兄弟的儒家差序格局原則,它也同樣是國家所遵循的政治倫理原則:邊疆服從中央的主權權威,中央承擔起邊疆安全與發展的道德責任……

國家就是基於家庭這個基於情感而凝聚起來的團體……「血濃於水」等等這些中國共產黨的話語中耳熟能詳的詞語,恰恰是將儒家的政治傳統帶入現代國家建構中。「一國兩制」在這個意義上,更是建立在儒家傳統的政治思考之上的。

強世功未有解釋何以香港人要與中國人有著類似家庭的情感連帶:也許他是種族主義地假設兩者分享著相同的血緣。總之他主張香港人是應該與中國有類似家族的情感,香港人應該愛中國,就像孩子孝順父母那樣。但強世功感嘆香港人並未有盡愛中國的本分,他將之歸咎於英國殖民者的陰謀:

那麼由於 1989 年全球政治形勢的變化,英國在美國支持下試圖扭轉原來的被動局面,採取主動攻勢,即改變中英聯合聲明的「措詞」,改變它的「語氣」,把香港理解為一個國家,通過政制改革的民主化運動,將香港變成一個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或者在中國內部培植出反對和分裂的政治力量。彭定康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推出其政改方案的……若香港回歸後的政治體系變成立法主導,他們的代理人也就自然獲得了特區政府的管治權。

在強世功眼中,六四慘案後蓬勃發展的民主運動,本質上是要香港變為政治實體的港獨運動。在這場港獨運動背後,是由亟欲延續殖民地體系的英國煽動,而民主派就是英美勢力在香港的代理人。這個講法侮辱了追求民主的香港人:難道他們追求民主的心志都是假的?難道他們都只是殖民主義者的傀儡?但在強世功眼中,香港人渴求自由和民主,本質就是叛國,是「人心不回歸」的罪證

長期的殖民教育使得香港的部分精英以臣服的心態對西方世界全盤認同,喪失了對香港歷史進程的客觀判斷力、反思力和批判力。他們在自由、平等和民主這些文化價值上,認同香港屬於英美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中國的一部分……換句話說,在文化價值和政治認同上,不少香港精英內心其實認同英國這個「國」,或美國這個「國」,而不是中國這個「國」。

凡是追尋民主的香港人,都是「港獨分子」,都是中國的叛徒。然而民主派不是很多人都有大中華情結嗎?強世功否定這些大中華情結是真正的愛國。是否認同中共這個中國國族主義的先鋒黨,是否順從於中共對香港的轄制,方是分辨香港人是否愛國的準繩:

在愛國問題上,他們經常會說,他們愛的是祖國的河山和歷史文化,而不是包含國家主權在內的政治實體。這樣的愛國是我們在港英殖民地下的愛國標準,而不是香港回歸之後的愛國標準……在中央對香港擁有的主權從主權權利變成主權行使的過程中,必然要將「一國」從一個歷史文化的建構變成法律主權的建構,這恰恰是《基本法》的重要意義所在。

對中共來講,香港爭取民主的人士都是現實上的「港獨分子」,但《基本法》又有政制民主化的承諾,那麼中共就應當干涉香港的政治,令其對香港的主權得以實踐。中共要拖慢香港的民主進程,爭取時間壯大中國國族主義在香港的力量,令親共「愛國」者能以民主手法管治香港。強世功在中聯辦的同事曹二寶亦有類似的見解,他主張中共應於香港建立一支平行的管治團隊,令香港的自治不會演化為實質的港獨:

自治不能沒有限度,既有限度就不能完全。完全自治就是兩個中國,而不是一個中國……在管治力量上就必然是兩支隊伍。其中有一支體現一國原則、行使中央管治香港的憲制權力但不干預特區自治範圍事務的管治隊伍,這就是中共、內地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隊伍。[34]

「人大常委會」於 2016 年 11 月 7 日再次釋法,對《基本法》104 條名為詮釋實為修法,禁止未能通過宣誓的議員再次宣誓,並將其逐出議會。他們針對的,不只是涉嫌於宣誓時以「支那」一語侮辱中國的梁頌恆和游蕙禎,而是所有反對北京政權全權統治香港的在野陣營:事實上於這次風波被褫奪議員資格的,除了梁游二人,還包括自決派及社會民主派的議員。「人大常委會」副祕書長李飛於釋法後召開記者會,其間之言論雖然令人震驚,但歸根究底還是彈了十幾年的老調:

回歸之前,香港就存在著一股企圖顛覆中央政府、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樣的反動勢力和反對勢力,回歸以後香港出現這樣的情況,始終是這股反對勢力不認同「一國」,以各種所謂包裝的口號,侵蝕「一國兩制」、侵蝕《基本法》,架空人大。你們可以好好看看,這股思潮不是現在出現的,只是過去隱性港獨不敢公開,到現在這些人也不敢公開地打出港獨的旗號,但是它有一個非常險惡的辦法就是挑動年輕人。當然,香港回歸時這些年輕人還沒出生,他怎麼能夠受那個時候的影響呢?我想這些年輕人就受到了這些人的影響,受到他們的灌輸,而且是有組織的灌輸。所以,我相信這些年輕人再過若干年以後,也能看到背後挑動他、教唆他的這部分反對勢力的真實面目,他也會受到教育的。這是就你們講講的所謂港獨問題,這是第二點。[35]

梁頌恆和游蕙禎二人於宣誓時挑釁中國,確實缺乏政治智慧。然而,他們二人之言行,充其量只是一個觸發點。中國一直以來的愛國標準,都是要帝國臣民無條件接受先鋒黨的專權統治。香港人只要對北京政權的絕對權力稍有質疑,在本質上都會被視為分離主義者。即使沒有港獨思潮、沒有宣誓爭議,2016 年 11 月 7 日的劫難,亦很可能會在這幾年以不同的方式發生。以為「愛國不愛黨」就可以避免「觸動底線」,那恐怕是自欺欺人的想法。

早於梁游風波未發生的兩年前,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早已於 2014 年 6 月 10 日公佈《「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書中強調: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固有的,其唯一來源是中央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完全自治,也不是分權,而是中央授予的地方事務管理權。高度自治權的限度在於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特別行政區就享有多少權力,不存在「剩餘權力」……「兩制」從屬和派生於「一國」,並統一於「一國」之內。「一國」之內的「兩制」並非等量齊觀,國家的主體必須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是不會改變的……「港人治港」是有界限和標準的,這就是鄧小平所強調的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制度必須符合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符合香港實際,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體現均衡參與的原則,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特別是要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做為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區域的法律地位,符合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規定,經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人選必須是愛國愛港人士。[36]

也就是說,一國先於兩制、兩制出自賞賜,若有人以兩制來反對中央、抗拒干預,他就是在搞港獨;「港人治港」的港人是擁護黨國的港人,沒份治港是因為你對黨國的愛不夠,而「港人治港」的前提是「黨人治港」,因此還在喊「還政於民」的,就是在搞港獨;而中國模式的民主,是黨國帶領下的參與、是讓親共者更能參與的均衡參與,還在談普及而平等的決策權的,他也是港獨。經歷多年的風波,我們應該清楚中國方面已經肆無忌憚,他們已明言惟有黨國能控制的群眾動員,才是合乎中國特色的民主。真正想要為香港帶來自由、幸福和尊嚴的公民,又豈有可能避過中國那條「不准港獨」的紅線呢?

註釋
[10] 許家屯(1993),《許家屯香港回憶錄》,臺北:聯經出版。
[11] 鄧小平 1993。
[12] Scott, Ian (1989).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Hong Ko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3] 香港記者協會編(1989),《人民不會忘記:八九民運實錄》,香港:香港記者協會。
[14] Roberti, Mark (1996). The Fall of Hong Kong: China’s Triumph and Britain’s Betrayal. New York: Wiley.
[15] Tsang, Steve (1997). Hong Kong: An Appointment with China. London: I.B. Tauris.
[16] 魯平著,錢亦蕉編(2009),《魯平口述香港回歸》,香港:三聯書店。
[17] 蔡子強、劉細良(1996),〈九七回歸前夕的香港行政與立法關係〉,《香港社會科學學報》,第8期。
[18] So, Alvin Y. (1999). Hong Kong’s Embattled Democracy: A Societal Analysi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32] 強世功(2008),《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33] 陳冠中(2012),《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34] 曹二寶(2008),〈一國兩制條件下香港的管治力量〉,《學習時報》,2008年1月28日。
[35] 《中國評論新聞網》,2016年11月7日。
[36] 《「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

※ 本文摘自《思索家邦》,原篇名為〈自主就是分離:中國眼中的香港民主〉,立即前往試讀►►►